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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一切为了反顽战争的胜利——顽固派以惨败而告终

穆欣

“晋西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一直关注山西反投降派斗争形势的发展。12月初，阎锡山军进攻晋西地区新军的枪声一响，中共中央军委便在12月6日向全党通报事件详情的电报中指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同时指出：“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扩大化。”“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稍后，党中央又在23日对时局的指示中，指出阎锡山“已在晋西南公开发动讨伐新军的战争，并积极准备在晋西北发动这个战争。所有这些，均带着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准备投降的性质。”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意退让。” 　　尽管这样，在晋西我军坚决打击旧军的同时，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不要走得更远，中共中央还在继续向阎锡山调停晋西事件。1939年12月20日，彭德怀为此到达秋林。彭德怀会见阎锡山时，直率地告诉阎说：“你要依靠牺盟、决死队，才有前途；如果依靠反动势力顽固势力，那你就要当‘空军司令’。”阎锡山慑于彭总的凛然态度，沉默无语。彭总进而严正警告说：“你若把牺盟会、决死队搞垮了，那你跟共产党也就做不成朋友了，蒋介右也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对阎锡山的高级将领，彭总也是这样说明利害关系，要他们劝告阎锡山悬崖勒马。当时阎锡山执迷不悟，听不进彭总的劝告。山西旧军进攻新军的事件继续扩大，孙楚勾结当地蒋系国民党军在晋东南大打出手，赵承绶对晋西北新军的进攻也已箭在弦上，大战一触即发。所以中共中央在另一封电报中指出：阎锡山的方针已经确定，秘密勾结日寇，公开勾结老蒋，继续反共反八路军及新派，巩固晋西北，夺取晋东南。蒋介石已令八路军退往太北地区。张砺生过延安时曾电阎锡山，愿为调解人，阎拒绝和平调解。 　　1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一二〇师主力日夜兼程赶回晋西北。并令彭三五八旅接应决死二纵队和晋西北支队北上。31日，中央军委再次来电，指出目前形势，阎锡山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以后，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陕甘宁边区及华北与各个区域的联系，将牵动华北全局，这是关系全党的重大事件，为了胜利进行这一斗争，指示要求彭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立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准备战斗。要求彭绍辉、罗贵波率领所属部队援助决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严防旧军袭击他们。要求贺龙、关向应立即到晋西北指挥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反击旧军的军事进攻。 　　12月27日夜里，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在与叛军苦战二十天后，从柳林(离石)一带，突破离军公路日军封锁线，进抵临县以南招贤镇地区。——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及政卫旅(二〇九旅)在晋西南地区经过半个月的激战，击溃顽军两个旅。由于弹药短缺，地区狭小无法迂回，经中共中央同意转移到晋西北。 　　决死二纵队等部进入晋西北的行动，震撼了晋西北的顽固军。赵承绶根据阎锡山的命令，当天即在兴县部署：迅速在临县集结军队，阻止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同晋西北新军会合，以白儒卿骑兵第一军八个团在白文镇、寨上村、开府及方山一线，阻拦晋西北我军南下，并威胁驻在岚县韵晋西北区党委和彭三五八旅领导机关；以郭宗汾第三十三军六个团在临县以南阻击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等部继续北上。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西北区党委于12月30日在岚县史家庄召开军政干部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山西旧军实质上已成为叛军，阎锡山已下定反共投降的决心，但当他还没有公开投敌以前，仍要继续争取他进行抗日。根据这个方针，成立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治委员。续范亭对当前局势的逆转感慨万端，他非常痛心地说：过去我们太客气了。明知秋林会议以后，顽固分子活动猖獗，要对我们下毒手，“突击队”要“突击”我们，“精建会”要“精建”我们，“敌工团”要“敌工”我们。赵承绶破坏暂一师，破坏决死四纵队，而我们始终为了团结，为了统一战线，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付他们。我们已做到了仁至义尽。为了自卫，战斗吧! 　　这次会议，还同时讨论决定了我军的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以决死四纵队第十八团等部进占兴县，摧毁岚县等县的反动政权，并控制黄河渡口黑峪口，确保我军和陕甘宁边区间的交通，以工卫旅(二〇七旅)、暂一师及彭八旅一部，分别监视北面保德等地的顽军和各地日军的动向；以决死四纵队的四个团，暂一师的一个团，在彭八旅的支援下，由彭绍辉指挥南进，迎接决死二纵队，晋西支队等部北上。 　　1940年1月2日起，续范亭指挥各部开始向赵承绶、郭宗汾部顽军反攻。