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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三章 在斗争中整党建党，迎接建设高潮 第五节 反对“五多”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52年10月，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结束。马文瑞通过运动的实践认为，“三反”运动的重点放在了集中火力“打老虎”、反贪污方面，对于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方面的问题，虽有揭露，有的也作了处理，但反得并不彻底。不少干部认为官僚主义是思想作风问题，算不了什么，于是许多问题甚至工作上的重大失误也给自己扣个“官僚主义”的帽子应付过关。实际上对“官僚主义”给人民事业造成的危害，并无深刻认识，因此批判、纠正得很不够。” 　　11月，西北局兼管农村工作的马文瑞指示西北局组织部派干部到基层单位、农村调查研究。组织处处长崔光等人到咸阳、兴平调查时，发现农村区、乡、村三级政权中，严重地存在着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机构多、干部积极分子兼职多的“五多”现象，使基层干部不堪重负，疲于奔命，便专门对此情况作了详细调查统计。如：咸阳一区丰胜乡，两个月接待了民主建政、清理旧贷、整顿妇联、镇反摸底、整顿互助组、建立邮路等6个工作检查组，都要求基层干部立即配合。县上的银行、卫生院、水管处、供销合作社、新华书店等业务单位也直接给乡上下命令、发通知，召开乡干会，布置任务，索要报表等。乡上应接不暇，只好“谁来跟谁转”，搪塞应付，甚至弄虚作假，严重影响了公粮入仓、整顿互助组这两项中心任务。一区共有20名区干部，4个月累计外出学习、开会365天。7月至10月，平均每月收到上级公文报表75件，最多的一个月收到120件，内容琐碎重复，有的毫无意义。加上催要时间紧急，区乡干部根本来不及调查统计，只好胡编乱造。群众讥讽说“村长哄乡长，区长哄县长，一直哄到党中央”。有的乡各种委员会、代表会就有48个，一般的都有30多个，村一级的也有20多个，组织机构繁多杂乱，工作互相推诿，真正的重要事反倒没人干。丰胜乡原来表现很好的28个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中的9人，共兼职98个。最典型的是模范互助组长鲁桂兰，共兼任村、乡、县、专署、省级17个职务，平均每年开会100多天。由于外出开会太多，既耽误生产又没时间干家务，曾被丈夫打得几天下不了炕，为此她丈夫被县公安局关押了4天。丈夫沮丧地说：“家里出了劳模，我蹲黑屋子!”村里人讽刺道：“鲁桂兰积极得没鞋穿(没时间做)，她爸(公公)吃不上饭，男人的衣裳破成汗夹(袖子掉了)，地里的草比庄稼高。”该乡另一个积极分子刘文发，兼任互助组长、民兵中队长等十几个职务，1951年参加冬训四十余天，他领导的互助组没有人管垮了台。想参加别的互助组，人家嫌他脱产多，不愿意要。不少基层干部、积极分子苦恼地说：“组织批评群众骂，老婆娃娃没好话”，“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崔光等同志把调查材料送给了马文瑞，他看后觉得问题严重，联系他从其他地区调查材料中看到的情况，觉得这不仅是关中一县一乡的情况，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简直乱套了!还能干什么工作，搞什么生产!他指示崔光等再深入调查一次，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如何改变这种局面等问题，下功夫分析、挖掘一下，并要求崔光和地委、县委商讨解决的办法。马文瑞看了第二次调查材料后，又询问了一些情况，当天晚上，他对调查材料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综合整理，列举典型事例说明“五多”的危害和对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马文瑞在调查材料中指出，造成“五多”的原因，一是县级以上各级领导机构对下级缺乏统一和集中的领导，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二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工作浮夸，脱离实际；三是党的领导薄弱、涣散，对政府工作和业务部门监督不力。同时对如何解决“五多”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定稿后，以西北局检查组的名义，于1952年12月上报中共中央。 　　1953年1月5日，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全国开展了“新三反”运动。已担任西北局副书记的马文瑞领导了西北地区的这次运动。 　　马文瑞认为，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顾群众利益，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现实中的一切坏事、丑事都几乎可以从官僚主义中找到根源。鉴于旧“三反”对官僚主义揭露和处理得不够的教训，他决心到基层调查研究，摸清情况，为制定政策和作出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那时，物质条件很差，组织部干部下乡或到基层去，既没有汽车，又没有自行车或骡马代步，同志们自己背着行李铺盖卷跋山涉水，每天步行数十里。马文瑞也经常到各调查组检查指导工作。 　　从调查研究的情况来看，西北地区党政机关和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非常严重。3月17日，在西北区一级机关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马文瑞作了题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报告。他列举了大量事实，痛斥这三种坏风气给党和国家，给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比如村、乡干部到农民家强行搜缴公粮，对缴不上的农民开大会斗争、戴高帽子游街；强迫农民加入互助组；明明有河水浇灌之利，却逼着农民打井，迫使农民在渠岸上挖个干窟窿灌上水充数；干部不管土地土壤情况，一律派销步犁，许多农民花钱买来用不上，只好挂在墙上，讥讽为“挂犁”；村乡干部随便抓人、捆绑、拷打；税务干部把没缴税的群众集合在太阳下曝晒，不许回家，不许上厕所，屎尿都拉在裤裆里；把一般干部都难读懂的《列宁选集》、《反杜林论》摊派给农村小学生；要求乡政府填报当时连见都没见过的拖拉机台数，填报消灭蚊子、跳蚤的个数等等。