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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行漫记》的历史影响——代前言

张注洪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的第二年——1936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为《西行漫记》，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英雄的革命业绩。它为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窗口；为国统区人民传递了关于红区和党的政策的信息；为外国记者开拓了采访红色中国报道中国革命的途径；为中美人民乃至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树立了友好交往的丰碑。《西行漫记》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新闻学、史学等)，也不论在问世的当时还是在出版以后，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向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实情况的窗口 　　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问世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走过长达十五年的革命历程，其中包括工农红军经历的反对五次“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斗争。但在此时，反映这段历史的全面真实详细情况的书，几乎没有。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自然难以进行这种撰述；而局外人不了解内情也无从着笔。特别在国外，各国人民山隔水阻对中国无从详知，即使有个别作品，单凭道听途说，也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甚了了。《西行漫记》第一次向世界人民打开了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窗口。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苏区严密封锁，斯诺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前去采访，不但要具有对中国革命的极大热忱，而且要有很大的勇气，准备经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1936年7月初，斯诺终于战胜种种风险，由北平经西安，抵达安寨县白家坪。9、10两日在红军前沿司令部同周恩来谈话两天。后即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6日访问毛泽东，毛泽东向他谈了抗日战争的形势。7月底，斯诺去甘肃、宁夏，访问红军前线。9月20日回保安，23日，毛泽东对他作了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谈话。10月初毛泽东向斯诺又谈了自己的成长及长征的过程。12日，斯诺离开保安，19日经西安，月底回到北平。 　　斯诺回北平后，当即先在美国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继在燕京大学举行报告会，及时传播从红区带回的信息。他一边写书，一边又将已写部分随时以电讯发往外国。斯诺根据朋友们的建议，原拟将书名定为《中国的红星》，后只是因为当美国的出版经纪人海瑞塔·赫茨在给斯诺回信谈及她如何欣赏此书稿时，将书名误写为《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为一疏忽，但斯诺对此书名极表赞成，书名就此定了下来。 　　要考察世界人民从《西行漫记》这个“窗口”中看到些什么，不能不追溯该书的各种印本，包括有关单篇报道文章的问世经过。 　　《西行漫记》开始是以单篇报道文章与读者见面的。单篇报道发表最早的当推美国《亚洲》(Asia)杂志1937年发表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2月号)、《毛泽东自传》(7一10月号)以及关于长征的报道(10—11月号)，并附有朱德、徐特立与南京代表团成员在延安合影；同年美国《美亚》(Amera-sia)杂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8月号)；《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亦刊载了《中共为何要长征》、《中共的工业》(分别载8、9月号)等文。《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刊载报道较晚，直至11月始发表《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11月6日)，文前插有毛泽东照片，文中尚有诸如《东方化的马克思》、《为什么红军得以幸存下来?》、《红色经济》等小标题，这实际上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最初刊布。接着亨利·卢斯把斯诺的附有图片的两篇苏区报道发表于创刊不久的美国《生活》(Life)杂志上①。一时向斯诺高价索取报道图片的报刊，即有多家。除《生活》以一千美元索购苏区图片七十五张外，《亚洲》杂志也买去两张②。此后伦敦的《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在头版上连载了斯诺的报道，并配以大篇幅的照片和有关社论。该报当即提升斯诺为该报远东的首席记者。斯诺因为报道了中国红区，顿时成为“抢先发表独家新闻的新闻记者”③。 　　《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最早的英文单行本，是在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兹公司出版的。当月之内就印刷三次，依然供不应求，至年底即印刷至第五版。11月，美国兰登公司亦竞相出版斯诺此书，预定翌年1月15日发行，但鉴于伦敦版各地争购供不应求等情况，兰登公司则想方设法把出版日期提前至1月3日。第一次印刷一万五千本，三周之内即售掉一万二千本，平均日售六百本，成为有关远东时局最畅销的书籍。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在美国的曾任驻华外交官职务的谢伟思等人以所谓“丢失中国”的罪名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斯诺没有象谢伟思那样当过外交官，也不像拉铁摩尔那样活跃于“太平洋关系学会”。但那时，受调查和被解雇的人都是斯诺的朋友。“在当时带谴责和诬蔑性质的新闻中，埃德加的名字变成一个共同的线索……《西行漫记》的成功现在成了损害他自己的东西”④。《西行漫记》当时在美国印行数十万册，拥有数百万读者，“而现在这本书却只能油印出来，供相对很少几个仍在积极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参考”⑤。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战后《西行漫记》新版是1969年格罗弗出版社(Grove Press)本和1971年费正清写有序言的增订本，特别是中美建交后始得以广泛发行。在这一修订、增订本中，斯诺为新版本增写注释和书目提要。以第四篇第六章的注释来说，就颇为详尽，计八千字，补充了一些涉及李立三错误时期的史实，另外第510一511页还附有《与毛泽东谈话的补遗》，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尽管《西行漫记》的传播和出版也历经波折，但并不因此丝毫降低它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极为瞩目。《西行漫记》一出版，很多著名学者都写了评论。在论及它的价值时认为它是“英文的关于中国苏维埃的最真实的记录”⑥；“现代中国历史研究者的一份主要材料”⑦；“报告文学的杰作”；一部“有吸引力的”、“令人惊异的”、“辉煌的”、“第一流的”著作⑧；在论及它的意义时认为“此书标志着西方理解中国的新纪元”⑨；“多年来新闻工作者的最大的突破”⑩；“一个外国记者谈一个别的国家的最值得注意的一部著作”；“真正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一部著作，它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以后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就连当时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远东问题权威吉尔伯特(R．