从2日到10日，经过连续作战，击溃了骑一军向北的进攻，我右纵队肃清了寨上、阳坡、白文镇的顽军，左纵队肃清了马坊及方山县城的顽军，将顽军压缩于临县城附近。暂一师第三十六团和决死四纵队第三十五团，1月3日在阳坡、寨上战斗中，歼灭了骑一军主力步兵三团，击毙数百人，俘团长以下近千名，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时决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已经进至静乐西南米峪镇地区，袭击了顽军暂一旅，歼灭了近千人，击毙了该旅旅长薛文教，以后即开至方山县同晋西北我军会合。经我军连续打击，赵承绶已退缩到临县城内。为了取得反顽固派斗争的全面胜利，讨逆总指挥部决定以决死四纵队等为右集团，决死二纵队等为左集团，合攻临县县城及其周围的顽军。 　　异常的劳累、严寒的气候，使续范亭的肺病和肠胃病复发了，咳嗽、气喘、连续低烧，不停地折磨着他。吃不进饭，睡不着觉。但他顽强地忍受着沉重的病痛，日以继夜地指挥作战。彭绍辉、罗贵波和新军各部的首长，都关切地劝他爱护身体，不要太劳累了。他感谢大家的关怀，但又恳切地说：这次反顽战斗，是为了坚持抗战，为抗日武装打开一条出路；是一场关系着生死存亡的战斗，我一时一刻也不能放下工作。这样，他密切注视着自己的部队，及时了解火线上的进展情况。他听到有些部队的战士们在雪地上赤脚作战的时候，心疼得流下眼泪；当前线的胜利捷报传到总指挥部的时候，他又表现出无限的欣慰。 　　我军正准备向集结在临县县城及其周围的顽军进攻之际，中共中央军委派滕代远总参谋长到达晋西北，组成晋西北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八路军、新军作战，处理军事行动问题。滕代远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接应决死二纵队等部北上，把旧军赵承绶等部赶出晋西北，以汾离公路为界，完全控制晋西北；将晋西南留给阎锡山，给他一个活路，争取团结他继续抗战。 　　1940年1月10日，由滕代远统一指挥，我军向盘踞临县县城的赵承绶、郭宗汾两军发起总攻。右集团决死四纵队等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彭八旅，自白文镇沿大川南下，直趋临县；左集团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等部，从方山、圪洞向临县进攻，协同右集团夹击该顽军。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东渡黄河到碛口地区配合作战。1月11日开始，右集团攻占窑头；12日，左集团攻占蔚峰村；右集团又在击溃顽军一部后攻占吴家湾、南庄阵地。我军经过连续战斗，迅速逼近临县县城。这时，临县地区的顽军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他们所盼望向晋西南顽军的增援也未到来，遂陷于惊恐混乱状态。13日晨，我左集团晋西支队一团三营和二团、决死二纵队六团会攻临县城东康家沿附近的指火圪塔制高点。这里是拱卫临县的最后一道防线，地势险要，敌人筑起高垒以重兵踞守，经过我军奋勇攻击，出其不意，突入敌阵，顽军溃乱，我军连续夺取十三个山头，溃敌当被压入城内。总指挥部及时命令右集团各部从北面猛击，协同左集团攻取临县。13日夜，赵承绶、郭宗汾率部弃城逃窜(一路经宣宜沟、清凉寺；一路经三交镇向南溃退)。14日午后，我左右两集团在临县胜利会师。这次战斗，俘顽军副师长郭如嵩以下二千多人，获得赵承绶印钞所的全部人员和机器，缴获军用物资甚多。 　　叛军越过汾离公路南逃。我军一部跟踪追击，1月16日追至招贤镇、田家山，歼其后尾一部；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碛口地区截住旧军一个团，歼其四百多名。逃敌丢盔弃甲，极其狼狈，在离石和中阳城的日军掩护下，越过离军公路南逃。骑一军、三十三军“在仓惶夺路中，受到新军的追击和地方民众的威胁，越过军汾线时，已溃不堪，骑兵军竟自相惊扰，完全瓦解，赵承绶所兼管的省府第二行署各员属，山西省银行分部金柜，以及赵的妻子等等都丢失了。赵只身跣足逃到中阳山头，不禁北望涕零①。郭军(指郭宗汾第三十三军)亦有半数以上的重大散亡。这两个部队以后跑到隰县才勉强收容起来。”(陈长捷：《1939年晋西事变的前后》) 　　阎锡山原先对于他在晋西北的力量估计过高，一直认为他在晋西北占有绝对优势，打起来准能得手。所以他的原定计划是要赵承绶、郭宗汾两军死守临县，等待陈长捷、王靖国所部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越过汾离公路北进，合力“消灭”晋西北地区的新军和八路军。其后的事态所以有此突变，使战事未能按照他们原定的“计划”进展，除了我军的强大攻势锐不可当，阎锡山还另有其难言的“苦衷”。据当时指挥山西旧军发动晋西事变的阎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事后说，惯于玩弄所谓“守点攻击战法”的阎锡山，早已令其参谋处作出以十九军、六十一军越过军汾线会合赵承绶、郭宗汾两部“消灭新军于临县城附近的计划”。由于“阎锡山惴惴于胡宗南的趁机相迫，修改了这个计划”。山西旧军于12月初发动“晋西事变”后，“当六十一军离开吉县向蒲(县)北前进时，在乡宁已南出进击日寇于稷王山的胡宗南属李文九十军也调头回到乡宁，且依胡宗南的指令，以支援‘讨伐叛军’和对临汾日寇的戒备为名，续向吉县移动。反动派是尔虞我诈的，阎为此踌躇顾忌，就令十九军和六十一军停止于中阳、离石一带，以观望形势。”及至决死二纵队越过军汾线，赵承绶、郭宗汾集结临县地区待援，准备按原定计划与新军决战时，阎锡山“要胡部的李文九十军开进石楼方面和六十一军会合，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统一指挥，北进临县。因此与胡宗南商议，而胡更其狡猾，表示同意此项计划，但要再派两个军过河进入阎区来接代六十一军的原防地，理由是为了加强李、陈军的后方，防备日寇乘机入侵。这显然是要动摇阎锡山的立脚根本。于是阎锡山决定放弃兴临地区，突命赵、郭军立即南撤；并命令六十一军等部克日返原防地。这样就阻止了李文军的北展。”(《1939年晋西事变的前后》)当然，即使没有胡宗南的这一番“干扰”，如果阎锡山按照他的原定计划行动，依然会以更大的惨败而告终的。 　　1940年1月16日，毛泽东、王稼祥打电报给北方局，指出晋西北新旧斗争，我们已大体胜利了，晋西北必须全部控制在我手。