谈到这些荒谬绝伦的怪事、蠢事时，马文瑞严厉批评说：“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把许多本来应该办好的事情没有办好，把许多本来不该办坏的事情办坏了!”有些做法简直“和国民党一样恶劣”。 　　使马文瑞更为愤怒的是，个别公安部门不做深入调查，仅凭主观臆断、怀疑猜测就随便抓人，大搞逼供信，把无辜群众打成“重大罪犯”投入监狱。当该案在外县已被侦破，案情大白后，案发地的法院仍把无辜者判处死刑，人为地制造重大冤案。马文瑞气愤地说，这种草菅人命的行为，其性质是反革命、反人民的!这是明知故犯，严重的违法乱纪。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将这些群众所痛恨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并清除出党和政府机关，造成重大损失和恶果的责任者应处以死刑。 　　中共中央收到西北局关于“五多”问题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批转邓小平、邓子恢、彭真等同志传阅。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西北局关于“五多”问题的报告，并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代电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地委、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代电指出：“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利益的问题”，“五多”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1953年内，在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 　　代电还指出：“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街道)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解决之。”最后要求：“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① 　　1953年6月27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真克服农村工作中的“五多”现象》的长篇社论。 　　中央的电报指示，对西北局的领导和负责“新三反”运动的马文瑞来说，无疑是一个鼓舞。更加坚定了马文瑞结合“新三反”解决“五多”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马文瑞要求西北区各级党政机关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广大群众的批评意见，将自上而下的自我检查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要求切实加强机关干部的群众路线教育。他还根据向中央报告“五多”问题中提出的解决办法，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一是自上而下地整顿各级党、政、人民团体的领导和归属关系，克服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二是从组织制度上切实解决统一安排，控制工作任务，精简公文报表，节减各种会议，精简乡村机构组织及爱护积极分子，使其减少兼职(限制主要职务一，兼职不超过三个，每月误工不超过五天)等五项措施；三是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与监督，克服官僚主义；四是解决党政不分和包办代替现象。 　　马文瑞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向各级党委反复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他还恳切地说，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加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绝不应当施加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农村中的主要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就是这种错误思想的部分反映。 　　马文瑞中肯的分析和明白的说理，使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深受教育和启发。表示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西北局领导的要求，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坚决结合“新三反”，反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杜绝违法乱纪，纠正区乡工作中存在的“五多”问题。 　　在熟悉农村情况又和农民群众有着深厚感情的马文瑞的直接领导和督促下，在各级党委的具体指导下，西北地区的“新三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五多”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纠正。 　　由此可见最先发现和提出这个问题的马文瑞和西北局组织部的同志，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并为及时解决当时新出现的种种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① 195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信》，中央档案馆档案。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