Gilbert)在《纽约论坛报》上著文，也采纳了斯诺的许多结论，称赞斯诺为“西方论述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11)。 　　世界人民通过读《西行漫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使当时“基本上不了解情况的外界大为惊讶”(12)，感到“书中每一页都富有意义”(13)；通过读这本书，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华大夫等从中受到鼓舞，不顾山隔水阻，长途跋涉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正是通过读这本书，苏联反法西斯的游击队员、共青团员“从中学到许多知识”，懂得如何打仗(14)；正是通过读这本书，缅甸德钦族的抗日游击队组织，把中国红军活动的事迹，用来作为组织农村居民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也还是通过读这本书，美国和世界人民都在思考“究竟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的反军国主义的力量”(15)；斯诺的书推动了美国以至世界舆论重视共产党的力量，接受它为盟友，一起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斗争。由此可见《西行漫记》不仅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是对激励亚洲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增强欧美人民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信心和力量也有重要意义。 　　但是，对于《西行漫记》的评价并不是没有异议的。这异议恰恰最先产生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内部。美国共产党曾以斯诺书中谈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上有错误，因而认为敌视共产国际和敌视苏联共产党，并据此“理由”，禁止美共所属书店出售此书，甚至禁止共产党员阅读此书(16)。德共党员汉斯·希伯(Hans Shippe)也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用“亚细亚人”的笔名在《太平洋事务》季刊上公开批评斯诺，说他错误地传达中国共产党在统—战线时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政策(17)。斯诺对此作了解答，说是希伯误解了他的意思。毛泽东肯定斯诺到陕北了解情况是个创举，并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我们这里的事公布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确为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他是第一个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引线人和铺路人的，我们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18)毛泽东对刘斯诺延安之行和《西行漫记》的充分肯定，有利于《西行漫记》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西行漫记》在战时及战后陆续由英文译成法、德、俄、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朝鲜、希伯来、塞尔维亚等近二十种文字。 　　在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以来随着《西行漫记》的广泛传播，世界人民对该书价值的认识更进了一步。试看一些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是怎样评论的。1968年费正清为《西行漫记》所写的新版序言中再次肯定《西行漫记》第一次记述了毛泽东及其同事的生平，认为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尤其至今日中国国内尚无完整的毛泽东传记的情况下，其意义就更如此。”(19)1970年拉铁摩尔为《中国震撼世界》所写的前言中写道：“《西行漫记》是一部巨著，它的长远的重要意义，绝不仅是由于书中记录了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斯诺是最早描写中国革命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的作家，这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广大阶层民众的衷心拥护。”(20)1971年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一书中更进一步指出，《西行漫记》是“一本出版时间适当、内容适当、题目也适当的书。美国远东问题专家由于听腻了南京政府剿匪的陈词滥调，反而乐于接受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描述。”“斯诺这本书令人信服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它材料来源的可靠性”(21)。斯诺刚逝世，《国会参议院纪录》就发布了参议员富布赖特先生向尼克松总统的报告。报告中说：“斯诺死于总统访华之前夕，是一悲剧的历史巧合。”“1944年斯诺与谢伟思、戴维斯、包瑞德以及在美使馆工作的其他成员为我国政府作出过对中国形势真实可靠的分析。我们的政府拒绝他们的忠告。我们的人民为政府的错误判断付出并还在继续付出代价。”“我毫无异议地赞成将《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斯诺讣闻在《国会参议院纪录》上发表。”这篇讣闻由卡诺(Stanley Karnow)所写，以《斯诺曾目睹红星的升起》为题，介绍了斯诺的生平，并对《西行漫记》作出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论述二十世纪中国的经典著作”(22)。当时除美国官方报刊外，世界各国的重要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和消息。有的称赞《西行漫记》为“几乎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的组织和生活情况的唯一全面的证据”(23)，还有的说“斯诺与毛泽东的交谈，搜集了他写《西行漫记》的材料，这本书从此成为一部中国观代史的经典著作。”(24)这些官方评价充分说明《西行漫记》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大与三十六年前该书初版时比较，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化和提高了。 　　二、为国统区人民传达了红区和党的政策的信息 　　在三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实际上经常处于被隔绝状态，国统区人民很难详尽了解苏区的真实情况；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即使偶有革命报刊登载苏区实况，也难以顺利地到达国统区人民手中。因此要突破种种阻挠，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工农红军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当时条件下，《西行漫记》及其有关内容怎样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见面呢?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将红区和党的政策的信息传送给广大群众呢? 　　《西行漫记》的部分内容最初是在国内英文报刊上公开披露的。