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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断

路易·艾黎

那是一次从北京出发的慢慢腾腾的旅行，时间是在一九二九年夏天。我们的列车由敞篷货车组成，旅客全都拥挤着坐在地板上。连年内战使机车和车皮破烂不堪，仅到张家口就走了整整一天一夜。在列车后面加挂了一节官员专用车厢。我是利用度暑假期间去为华洋义赈会搞修建运河工作的。从北京起一路上狂风暴雨，水顺着破车顶往下流。我穿着一身揉皱了的卡其布衬衫和短裤走在站台上让衣服吹干，样子一定显得很狼狈。在站台上，一大群乡下人中间，一个身穿洁白的西服上衣、衬衫和短裤、腿着白色长袜的外国人发现了我，并且走过来和我攀谈。我回答了他的问好，他以为我是个白俄，对我说：“你英文讲得很好。”我告诉了他我是谁之后，他邀我到后面那节“要人”车厢去，说他是作为交通部副部长的客人在作旅行视察，并且问我是否可以搬到他们那节车去，那儿还有一间空房。副部长看了我一眼，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一建议，于是我又回到了我的乡下人的车厢。埃德加·斯诺和我的初次相遇，发生在他来到中国满一年的时候。 　　从北京到运河工程指挥中心所在地总共要走四天。我一到就开始工作。埃德加则同总工程师一道在工地转。在火车站的邂逅标志着我们友谊的开始，一直到他从北京来到上海，这种友谊日益加深。此后他便动身长途跋涉去会见红军了。埃德(埃德加·斯诺的爱称。下同。)在北京也没有闲着。他在燕京大学讲授新闻学课，把他在北京的家作为进步学生开会的场所，同时搜集现代的中国作品，为他的《活的中国》一书准备资料。这本书中前七篇小说是翻译鲁迅作品，鲁迅对这本书相当感兴趣，可惜直到这位伟大作家去世时书还没有出版。一九三三年埃德出版了他的《远东前线》一书，记述了东三省事变经过及其对北京的威胁。尽管当时中国一片混乱，他仍写道：“在许多难以看清、却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人远比其他东方人先进，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而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他们身上。这样你就会懂得在今天的表面变化下面，有一种真正的、然而缓慢的历史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将逐渐加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种从封建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而这是顺应历史之必然的。”埃德在开始把握住中国的形势。 　　有个要求传来上海，希望派出一名受过训练的西医和一名诚实的资产阶级记者到红军那儿去。在上海考虑这一路旅行的形势时，埃德开始有些疑虑。马海德大夫先前已经去过，但是没能通过西安。是否还会发生同样情况呢?到保安去的一条路既长又要经过土匪大批出没的地区。红军的一部分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道已经到达陕北，并同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但对他们的情况了解不多。然而宋庆龄打消了他的疑虑，使他知道了这次旅行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一回当埃德和马大夫出发时，没有遇到阻挠。在西安一切顺利，红军驻在那个城市的代表刘鼎作出安排使他们前面的路畅通无阻。当漫长的旅程结束，周恩来亲自前来欢迎，毛泽东同他开始长谈时，埃德的情绪十分高涨。保安当时虽属县城一级，却比一个黄土高原的农村大不了多少，但是埃德从领导和普通战士身上汲取了红军某些精神。他们说起他们记忆犹新的长征故事时表现出的那种近乎泰然自若、实际上是英勇卓绝的豪迈气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是他到达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他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保安结成的友谊在后来的年代里一直保持了下来。 　　抗战开始后回到上海，我时常见到他。他常在星期天来同我一起吃午饭，我也到他住的麦特赫斯脱公寓同他一起喝茶。那时我对虹口区和杨树浦区许多中国工厂遭到狂轰滥炸十分沮丧，不知如何着手在未沦陷的内地建立某种工业。参加谈话的佩格·斯诺忽然说：“必须有一些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合作社。你们应该动手发起一个建立这类合作社的运动，给人们一个机会自救和救亡!”我说我曾写过许多有关在内地搞工业的可能性的材料，我愿把它们同这种在非敌占区发起一个建立一连串的小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想法协调起来，重新写一下。我当夜把材料写成，交给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了几份，第二天下午送给埃德去过目。我们一起又作了修改，然后连同几张被炸毁的上海工业的照片，由埃德一并送给了《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印成小册子，随即在上海各界人士中间散发，这就导致了上海“工合”促进会的成立。埃德的公寓里有一个邻居是英国使馆的官员，他拿了一份给正要动身赴武汉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大使在那儿成功地把这个想法介绍给抗日领导人，特别是宋美龄和端纳。与此同时，我们随时把情况通报宋庆龄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这一切的结果是，我把我在上海的工作交给了别人，去武汉开始制定这一计划，而埃德则去延安为他的第二本书《为亚洲而战》搜集材料，同时在那里推动“工合”思想。我们在武汉又见面，讨论了事情的进展。很明显，任何给“工合”的外国基金都会被国民党官僚所攫取，那时外汇是热门货，因此，埃德跑到香港筹建一个国际委员会，由陈翰笙博士任秘书，需要时他可以把基金汇来。宋庆龄通过她的弟弟宋子文弄到了我们在东南地区开始工作所需的资金，后来我和埃德一道，到菲律宾的碧瑶去了几天，为在安徽新四军地区建立合作社筹募基金。他当时正在为结束他的《为亚洲而战》一书辛勤工作。 　　珍珠港事变后，埃德到印度、苏联旅行，主要是为他的书《人民在我们一边》搜集材料，后来回到美国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工作。他也想办法使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在南斯拉夫出版，后又出了英文版。他为《八月的乡村》一书写了介绍，这本书对西安事变前在西安的东北军影响极大，同时继续给美国杂志写文章。一九六〇年他应邀重新访华五个月，那次访问后写出了他的八百页的《大河彼岸》一书。一九六五年他又来了一次，但是由于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他考虑有关那次访问的书最好等一等再出版。一九七〇年，当中国同美国开始了新的关系阶段时他再次来访。那是他的最后一次访问，他带来一架很有用的手提式打字机给我作礼物，这架打字机自那时起十二年来一直随我旅行各地。他对中美关系可能改善的事态发展十分高兴，他为中国是第一个脱离莫斯科的霸主统治、制定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共产党大国感到欢欣鼓舞。但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了，因为在一九七二年我正在新西兰作演讲旅行时，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他的老朋友马海德大夫当时同他在一起，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原载1982年2月13日《光明日报》)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