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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斯诺

爱泼斯坦

每当我想起埃德加·斯诺，他那棕色的卷发，爱尔兰族人顽皮的笑脸，亲切和好奇的眼神，就立刻浮现在我眼前。他的表情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怀着乐观和深情看待世界，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只看到世界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要探索并验证出他所耳闻目睹的一切——他不愧是凡事都要看证据的密苏里州人。一旦他认准了某个真理，他总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为了这个真理应该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他不仅迫切希望观察和分析事物，也迫切要求捍卫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并把自己这两种迫切心情传达给读者。 　　我和他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初，当时他住在北平，而我则住在天津。在这之前，有人曾经给了我他的第一本书《远东战线》，要我写一篇评论登在我所工作的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纸上，我读后深深地为该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所感动。因此，在一个周末，我从天津乘火车到北平去找他。他住在燕京大学附近海淀的一个四合院里，那时他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当时，我只有十八岁，比斯诺夫妇整整小十岁，而且是个陌生人。但是在他们面前，我很快就毫不感到拘束。他的头一个妻子叫佩格(正式名字是海伦·福斯特·斯诺)。就在那个短短的下午便有不少人来找他们，其中有燕京大学的中国和美国教授，还有不常与西方人交往的莫斯科《真理报》的记者加特曼。显然，斯诺家经常高朋满座，因为他们夫妇不拘礼节，交际很广，又很好客。来访者有的是闲谈，但也有为工作而来，他们家的桌子和椅子上堆满了书报和手稿。 　　这是我多次周末拜访他们的第一次。不久，我发现来访的客人和以前那些人不一样了。到了一九三五年夏天，斯诺一家搬到城里，他们住的地方后来被拆毁，建成了现在的北京火车站。这个时期，他家的客人多是中国青年。特别是在一九三五年底，斯诺夫妇已深深地卷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日本、争取民主与团结抗战的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事实上，许多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都在他们家召开会议。 　　当时一群群学生到南京去抗议政府推行的政策，当他们在天津等候换车时，有些人就带着斯诺的介绍信到我的住处作短暂的休息，并准备继续乘火车南下。 　　后来，斯诺对中国红军所在地的西北进行了访问，这在当时是保密的，但后来却轰动了世界。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和一些人有幸听到他讲述新鲜的印象，并看到他拍的许多照片，阅读了他写的《西行漫记》的手稿。当时，书中令人吃惊的生动叙述和使人信服的事实向我展现了一个新世界，就象这本书后来给许多人带来的影响一样。 　　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和相继而来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在此期间，我在斯诺家里阅读了目睹这一事件的史沫特莱和詹姆斯·伯特伦的来信。这些见证人的叙述使我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及其意义。 　　在那些日子里，斯诺夫妇以惊人的勤奋工作着。他们一方面忙于出版《西行漫记》和其他文章，另一方面又积极着手在北平创办和出版英文杂志《民主》。新西兰人伯特伦，美国人伊达·普鲁伊特和斯宾塞·肯纳尔德等中国的朋友也参加了该杂志的创办工作。斯诺也请我为该刊写文章，并且作为该刊编辑部成员去北平参加会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平不久被敌人占领，杂志的出版工作便停止了。后来，斯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敌占区的工作，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包括象邓颖超那样的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同志和急于奔赴武装斗争前线的青年学生。在那些日子里，他有时到天津找我，让我在天津协助一些同志寻找安全住处，并把其他一些人转移出去。 　　总之，是斯诺使我与爱国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联系，是他使我与象史沫特莱那样的外国进步人士结识，是他使我了解到正在发展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是他介绍我阅读毛泽东、宋庆龄和鲁迅的一些文章。没有斯诺，我会更加在黑暗中摸索。没有他，我就不会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去，或许根本没有机会在那些紧急的日子里贡献出我微薄的力量。如果没有他，我后来生活的整个道路也可能会是截然不同的。 　　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初，我作为合众社的记者转到了武汉工作。斯诺委托从北平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卡尔森捎了一封信给我。他在信上介绍说，这位军官热情、正直，反对日本侵略，并要求我把他带往八路军办事处，因为他希望到游击区去。我就这样照办了。八路军办事处也为他去游击区的事作了安排。事实证明，斯诺对卡尔森的评价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卡尔森对在敌后进行活动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无论在士气或战斗力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所见所闻的影响之下，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影响之下，以及在美国的史沫特莱(当时她活动在斗争前线)的影响之下，在许多方面都形成了进步的、反法西斯的观点。