当时中国国内有广泛影响的英文杂志，是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由于斯诺曾在该刊编辑部供职(一年半)的历史关系，加之又与主编鲍威尔素有交往，斯诺得以将自己所写的《毛泽东访问记》于1936年11月14、21日分两期在该刊发表；在前一期同时还刊载了他所拍摄的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的大幅照片。自然，版权是售给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的，《密勒氏评论报》也只是转载性质。《密勒氏评论报》刊登此文后，在国统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立即引起了轰动，而在南京则引起惊慌失措”(25)。这篇文章采用斯诺与毛泽东一问一答的形式准确无误地介绍了毛泽东对许多普遍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见解。这些内容后来成为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主要论点(26)。为了便于发表自己的文章和报道，1937年1月斯诺结合几位思想进步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如梁士纯、夏仁德、姚莘农、张东荪、贝特兰(新西兰人)、普鲁伊特(美国人)等创办了英文刊物《民主》(Democracy)。在该刊4月15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后来收入《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5月15日出版的第2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的《人民代表大会》一文；7月8日出版的第5期上发表了访问徐特立的记录《人生五十始》一文，并附徐老的照片。《民主》杂志所刊文章特别是斯诺的报道在知识分子中震动很大。有的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因此，《民主》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它的最后一期还未发行，即遭日本侵略者没收。除上述两种刊物外，上海的《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还发表了斯诺按照共产党人口述语气写的纪实文章(27)和一些照片。 　　《西行漫记》的部分单篇报道文章发表不久，它的中文节译和全译版本即开始秘密出版和流传。1937年3月《西行漫记》英文本出版的同时(甚至更早一些)，斯诺通过在北平的王福时组织翻译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全书计320页，包括了《西行漫记》的部分内容，实际上可说是《西行漫记》中译本的雏形。此书包括三部分：一是以《毛施会见记》(28)为题，约50页篇幅介绍毛泽东在保安与斯诺的多次谈话；一是《红旗下的中国》，编入后来收进《西行漫记》中的十三篇文章，一是《论抗日战争》，即《论日本帝国主义》一文。全书印五千册，一售而空。后为各地以同名翻印出版。1938年1月，在上海租界的十二位抗日救亡人士(29)，在一部分中共党员的领导下，得到斯诺的同意，以“复社”名义，组织翻译和出版了《西行漫记》的中文全译本。斯诺除对原著作了文字上的增删，并增加了为原书所未有的若干照片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斯诺在序中说：“从字面上说，这一本书是我写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30)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关系，中译本没有用“红星照耀中国”而用了较隐晦的“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以作掩护。此书出版后，被抢购一空，后又连印数版，仅上海一地即印行五万本。国内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香港及东南亚华侨聚居地区也出版过重印本和抽印本。仅现在能见到的可概括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地区命名的，除《西行漫记》属全译本重印或重译外，尚有以《西北散记》、《西北新社会》(战士出版社)、《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上海明明书店)、《中国的新西北》(汉口战时读物编译社)、《中国的红区》(救亡杜)，《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以及前述之《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书名作为节译本出版的。二是以毛泽东及其他人物传记命名的，有《毛泽东自传》为书名，其译者分别为汪衡、张洛书、张宗汉、翰青，分别为文摘社、陕西书店、延安文明书店等单位出版，均1937年版；有以《毛泽东印象记》为书名，厉力、白华编译，分别为上海大众出版社(1937)、生活书店(1938)出版；也还有以《红军四杰——光芒万丈的中国新战士》、《第八路军将领印象记》、《红军四讲》为书名，分别为郭文彬、陈仁、佚名编译，一心书店、自强书店、新生出版社出版。三是以长征为书名出版，有《二万五千里长征》，汪衡译，1938年文摘版，《长征(二万五千里)》，赵一平译，1939年版等，总计上述共二十多种印本。 　　在我们了解了《西行漫记》的不同版本亦即传播信息的形式后，来进一步考察它在抗战前夜、抗战时期及战后所起的作用，这可从三方面说明： 　　其一，帮助国统区人民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在《西行漫记》出版前的单篇报道和完整的正式版本中，斯诺采取引用中共权威人士谈话的方式，客观、准确、及时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的路线和政策。这样做，使得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可以看到一线光明，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应，从而对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他发表《毛泽东会见记》产生影响的估计那样：“在这个谈话刊出之前，共产党自己的几个宣言都遭到封锁。但在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袖本人的谈话普遍发表以后，有些有影响的集团就会更加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了。还有不少人开始拥护两党‘复婚’的要求。”(31)应该指出，斯诺有的文章并未采取访问记的形式，是他访问后接受了中共的主张用自己的口气来论述的。例如1938年7月2日斯诺曾著文论证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抗战形势所引起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不但远远超乎日本人的预料，而且他们很早就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32)不难看出，这时他不仅接受了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认识到这种主张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而且还对形势作了较深刻的分析，从而影响了社会舆论。 　　其二，帮助国统区人民了解红区情况，使他们看到了新社会的真实景象。《西行漫记》这本名著的第一批读者，正是斯诺所执教的燕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斯诺带来他自己放大成明信片那么大小的照片约二百张，几本《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打字原稿，大家逐一细看，不忍释手。”(33)当时在燕大就读的龚澎还借去《红星照耀中国》的原稿，由她翻译了几章，在燕大的“民先”中传阅，使中国青年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中国光明社会的真实景象。及至“七七”事变后，《西行漫记》各种单行本在国统区大量发行，很多青年就是从阅读这些读物中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正如宋庆龄所说，斯诺此书“报道了他的发现：帝国主义的御用记者出于主观愿望，多次‘可靠地’报道已经死去的中国革命的领袖们和他们的共产党，虽然遭到惨重的牺牲，已使长征取得振奋人心的胜利，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通过集体努力和斗争的前进的道路。”