这时，在临县城内召开了庆祝晋西南、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会师及反顽胜利大会，欢庆抗日军民在这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反顽斗争中所取得的光辉胜利。 　　不久，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主力，由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统一指挥晋西北的八路军和新军。2月初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集结十四个团的兵力，准备在阎锡山发动新的进攻时，相机反攻晋西南。同时派出部队北进，肃清盘踞在河曲、保德、岢岚等地的杨集贤、白志沂部顽军及游击第三师侯光远部。在这次反击赵承绶、郭宗汾部叛军的战役过程中，晋西北各县的旧政权及公安武装也先后被我全部摧毁。至此晋西北的顽固势力全部肃清，这一地区全部为我占领，开始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 　　在我军胜利进行的这次反顽军自卫战争中，为我军取得胜利，为粉碎蒋阎发动的反共高潮，续范亭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这场严峻的反顽斗争，充分地说明了续范亭在革命紧急关头，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极其残酷的以战争方式进行的阶级斗争中，他具有何等正确坚定的政治立场，不愧为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模范战士。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的时候，原想对续范亭等新军领袖和新军部队加上“叛逆”的罪名，将新军统统“消灭”，以恢复他在山西的一统天下，巩固其山西的宝座。可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低估了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结果他的如意打算，化为一枕黄粱。“偷鸡不着蚀把米”，结果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一无所获。正象范亭所描绘的：“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经过这番较量，阎锡山不但未能消灭新派，自己却损兵折将，地盘大为缩小，他也就没有多大本钱冒然向日军妥协投降了，直到抗战结束，他一直困居于晋西的一隅之地。阎锡山虽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直到晋西事变发生三年以后，他还不知反省悔悟，竟然还向中外记者团大放厥词，颠倒是非，仍然诬蔑山西新军为“叛逆”，将他一手炮制的这场内战的责任推到新军领导人身上。续范亭无法抑制胸中的愤慨，于1944年8月16日抱病写出了《三年不言之言》，对阎锡山的谎言痛加驳斥，阐明了“晋西事变”的真相和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 　　“至于他们说新军是叛逆的话，我现在也可以解释一下。今天的世界，是民主与独裁斗争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是民主与独裁斗争的中国，今天的山西，是民主与独裁斗争的山西，同时又是抗战与投降斗争的山西。所以与日寇和衷共济的独裁者认为，凡是主张民主与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人，都是叛逆，因为他是站在他个人权利和勾通敌人的立场上说话的。” 　　1940年1月，山西新派全面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进攻。这次阎锡山企图消灭新派势力而发动的晋西事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正确解决晋西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在这次反顽固派斗争中，我军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就一方面阻止了顽固派的妥协投降，使它不敢任意妄为；另一方面，使斗争适可而止，不至于扩大事态，以利团结抗战。通过这次反对顽固派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山西新军和晋西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展了进步势力，同时使得阎锡山及山西旧军未敢公开投降日军，粉碎了蒋介石投降分裂的阴谋，孤立了顽固势力，从而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其后，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曾就山西新派对华北抗战的贡献及其在同旧派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末，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又说：“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山西新派的成功，是统一战线中左派的成功。”② 　　①赵承绶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山西阎锡山军野战军总司令，1948年7月16日，在山西榆次县小常村被人民解放军俘获。经过学习后，他愿立功自赎，曾在太原前线给阎军写信喊话，次年4月并受解放军派遣进入阎军要求入城谈判和平解放太原(敌方拒赵入城)。1952年，人民政府委任他为中央水利部参事。1966年10月1日病故于北京。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二六一——二六二页。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