回到美国以后，他所作的生动的汇报也引起了罗斯福总统(他们之间有私交)的高度重视。后来，当美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在态度上变得暧昧起来的时候，他便退出了军界，而把他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并通过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直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出力。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美国与日本交战，他再次入伍，并在这场战争中成了美国的一名战斗英雄。 　　一九四五年战争胜利后，卡尔森脱下了军装，担任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由美国人所组成的组织，它反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站在反动派一边对中国的内战横加干涉。卡尔森是主张同中国的新兴力量建立友好关系的，他的这一主张一直坚持到底，至死不渝。在斯诺的帮助和影响下，许多美国人都象卡尔森那样，赞成同中国建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 　　在抗日战争的头四年中，我曾两次见到过斯诺。第一回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当时他来武汉进行为时短暂的访问。第二回是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这段期间，地点在香港，他是从菲律宾飞到那里去的。他去菲律宾是在中国的大片领土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的时候。他为什么非去那么远的地方不可呢?这就与国民党有关了。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再度表现消极抵抗，而与此同时，却在积极准备把内战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它对斯诺既不发给签证，也不发给记者证，在这种情况下，斯诺只得远走他方。但是，即使离得这么远，可他并没有中断对中国情况的报道，而且，还继续采取其他各种办法来为中国人民的事业效力。在马尼拉，他同爱国华侨和反法西斯的菲律宾人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为中国的工业合作社和解放区的医院筹集资金和各种用品，这些物资都是通过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运往目的地的。同盟的领导人就是斯诺的老朋友宋庆龄。 　　一九四一年斯诺返回美国，次年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他这次是以驻印美军司令部随军记者的身份来华的。他在重庆只访问了几天。蒋介石政权对具有同样身份的其他记者都提供了方便，而对他却没有。尽管如此，他仍给各国思想进步的朋友们写介绍信，并要求我代表他向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进行联系。 　　为了更好地说明我所了解的埃德加·斯诺的情况，还是让他通过他所写的一些信件作一点自我介绍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里，虽然我曾在纽约会见过他几次，而且我们还在一起玩过一些时候，但是我和他之间主要还是靠通信来联系的。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再度去新德里进行采访活动。在那里他写了一封信给我，其中谈到了我写的那本当时刚在美国出版的《中国革命尚未成功》，他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赞扬。同他对待一切朋友一样，他也把他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和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在这里我引述两段如下： 　　第一段，直到今天还有历史意义。他说： 　　“我注意到了你在书中提到我在一九四五年和罗斯福(美国总统)之间的那次会晤以及罗斯福对我说的那一席话。罗斯福说，他要‘对中国的双方进行调处，直到它们都坐到一块为止。’你对这个谈话所作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他的确打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阶段)把军援直接送交八路军，而不光是建立一个观察基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为他曾经谈到过‘亲自进行接触’的种种困难，同时，他也不知道共产党人是否能够在沿海某个地方搞一个基地，要是能够的话，运来的补给物资就可以交到那里去了。其次，他还谈到了卡尔森(即美国将军埃文斯·弗·卡尔森，此人曾在抗日战争初期访问过解放区，并对那里产生了深刻印象)，建议让他来进行联系，负责作出安排，以便把物资运给八路军。可他又告诉我说，他虽已建议这样做，但是他的这个派遣埃文斯的计划却遭到了将军们的否决。他们把卡尔森看成是个‘赤色分子’。”这一段话提供了一个铁证：战时合作最初是怎样提出来的，随后又是怎样遭到破坏的。 　　他的第二段话证明了他继续热情地主张美中两国在一个真正新的、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一段对我们(纽约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人员)来说，既是一个鼓舞，又能使我们加强团结。这个委员会反对美国同国民党站在一起对中国进行干涉，因为这样做将破坏美国和中国新兴力量之间的战时关系的良好开端。 　　“艾培(爱泼斯坦的爱称——编者)，继续这样好好干下去吧。不久以后，我还要和你们一起合作呢。现在我相信，只有美国人民迅速觉醒起来，把在国内和对外政策上没有充分实行民主的情况加以纠正，才能避免另一场灾祸……” 　　我是在一九五一年回到中国来的，此后好几年，我们彼此都没有通过信。他到欧洲去了。一九五八年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到他在瑞士的新家。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表明：他对中国的感情一直没有变，仍在继续不断地为寻求建立一个良好的美中关系的可能性而努力。 　　