(34) 　　其三，鼓舞和启发一批批青年走上抗日和革命的道路。以燕京大学来说，曾组织过多批青年去陕北。第一批1937年 4月上旬动身，有张非垢、柯华、欧阳方、陈龙、王向立、朱郡天、李植清、郑怀芝、靳明和赵荣声。在延安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董老、林老的亲切接见，后除将欧阳方留下在延安学习外，其余九人仍回北平搞学生运动。这九人回校后，燕大学生延安访问团组织起来了，又沿着《西行漫记》提到的这条路线前进。当年5月出版的《燕京大学校刊》曾登载《暑期西北考察团来函》(35)，征求同学赴西北各省考察，有特别一组即赴宁夏考察。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斯诺亦离开北平前赴上海、香港和大后方。正如斯诺后来所说：“战争开始以后，我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总有那胁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在有一城市中，教育局长像一个谋叛者似的到我这里来，要我‘介绍’他的儿子，让他去进延安的军政大学。在香港，一个发达的银行家也使我吃惊地作了同样的请求”(36)。《西行漫记》影响之广，可见一斑。还有的青年受了斯诺访问记的影响去了延安，也模仿斯诺《西行漫记》的写法把自己的见闻写了出来。汉口即出版过《活跃的肤施》(肤施即延安，署名任天马即赵荣声)一类的书，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同样也应看到，《西行漫记》的流传乃至其单篇文章或抽印本的发表都受到国民党的查禁和限制。1937年2月，斯诺发出他访问红区的一系列报道，特别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毛泽东的访问记和有关照片之后，南京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当即写信给斯诺表示异议，并威胁斯诺说，国民党政府将对他采取“措施”(37)。斯诺为此曾致函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说明此事：“我关于西北局势的那些报道是容易辩护的。从南京的观点看，可能应该作为例外的是12月13日我的第一篇报道，其中包括了我最近访问西北收集到的相当多的背景材料，有些材料连李先生以前大概也不知道——但我认为南京对此也无从抱怨。因为那篇电讯稿约有三分之二已经被检查官删掉了”(38)。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以删掉斯诺所写报道的三分之二为满足，还明令完全查禁斯诺《西行漫记》及有关单行本共十多种。及至1941年2月斯诺因在《星期六晚邮报》报道皖南事变真相，只好被迫离开了中国。这年8月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交下机密甲字第2742号手令致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内称：“思诺(即斯诺)为共产党在美宣传之书籍及其它短篇之文字，应尽量设法收集，并指派专员研译，使针对其言论，撰以反驳文字，交由我方指定之美国报馆或杂志社发表”，“以纠正其虚伪不实之宣传而正美人视听”。国民党政府就是以所谓“虚伪不实”给斯诺的报道妄加罪名的。 　　从此，在很长时间内，国民党政府一直把《西行漫记》及有关抽印本列为禁书，不准重印和流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印刷条件十分困难，仍多次印行《西行漫记》；除在解放区发售外，还成为国统区人民获得该书的主要来源。当时国统区人民常常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才能读到《西行漫记》，即至今日国统区的台湾，这种情况亦未根本改变。今日台湾同胞同样需要通过阅读《西行漫记》加深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新社会的理解。《西行漫记》仍然是一本现实意义不减当年的不朽之作。 　　三、为外国记者开拓了采访红色中国报道中国革命的途径 　　在斯诺《西行漫记》的启示下，外国记者纷纷访问解放区。最早是他当时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接踵而至；随之不断又有新闻记者至解放区采访，报道中国革命真相。这些记者有的本来就是斯诺的好友，与斯诺联系密切；有的并无很多接触，而在他们前往解放区访问报道时受到斯诺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建国后斯诺重访新中国，他此时的夫人惠勒·斯诺和斯诺昔日友好也在同时及以后多次访华，撰写报道，均可称是在书写《西行漫记》的续篇。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斯诺当时的夫人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及其《续西行漫记》。 　　在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归来后，威尔斯帮斯诺整理了撰写《西行漫记》的全部材料，威尔斯后来回忆道：“当我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一次类似的旅行，收集其他的传记性材料。(39)她遂于1937年4月至 9月沿着斯诺的足迹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写了《续西行漫记》 (The Inside of the Red China)。此书英文本初版1939年由刚达勃戴公司出版，中文版于同年4月由上海“复社”印行，附图 64幅。全书包括到苏区去、苏区之夏、妇女与革命、中国苏维埃之过程、中日战争、八十六人经历等部分。斯诺没有见到朱总司令，《西行漫记》中未能充分写到他，《续西行漫记》则弥补了这一缺陷。其后她还写书三十多本，除《续西行漫记》外，还出版了《中国的民主在发展》、《革命生涯》﹝原应胡愈之约写的三十四个传记，后以书名《红尘》(Red Dust)出版﹞、《中国新女性》、《延安采访录》、《我在中国的岁月》、《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学生运动纪事》(Notes on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等八种，大部分有中译本出版。这些著作有的侧重《西行漫记》写作背景的陈述，有的就是对斯诺写作《西行漫记》时所至地区的重游纪实，有的纯属《续西行漫记》内容的扩写或改编，有的还是当时采访延安的原始纪录。其中《续西行漫记》史料价值较高，其它则次之；但对研究《西行漫记》来说都是值得一读的。 　　其次，是在斯诺《西行漫记》影响下，卡尔逊、贝特兰、爱泼斯坦、福尔曼等人的访问红区及其著述。 　　(1)埃文斯·卡尔逊。抗日战争时期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曾到八路军总部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实地考察，写了著名的《中国的双星》，1940年纽约多德一米德公司出版。他下决心访问解放区是与斯诺的帮助和《西行漫记》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1928年，斯诺首次来华时，卡尔逊认识了他。卡尔逊素来尊重斯诺的忠诚勇气和才智。1937年8月上海抗战爆发，他们均在上海，斯诺向卡尔逊介绍了八路军的情况，说八路军是“一批谦虚认真的人，说话和行动都很谨慎。……逃避责任和拖延被他们认为是大敌，他们迅速而又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问题”。并鼓励卡尔逊：“我相信八路军的领导人会欢迎你前去考察的。”(40)据卡尔逊自称，他听了斯诺的介绍，“兴趣更大了”(41)，当即征得他的上级的同意，准备前往八路军区域考察。他又找到斯诺，请为他具体联系。当时八路军有代表驻在上海。斯诺知道他们与延安保持着无线电联系，于是斯诺委托他们把他写给毛泽东的信用电报发至延安。很快得到了答复：欢迎卡尔逊前往解放区。卡尔逊始得成行(42)。 　　(2)詹姆斯·贝特兰。英国记者，也是斯诺的好友。1937年8、9月间，他和斯诺一起离开北平。他在中国的采访活动始终得到斯诺和尼姆·威尔斯的支持和帮助。贝特兰写有《华北前线》一书，着重记述了抗日初期他访问延安和山西前线八路军的经历。这本书对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已详细写过的材料完全从略，而斯诺未写的特别详述，像关于贺龙的记述就是一例；同时，由于他写作的目的在于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并没有抹杀在其他战线上为国英勇奋斗的士兵们的丰功伟业”。