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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重读《红星照耀中国》

玛格丽特·斯坦丽

我在1948年2月1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读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只觉得和它相见恨晚。”的确，我那时真希望再早点读到这本书。 　　当我终于开始看这本书时，便爱不释手。夜晚，我在宿舍的窑洞里，就着小油碗里点燃的棉灯芯发出的光亮读着它；白天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一点点暖和明亮的阳光，我就会在院子里一个光线够得着的角落里继续读下去。这本书是我们医疗队携带的一个小“图书馆”的财产，以前一直在队友们手中传阅着，而我过去则一直读着“图书馆”里别的书籍。我们是美国公谊服务会救护队派遣的一支国际医疗队，应邀去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由于该院已于1947年3月中旬人背驴驮地撤离了延安，我们便步行了几百里，在乡村老百姓家的窑洞里，建立一所临时救治伤病员医院。有时，我们的临时医院距战场和伤亡现场非常之近。 　　从埃德加·斯诺在保安采访中国革命的领袖们到我读《红星照耀中国》之间，已经相隔了11年半。斯诺采访后不久，中国的革命队伍就开向东南，进驻在延安。 　　我们这支医疗队已在红色中国巡回了1年。然而，直到我读了《红星照耀中国》，才充分认识到红色中国的历史意义。 　　斯诺对西北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观察，对那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乡土方言、饮食、红小鬼、裹小脚等诸多事物的描写，完全印证了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切身体验。 　　对我来说，他的书是一部辞典，一部百科全书，一部记载我置身其中10年之前中国革命的历史文献。它解答了我许多问题，帮我懂得我们周围发生着的许多事情，因为斯诺写的1936年的情况为我们理解自己1947～1948年间的所见所闻提供了背景材料。他权威性的阐述了那些我当时尚未理解的事情。他一页又一页、一章又一章，不断地列举事实、报道、言论、数字、记录和描写，向读者展现了那些将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使之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物。斯诺把这批传奇式的长征者介绍给了全世界如饥似渴地想了解真实情况的读者。他所写的这些如此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首次把中国革命领袖们亲口说的话传给了外面的世界。 　　斯诺以“洪流”般汹涌丰沛的材料揭示了当时正在发生的历史和已经发生的历史进程。 　　假如没有《红星照耀中国》，那我就无法理解当时翻译给我们讲的那些接二连三的政治、军事行动报导的意义。有了《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不断查阅的参考书，我们便得以追溯过去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从而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形势。这本书也为我们瞻望未来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红星照耀中国》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的天地不限于看到我们每天护理的那些伤病的生命垂危的人的需求。斯诺书中的许多叙述实在是形象生动和栩栩如生，它同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是如此地密切联系。在一段文章里，他这样写道：“美国人并未……做出努力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这真是“说到点儿上了”。我们太清楚不过的是：1947～1948年，对红区的持续的封锁，使得我们极度急需的医药用品运送不进来。 　　《红星照耀中国》还教育我认识学生积极分子在改革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了解到日本、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地的世界革命动运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斯诺通过他的报导把毛泽东的话转达给《密勒氏评论报》的读者，从而以此影响了事态的发展。我还懂得了社会变革的运动规律，即“……政治改革必然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变革”。 　　尽管全书自始至终写的是“以武装斗争进行的起义和革命”，但我却往往倾向于从字里行间领略正在进行的斗争和如何引起人们思想方式的态度的变化。因为这些思想方式和态度的变化将会导致社会变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人民是如此渴望着好日子。 　　在教育、保健、扫盲、艺术、妇女问题和农业等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战斗性的手段取得了很大成果。所有这些重要的方面和更多的方面，在红区得到共产党人的重视。“他们自身的廉洁、正直，高度的爱国热情，以及他们热衷于对民主的实践和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使得他们能不断地唤起人民的责任感，并行动起来。 　　1948年末，我怀着对陕北的山峦、马夫和小米的深刻印象，离开了中国，它们在我碾转于陕北的长长的岁月中，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临别之际，我和斯诺有着相似的心情：“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直到1972年，我才有机会重返中国。此后几次两三个星期的中国之行，延安总是我必去的一站。它激起我决心要更多地了解我1946～1948年曾经生活过的中国。 　　1977年，我开始搜集、研究1935～1949年间曾在中国毛泽东政权区域内居留过的外国人情况。我找到并收集了几十个外国人的姓名、传记和他们的一些著作。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当然是我在收集这个“延安会”的材料过程中重温的书籍之一。 　　有关“延安会”的书籍共有两套。一套现保存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的斯诺图书馆，另一套在中国。对延安时期感兴趣的研究者均可借阅。 　　《红星照耀中国》对“延安会”来说也不愧为一个宝库。借助书中提供的姓名和有关资料，我们找到了不少其它有资格入选“延安会”的人士。 　　1983年和1985年，我有幸两度参加了在密苏里大学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研讨会。每次会上，我都对斯诺这部最享有盛名的代表作的永盛不衰的重要影响有了更多的认识，了解到它的中译本、英文本是如何被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诵读，以及它是如何被推崇为最佳报道文学中的典范。 　　为准备出席1988年在北京举行的斯诺研讨会(尽管那次会我未能参加)，我采访了我所任教的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的中国学者和学生。结果表明，那里1988年时年龄在40岁或40岁以上的人大都在学生时代读过《西行漫记》；年龄在30至40之间的有少数人读过这本书；年龄在20至30之间的读过的人更少。有的个别读过报纸上或课本上选载的节录，然而却没有多少人晓得这本书是何时、何地、如何、为何而写的，尽管他们都认得“斯诺”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个美国作家，中国的朋友，也知道这本书的中文书名叫《西行漫记》，英文书名叫《红星照耀中国》。 　　目前我在延安教英语。1988年9月，当我在延安重读《红星照耀中国》的1972年修订本时，我又一次被深深地感染了。我甚至于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当初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记述中国革命领袖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所有书籍中最有权威的光芒四射的杰作。 　　1972年的修订本中又加进了斯诺对修订本的注释，斯诺后来对毛泽东的访问录，人物小传，文献目录和斯诺在1971年8月写的前言。 　　修订这本著作大概是斯诺在他的记者生涯中做的最后一件工作，因为1972年初，他就去世了。 　　感谢你，埃德加·斯诺！你为世世代代的读者留下了你的遗产——不朽的世界经典名著、迄今为止最罕见的独家新闻《红星照耀中国》。 　　你的书是一个见证，它反映了你求实探索的精神，证明了你履行了你的诺言，向世界准确地如实地报导了中国被封锁地区的情况。 　　你就是一个在恰当的时间、在恰当的地点、进行一项恰当的工作的一个恰当的人。 　　当我们离开中国红区时，我们曾接到请求，要我们向“外面”的人们讲一讲“里面”的情形。 　　没有人能够像埃德加·斯诺那样真实生动地向外界介绍中国红区的情况。 　　我回国时正逢“麦卡锡主义”泛滥，因而我的努力是软弱且微不足道的。 　　即使到现在，我相信继续试图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仍是有意义的——我继续从《红星照耀中国》中学到东西，虽然自我第一次读它至今，已经过了41个年头了。 　　(陈秀霞 马春慧译)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