他在信中说：“中国在物质建设和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的，有关这些情况的报道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有机会讲学或进行演讲的时候，我要尽量利用我所了解的这些事实。” 　　在谈到有关美国的情况时，他说，“最近两年，在一些对外交事务深表关切的人当中，日益感到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是不现实的，是建立在对中国大陆情况不切实际的幻想上的。虽然如此，但他们也没有制造有力的舆论来要求改变这一政策。” 　　有些人认为斯诺在受到压力的那几年中曾失悔不该写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对于任何这样的说法，他只有轻蔑地付之一笑。他在信里这样写道：“这本书的观点和我所收集的材料，不仅是正确的和具有预见性的，而且还表明了八路军之所以能打胜仗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国内具有历史根源的、站在进步一边的各种力量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斯诺的另一封信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写的，这是在他对解放了的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以后。当时，他刚写完那本效果很好的《大河彼岸》，而中国国内，则刚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信上写道：“接到你的来信，很高兴，特别是从信上了解到华北平原的春季作物长势很好、丰收在望的好消息，更令人振奋。”他对美国报刊破坏中国形象的报道，觉得应该予以回击。他说：“这里的报刊都在继续大登特登饥饿、绝望这类消息。”他又抱怨说，从中国那里甚至得不到一个有关农业情况、钢铁生产和一般工业发展的全国性数字来作为批驳各种谣言的有力事实，在这些谣言中，有一条是说中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二。” 　　除了写书、写文章而外，斯诺还从事许多别的活动来澄清公众的视听。他说：“我这次(在美国各地)旅行期间，共作了三十八次讲演，大部分是在高等院校讲的，但也对一些座谈会、男子俱乐部、妇女俱乐部发表过谈话。所到之处，听众都(对中国情况)表示很感兴趣。”跟平常一样，他对这些听众也作了分析。他说：“当前一个带普遍性的情况是，一般都不了解中国的真相。我曾被伯奇分子(约翰·伯奇社团是美国五十年代的一个法西斯团体——译注)包围过几次，还把我的几次讲演也给取消了。虽然如此，但他们只占少数，而且并不是很有力量的。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真正表示支持的人，实在寥寥无几。但是，也没有出现要求改变这个现行政策的有组织的行动。(美国的)投票人在政策问题上，既无力量进行控制，也没有发言权。”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的一封来信说明了斯诺的另一个侧面——虚心和自我批评精神。他写的那本《大河彼岸》完成以后，我提醒他说，书中有些差错，除了在一张地图上出现了一个错误外，正文里头还有一些。 　　斯诺在给我的回信上说：“地图上的那个错误……已经在新印的版本上改正了。”又说：“我简直不能想象，我的眼睛怎么让这么大的一个差错也给滑过去了，很可能是地图送来的时候，我们正忙着干许多别的事情。这个情况也是造成其他一些错误的原因。你给我举出来的差错，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得以在美国所印刷的第五版上以及在所有译本上(目前的译本有法文，德文、瑞典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和日文等六种)都作了改正。” 　　他还经常关注中美关系的脉搏。他说：“我根本没看到有任何迹象要对杜勒斯的远东政策进行重新审查，我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他们在贯彻执行这个政策的方法上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安抚日益强烈地批评美国政策的舆论，同时企图把保持目前这种隔绝状态的责任推给中国。” 　　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给我的一封信里，他对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所采取的主动态度表示热情欢迎。他说：“北京要求就核武器问题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是一个积极的、值得肯定的行动，如果这个建议得到采纳，就能促进远东的和平前景。”接着他又对超级大国的反应表示怀疑，并说，这是一个“大问号”。 　　同年九月，他已作好计划重返中国。当时，由于美国奉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美之间的新闻记者进行互访自然受到阻挠。因此，他以什么身份来华，就存在一些困难。但是，他仍然在探索各种可行的办法。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然而，在信的结尾部分，他又跟往常一样，轻轻松松地开了个玩笑。他这样写道：“我的想法是，此行不用美国新闻记者的名义，而是以‘国际人士’的身份出现——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世界科学艺术研究院的一个成员了……我既然不是科学家，那就只能作为艺术家去了。《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准会把这作为一则新闻登出来的……我很理解，在这个时期的客观形势下，要对一个美国人的来访表示欢迎是困难的，你说呢?我知道，你并不是外交部。” 　　一九六四年，他终于来到了中国，而且还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后来他写信告诉我，各地报纸都以十分显著的地位刊登了这次会见的情况。他写道：“我相信，除了苏联和美国以外，从英国到澳大利亚，以及法国、意大利、荷兰、斯堪的那维亚、非洲、加拿大、墨西哥等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都刊登了。” 　　在自己的国家里，长期受到压抑的斯诺的声音，这时也以其他各种方式引起了回响。他满怀高兴地对自己所写的《西行漫记》发表了意见。他说：“这本著作在美国无声无息地沉睡了这么多年，现在一下子却变成了畅销书……。很显然，这是由于年轻人在政治上进行‘考古’研究的结果。他们开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炸弹究竟会给谁敲响丧钟?