此书出版，人们把它当作《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看(43)。此外他还写有《中国的新生》、《重返中国》等书。 　　(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童年时即来中国，后任美国合众社记者。三十年代在北平与斯诺即已结识，深受斯诺启迪。他后来在《回忆斯诺》一文中写道：“在1936年 10月以后的几个月内，我和一些人有幸听到他讲述新鲜的印象并看到他拍的许多照片，阅读了他写的《西行漫记》的手稿。当时，书中令人吃惊的生动叙述和使人信服的事实向我展现了新世界，就像这本书后来给许多人带来的影响一样。”(44)1944年爱泼斯坦参加中外记者访问团的延安之行，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此书出版，曾被译成德、波、匈等几国文字，在国外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8年2月正在印度访问的斯诺读完此书后立即从新德里致书爱泼斯坦说：“这部书使我了解到许多新情况，我特别喜欢书中谈到的你自己在山西各地参观访问的章节。你出色的旅行和历史、人物和事件融为一体。”(45)这种把“出色的旅行和历史、人物和事件融为一体”的写法也正是斯诺《西行漫记》的主要特色。斯诺对此称赞亦非偶然。爱泼斯坦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参加中共。1983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任中国三S研究会 (现为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 　　(4)福尔曼。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他参加1944年中外记者延安之行后写了《中国边区的报告》一书。书中记述了他在边区数月的见闻和八路军对日作战的事迹，并从所拍千余张照片中选出65幅作为插图。此书1945年出版，当时曾译为中文以《西行漫记》名称出版(1946年1月上海画报公司版)。这本书的优点与《西行漫记》一样，既是实地观察报告又是与各阶层群众谈话的纪录。著名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新共和》1945年3月12日撰文指出：“一般地说福尔曼的纪事是《西行漫记》的续篇。斯诺的书是1937年7月在北平完成的。……他的历史性的报告文学杰作，给对于研究中国革命的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的再版本中，斯诺增加了一个很生动的序文，谈及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所造成的国际反响，另外又一篇精湛的跋文，将事件叙至1944年6月——福尔曼的书就从这时开始。”此书给研究中国内部问题的人以一个清楚的轮廓，“在许多国家中，包括日本、印度和中国自己，这本书曾给几百万青年当作了解游击战的手册”，起了和《西行漫记》一样的作用。 　　与此同时，尚有不少外国记者、编辑、作家如史沫特莱、斯特朗、贝尔登、拉铁摩尔、比森、贾菲、汉森、白劳德、斯坦因、斯蒂尔、托平等人都曾涌向陕北、华中或华北多个抗日根据地，写出了各种形式的报道或论述。一个时期内形成中国“红区热”。但斯诺的《西行漫记》，正如1970年拉铁摩尔所说，“一直被尊为经典著作，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记述忠实、严谨，同时也因为在三十多年前，最早使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就是他。”《西行漫记》一书对“红区热”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 　　再次，以完成斯诺遗愿为己任的索尔兹伯里的采访及其《长征》一书，则同样是《西行漫记》启迪下的直接成果。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与斯诺也是老友，三四十年代任美国合众社记者、编辑。当《西行漫记》1938年在美国出版时，索尔兹伯里就读了它。“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46)尽管索尔兹伯里在第二次大战时期未能前来中国，但他在苏联与斯诺并肩采访过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他俩曾多次交谈，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和“对长征的兴趣”。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写道：“总有一天有人会把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47)斯诺本人就很想写这样一部史诗。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关系恢复，接触开始增加。这时索尔兹伯里就下了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1972年斯诺不幸病逝，撰写长征全部历史的愿望未能实现。索尔兹伯里则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于1983—1984年来中国收集资料。他以红军般的勇敢和坚毅，不顾体弱有病，怀揣心脏起搏器，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妻子夏洛特的合作下，越过千山万水，终于完成了他的“长征”寻访。回来后写出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完成了作者“热望实现斯诺未完成的目标。”(48)索尔兹伯里写《长征》的八十年代与斯诺写《西行漫记》的三十年代，相隔半个世纪，很多长征的当事人也已谢世，给作者访问带来很大困难；但索尔兹伯里沿途寻访，仍然亲自访问到一些参加过长征的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会见了各地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得以多方探索和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问题，使此书成为一本颇具特色的佳作。此书副标题是“前所未闻的故事”，就书中内容对中国人来说未必均属“前所未闻”，可是对于仅读过斯诺《西行漫记》的外国朋友来说，却可以说都是“前所未闻”。更重要的是书中倾注了作者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的崇敬之情，同时对长征中发生的人和事，进行深刻、坦率的剖析。此书在国内外如《西行漫记》一样受到读者的好评。 　　最后还应提到的是洛易斯·惠勒·斯诺和她编的《斯诺眼中的中国》。洛易斯·惠勒虽非记者，但她很早受《西行漫记》的影响，后来又多次来华。洛易斯·惠勒1946年与斯诺初次相见。当时洛易斯·惠勒是一名自称“正在把西部根基移植到繁荣不衰的纽约去的年轻女演员”。洛易斯·惠勒写道：当时“我知道他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这部书我在几年前已经读过。……尽管希特勒、佛朗哥、墨索里尼、裕仁天皇得势和第二次大战的那些年代里，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使自己成为一名百老汇女演员，但《红星照耀中国》就象—部史诗那样使我建立了对中国的兴趣。正因为这一点，我就同这位回国的战地记者结了婚，而且．对国际问题愈来愈有兴趣。”(49)1981年，洛易斯·惠勒根据斯诺生前的书籍(包括《西行漫记》共11本)、信件、笔记等材料，摘编成《斯诺眼中的中国》，将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段时间内最主要的论述和所拍照片都收了进去。其中第九部分为《红星照耀中国，1936》计四百余张图片。这一部分实际是《西行漫记》的缩写。斯诺故去后，她写了《我热爱中国》，为斯诺《西行漫记》所开拓的中美人民友谊之路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为中美人民乃至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国内外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归根到底可说是对中美人民乃至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谊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西行漫记》在三四十年代是美国人民与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精神联系的纽带。 　　在《西行漫记》出版以前，美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一样，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关注的，但一直缺少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对中国工农红军和长征更是很少了解。当然，也有些书面报道可参考。大体不外五个方面。(一)共产主义报刊《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和中共中央在白区的机关报刊发表赞扬红军热情洋溢的文字。一般数量甚少，内容又较简略。(二)进步记者的报道：史沫特莱写过《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报道，系据别人转述，且作了艺术加工，真实感略为逊色。(三)传教士的记载：贵州镇远基督教会主持者法国牧师阿尔弗雷德·勃沙德(Alfred Bosshardt，旧政府外事档案译作波夏德，中文名字叫勃复礼)写过一本《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的中国被俘者的自述》(50)叙及长征片断，因为作者是被俘身分，宗教意味极浓，且仅为一些个别记述。(四)外国使馆官方调查：1932年4月美国使馆官员埃德蒙·柯乐布的《中国共产主义报告》系从汉口当地人士中获知某些苏区情况，再加以汇集，包含不少编者的偏见。(五)国民党官方宣传：国民党报刊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记述可谓“日不绝书”，满是咒骂污蔑，且矛盾百出，很难令人置信(51)，如此等等。以上这些报道或记述都不能满足美国人士对中国和中国革命情况了解的渴望。就在此时，《西行漫记》问世了。正如长期居留中国的著名美国中国学家拉铁摩尔后来撰文所说：“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象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斯诺给我们转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这些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机唱片，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52)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认真读过《西行漫记》。当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将此书向他推荐后他很快就成为“斯诺迷”(53)。罗斯福还曾三次与斯诺谈话。罗斯福所受斯诺和《西行漫记》的影响，表现在：一、增强了对中共的好感和对国民党的恶感。二、答应斯诺提出的支持中国“工合”运动的政策并敦促蒋介石提供资助。三、坚定了对国民党和中共两个政府都给予支持的政策(54)。《西行漫记》不仅有助于美国各阶层人士了解中国，对于“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55)起了积极作用；而且还激发了中国人民在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积极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延安之行(美国记者多人参加)，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都受到延安中共领导和军民的热情接待(56)。所有这些可说是中美友好精神联系的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西行漫记》在战后年代还成了中美人民谋求友谊的催化剂。 　　尽管《西行漫记》在战争时期曾得到美国人民以至当局者的赞扬，但在麦卡锡时代斯诺却因《西行漫记》遭到种种的压力。有些人认为斯诺在受到压力的那几年中会后悔不该写那本知名的《西行漫记》。对于任何这种说法，斯诺只是轻轻地付之一笑。他在致爱泼斯坦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本书的观点和我收集的材料，不仅是正确的和具有预见性的，而且还表明了八路军之所以能打胜仗是由于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因为具有历史根据的、站在进步一边的各种力量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57)《西行漫记》对人民革命力量具有正确的预见性的观察，它在顺利的条件下必然成为两国人民力量之间精神联系的纽带；而当逆境到来、革命力量受到压抑时，它又必然成为恢复革命力量、促进两国人民增进友谊的催化剂。 　　抗日战争后，在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西行漫记》一直作为广大群众和史学工作者学习、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美关系史的重要读物。在林彪、“四人帮”猖狂的年代，革命历史被严重歪曲。他们恣意炮制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妄图代替甚至取缔一切有价值的革命史教材和资料，大量革命史料被禁锢和封闭。中国革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者仍然克服种种困难尽量找到斯诺的《西行漫记》来读。人们相信，斯诺从调查中写的《西行漫记》以及它所体现的中美人民友谊是可以信赖的。也只有在此时，人们才真正体会到这部著作不可泯没的珍贵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中国人民力量的估计，再一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斯诺在美国一度处境困难，十余年与新中国关系被割断。直至六十年代才得以作家身份取得签证访问新中国。他不断撰文写书，一如既往地热情介绍红色中国的建设成就。他的一些主张不但继续得到美国人民同时也逐渐得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肯定。1970年 2月12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对外政府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58)表明美国在外交上准备放弃十多年的不承认中国的政策，转而赞成在外交上承认中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愿望在斯诺的著述中实际上早已提出了。 　　此时，斯诺作为《西行漫记》作者、中国人民的朋友再度访问中国。10月1日他参加了我国国庆二十一周年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2月18日，毛泽东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说，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59) 　　正是斯诺，他首先传出了毛泽东所说的尼克松总统或是以私人身份或是以总统身份去中国都会受到欢迎的这番话。斯诺看到，他长期为之奔走的中美友谊，即将揭开历史性的篇章，他的激动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斯诺本来是要去北京替一家美国杂志报道尼克松的访问的。不幸的是，1972年2月15日，即在尼克松到中国的同一星期里，癌症终于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他临终时说：“我热爱中国。”这可说是他的理想和行为的集中写照。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其中也包括斯诺的终生努力和他著的《西行漫记》所起的促进作用，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第三，《西行漫记》对中美人民友谊和世界和平的发展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尽管经历了种种曲折变化，作为两国人民友谊象征的《西行漫记》却始终是中美人民友好联系的纽带和促进合作的催化剂。