我给支持联合国的大学生联谊会的秘书写的那封长信已在全国的学生报纸上刊登了，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一九六六年七月，正当中国拉开了混乱年代序幕的时候，他从瑞士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对中国形势的焦虑之情。他说：“从这里所能得到的消息来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很难加以解释的……人们只能凭着超感官的感觉来进行工作，而我的这种感觉又不太灵敏……”。 　　尽管这样，斯诺还是继续尽力向全世界报道有关新中国的情况。他说：“我拍的那部纪录片已经完成了，可以放映八十分钟，大约有四分之三是彩色的，配有音响、音乐和说话声……，这部片子的名字叫《四分之一的人类》。” 　　到了一九六七年底，斯诺和美国的一些有觉悟的青年站在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战争的运动。他在信中写道：“越南问题使我们的思想感情，甚至我们的某些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目前，我正在给一个叫‘抵抗’的组织做点事儿(这个组织是一个反对美国进行侵略战争的团体，它对那些拒不应征入伍的青年给予支持)。这个组织是我帮助在美国建立起来的。现在，它所进行的活动都搞得很好……。正在越南经受教育的这一代年轻人……所能感到满足的除了推翻现行的各级权力机构而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写的。信上说，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他就清楚地看到了美国在越南所进行的冒险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他又这样写道：“华盛顿还没有承认……这个失败的结局。不管怎么说，它还没有公开承认……。” 　　至于中国，由于当时林彪和“四人帮”位居权要，炙手可热，所以，尽管斯诺很想来华访问，但却一直被拒而不纳。他痛心地写道：“我已认识到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看成是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尽管我所写的东西，在细节上还有许多错误，尽管有些话说得直截了当，不大中听，但是这些都是实事求是、情词恳切、独立思考、寻求真理的新闻报道。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做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对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的。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 　　他一如既往，襟怀坦白，心直口快。他在精神上所蒙受的深沉伤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同样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诚恳地表现出了他的尊严和信念。实际上，即使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气焰嚣张、谣言四起、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时候，中国也并没有抛弃斯诺。一九七〇年他回到了中国，而且，就在那年的国庆节，他还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同斯诺谈过一次话。后来，斯诺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在那次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对他说，在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这两年中，反对他到中国来的那些官儿们“是一帮极左分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夺过外交部的权。但是这些人都早被清除出去了。” 　　很久以来，斯诺一直抱着这样一个愿望：在他的故国——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起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可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友谊。斯诺这次来华访问，对这个愿望的实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斯诺还写了另一本名叫《漫长的革命》的书。他写这本书时，已经患了胰腺癌。可是，为了促进美中关系的建立，他不顾痛苦的折磨，顽强地带病工作。这本著作是在他逝世以后由他的忠实的妻子和助手洛伊斯帮助完成的。在斯诺病势垂危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了一个医疗小组去进行救护。这个医疗小组的到达，使他感到了很大的温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这就是埃德加·斯诺的长征。他的步伐是跟随着中国人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一同前进的。斯诺的长征，还包含着他为争取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为了使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获得广泛的了解，为了争取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斯诺还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经受了许多挫折。由于华盛顿在政策上的倒行逆施，使中美两国隔绝了二十多年。然而历史的力量终于迫使它改弦更张。客观事实终于证明了斯诺是正确的，证明了那些反对斯诺、贬低斯诺的人是错误的。谁要否定或者企图扭转斯诺所开辟的尊重中国并平等对待中国的这条道路，都是做不到的。不管什么人，如果他硬要这么干，那他就要破坏国际关系中已取得的进展，不利于世界和平。这样的人，不仅将在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遗臭万年，而且还会为漫长的历史潮流所淹没。 　　(原载1982年2月14日《光明日报》)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