今后它必将继续增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中国人民重读此书，可以从中认识到：在国民党反动当局污蔑罪恶多端的“赤匪”已经剿灭，或者即将剿灭，世界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也缺乏正确理解的时刻，斯诺作为一个美国人怀着极大热情，冒着重重危险到红区采访，了解真相；倘没有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同情，没有对中国革命的关切，是不能做到的。《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军队领导人的生平和谈话的真实记述，对历尽长征险阻的英雄们的真诚颂扬，倘没有对中国人民强烈的正义感，没有对中国革命的向往，也是不能做到的。《西行漫记》所表现的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出自一个美国人笔下，它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对旧中国在华居留美国人的整个形象，即除了那种在治外法权保护下传教、比赛马球、参加鸡尾酒会、或者进行金融投机的美国人外，还有一种就是真正关心中国命运的斯诺这样的美国人。中国人民的事业成了斯诺自已的事业。毫无疑义，《西行漫记》将永远激发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美国人民重读此书，同样可以从中认识到：在旧中国除了有一个国民党的“饥饿”、“恐怖”、“屠杀”、“冷酷无情”的中国，还有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殊死“抗争”，赢得越来越多的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直至取得胜利的新中国；而对后者的最初详细报道不是出于中国人而是出于美国人。在《西行漫记》中表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对待美国朋友斯诺推心置腹的谈话，坦率真诚的自述，毫不掩饰的自我批评，也只有一个相信自己并把对方当作知己的人才可能做到。斯诺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直至斯诺最后去世，他的骨灰还按他的遗愿一半留在中国。所有这些，由《西行漫记》本身以及以它为开始萌发的许多事物将永远激发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因此，不论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重读《西行漫记》，都会促成两大民族之间更深刻的了解和更亲密的友谊。不仅如此，由于《西行漫记》所记述的内容具有国际意义，不只中美人民要读它，世界各国人民也在读它。各国人民重读此书，可以进一步了解《西行漫记》所记述的中国革命的最初起源：“红星怎样升起”；有助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和发展世界和平。中美两国人民既然可以通过《西行漫记》架起友好往来的桥梁，难道其他各国与中国人民之间就不能通过它架起友谊与和平的桥梁吗?可以说，《西行漫记》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会使人百读不厌。这部经过半个世纪检验被证明是一部振聋发聩的传世之作，必将日益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结束语 　　在我们对《西行漫记》的历史影响做了初步考察之后，还可进而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西行漫记》为何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历史影响?最重要的是作者十分注重报道的真实性。不论是访问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人的谈话，还是报道中共的方针政策，或者采访具有历史价值的素材，都力求准确。因为尊重事实，他的某些记述，比有些自命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家的认识更符合实际。作者将访问材料先用英文记下，然后译为中文并请被访问者改正后再译为英文。经过多次反复，这些报道即可避免产生很多错误。其次作者有敏锐的历史洞察力。斯诺当年并非“红党”，也无意做一“红党”，但中国的现实，红区的人民和军队是一所学校，它教他懂得是非爱憎，使他最终得出的结论不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他写道：“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而且它“必然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这是何等深刻的预见!三是作者具有浓郁的文采和表达艺术。他记述的人物，无论外貌、心理、个性乃至生活细节都栩栩如生，可读性强，使人爱不释手。《西行漫记》兼有历史书籍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书籍的艺术价值，以至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浩繁著述都望尘莫及。《西行漫记》能够风靡半个世纪之久，绝非偶然。 　　第二，我们怎样对《西行漫记》的历史影响作出总的评价呢?最好还是从当时和后来的国外学者对《西行漫记》所作的评价说起。不少外国学者在论述《西行漫记》的历史影响时作了各种比喻。有的将它与《马可波罗游记》相比，可能因为两书作者都在中国居留十余年，都走遍中国的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都写了标志西方了解中国新纪元的不朽名著。有的将它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比，可能因为哥伦布与斯诺都为“东方的魅力”所吸引，都为到达目的地走过艰苦的历程，都发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新世界”。有的将它与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相比，可能因为两书都记述了世界现代最伟大的历史事件，都作为一个异国人把自己与别国劳动人民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又都把自己的遗骨或部分骨灰留在别国。所有这些比喻都不算夸张，都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人们理解《西行漫记》的历史影响。但任何比喻难免都有点局限性。实际上《西行漫记》比《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全面，观察更加尖锐，描述更富于文采；比哥伦布，就不仅限于发现“新世界”，而更着力于描述这个“新世界”，创造了不朽的精神成果；比《震撼世界的十日》在纪事方面则具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跨度。《西行漫记》已经对中国革命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进程，特别对中美友好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还会不断经过实践的检验，对它做出进一步的认识和新的评价。 　　第三，在这部产生过长远历史影响的名著《西行漫记》发行五十周年之际，我们面临哪些应该完成的任务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加强对《西行漫记》的研究，要探索中国革命历史的人物固然应该研究它；如果不了解作者以耳闻目睹的事实介绍的共产党、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革命根据地的真相，不了解领导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伟业的中国领导人的事迹，是谈不上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要探索中美关系和中美人民友谊的人固然应该研究它；如果不了解这部书怎样为中美人民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又怎样为中美关系和中美人民友谊的发展起了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就不配谈到了解中美关系史。就是每个中国和世界的人民，一切正直的人们同样也应该研究它；因为它曾在广大群众政治上面临抉择，思想上陷入苦闷的情况下，鼓舞了人们斗争的勇气，增强了人们胜利的信心。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人民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思想和力量。《西行漫记》是伟大中美人民友谊的结晶，它与一切彪炳千古的名著一样，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销声匿迹，而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焕发不朽的青春。 　　(1988年6月) 　　①这两篇报道的题目是《首批游动无定的中共党人的照片》(载《生活》1937年1月25日)，《占据中国西北的中共军队》(载《生活》1937年2月1日)。 　　②《我在小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 　　③《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46页。 　　④《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3页。 　　⑤同上。 　　⑥诺曼：《论中国的几本书》，《美亚》1938年2月。 　　⑦皮克：《关于“红星照耀中国”的评论》，《美国历史评论》，1938年6月。 　　⑧詹韦：《东方红》，《民族》1938年8月号；卡曾斯：《书籍中的世界今日》，《当代历史》1938年2月号；爱特丽：《中国共产主义者》，《新政治家和民族》1937年11月6日，马洛赖：《红星照耀中国》，《大西洋月刊》1983年5月号。 　　⑨卡特：《评<红星照耀中国>》，《太平洋事务》1938年3月号。 　　⑩拉铁摩尔：《中国共产主义者》，《耶鲁评论》1938年夏季号。 　　(11)吉尔伯特：《中国这个国度迄未为我们所知：第一个关于中国红军情况的真实报告》，约纽《先驱论坛报》1938年1月2日。 　　(12)谢伟思：《关于埃德加· 斯诺的一些个人回忆》，《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48页。 　　(13)赛珍珠：《亚洲书览》，《亚洲》杂志1938年3月号。 　　(14)斯诺：《人民在我们一边》(People On Our Side)英文本纽约1944年版，第288页。 　　(15)拉铁摩尔：《中国震撼世界》序言，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16)参见《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中国新闻出版社1968年版第345页；又见费雷特·爱特丽：《蒙难的中国——国民党战区纪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17)《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1938年第6期。 　　(18)《红色中华散记》，哈佛大学出版杜1957年版第2部分第3节。 　　(19)费正清：《西行漫记》序言，该书1968年英文版。 　　(20)拉铁摩尔：《中国震撼世界》前言，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21)休梅克：《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英文版第66页。 　　(22)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Proceeding and De—bate Of the 92nd Session，Vo1．198，Feb．16，1972。 　　(23)克瑞斯特朗·苏尔萨：《斯诺之死》，载《洛桑》杂志1972年2月16日。 　　(24)法新社1972午2月15日电讯。 　　(25)《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1958年纽约版第183页。顺便提及斯诺的报道文章(英文)是在此后三个月才在美国《亚洲》杂志发表的。 　　(26)《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中有此文章的全部译文。 　　(27)即《红军与西北——共区访问者目睹记》载《大美晚报》1937年2月3、4、5日。 　　(28)斯诺当时曾用中译名“施乐”，故有此称。 　　(29)参加翻译工作的为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郭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共十二人。 　　(30)《西行漫记》序言，三联书店1979年重译本。 　　(31)《西行漫记》，三联书店重译本1979年版，第352页。 　　(32)《关于日本战略》，《密勒氏评论报》，1938年7月2日。 　　(33)《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87页。 　　(34)《纪念埃德加·斯诺》，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6月号。 　　(35)《燕京大学校刊》第9卷第34期，1937年5月25日。 　　(36)《斯诺文集》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216页。 　　(37)斯诺1937年2月4日致国民党南京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的信，英文打字稿影印本。 　　(38)1937年2月6日斯诺致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的信，译文转引自斯诺：《陕北之行的自述》，载《新闻战线》1979年第6期。 　　(39)《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国际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40)埃·福·卡尔逊：《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41)同上。 　　(42)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98页。 　　(43)萨空了：《北线巡回》(即《华北前线》)序言，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版。 　　(44)《光明日报》，1982年2月14日。 　　(45)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83页。 　　(46)《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47)《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1页。 　　(48)《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49)《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卷首第1页。 　　(50)此书1936年12月由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 　　(51)李林：《一位先于斯诺著文介绍中共与红军长征的外国人——勃沙特》，《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4月。 　　(52)见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53)迈克尔勒·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一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5页。 　　(54)参见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部分。 　　(55)《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56)参见《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57)爱泼斯坦：《回忆斯诺》，载《光明日报》1982年2月14日。 　　(58)《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 　　(59)同上，第215页。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