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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五章 西北局的最后一年 第一节 出席七届四中全会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高岗利用会议批判新税制等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之机，突然发难，进行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串联、煽动，攻击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实际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年9月至10月，在中共中央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又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互相勾结，一唱一和，企图分裂党，进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高、饶的阴谋活动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重视。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别人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正警告。 　　这时，高、饶事件并未定性，亦未向全党公开。具有长期党务工作经验、勤奋好学、有敏锐政治嗅觉和深邃洞察力的马文瑞，于1954年1月20日，写了一篇题为《认真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学习笔记。这篇文章对什么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委会的集体领导等问题，作了深刻的理论阐述。文章中指出：“要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与集体领导，不允许有‘分散主义’、‘独立主义’现象存在”，“党的统一领导是在民主的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是由个人‘独断专行’。‘个人专制主义’、‘分散主义’、‘独立主义’，都是破坏党的统一领导与集体领导原则的。”马文瑞强调：“集体领导制度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能够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因为个人决定问题，常常是片面的、不周到的。”他引用斯大林的话：“一个人的决定，从来或者几乎是片面的决定。在任何领导机关里，在任何集体里，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在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检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当中，几乎有九十个是片面的。”①这些论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其后不久，高、饶反党事件被公开揭露出来。 　　2月6月至10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持西北局工作的第三书记马明方和副书记马文瑞(西北局原第二书记贺龙1949年已调西南局任职，第一、二书记彭德怀、习仲勋也已调走)作为西北局的代表，出席了四中全会和高岗问题座谈会。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届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们党的一部分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相当多的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做出了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服报复，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刘少奇严肃地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经过充分讨论，全会作出“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等决议。全会批判了高岗、饶漱石一系列反党活动，一致通过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接着，受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邓小平等分头召开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和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马明方和马文瑞出席了由周恩来主持的高岗问题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期间，马文瑞突然接到高岗妻子的电话，说高约他和马明方到家里谈谈。马文瑞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周表示他可以同马明方一起去谈谈，做做工作，让高岗正确对待大家的批评。没想到见到高岗后，他又是打听消息，又是怨恨有人“落井下石”、“故意”整他，还恳求马明方和马文瑞“拉我一把”，丝毫没有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意思。话不投机，他们只坐了半个钟头，连茶也没喝一口就告辞了。向周恩来汇报时，周也对高岗的顽固态度摇头不已。 　　周恩来在座谈会结束时，总结了高岗分裂党及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阴谋的九条事实，与会同志对高岗进行了揭发批判。马明方和马文瑞在发言中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议，认为高岗的问题是严重的，应该深刻反省检讨，并应受到党的纪律的严肃处理。3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随后，全国部分中央局和省、市召开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 　　七届四中全会和周恩来主持的高岗问题座谈会结束后，马明方和马文瑞回到西安。3月29日，召开西北局委员扩大会议进行传达。西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在会上根据党的四中全会精神，作了题为《西北地区的工作问题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 　　西北局副书记马文瑞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他首先肯定西北地区党内特别是省、市以上机关和高级干部是团结的。不是表面、形式上的团结而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但是，各种问题和不健康的现象确实存在。特别在一部分干部包括较高级的干部中，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相当浓厚。因而计较生活待遇，计较提拔和地位，闹意见、争高低，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接受别人批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其次，本位主义、地方主义、行会主义、分散主义倾向也有所表现。这些不良倾向的总根子是个人主义。发展下去，就有可能蜕变成高岗、饶漱石那样的个人主义野心家。 　　马文瑞引用陈云的话概括高岗的演变过程：“起初是革命，而后是革命加做官，再后是只知道做官，最后发展为个人主义野心家。” 　　他告诫西北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从高、饶事件中吸取教训，警惕个人主义的滋生蔓延。 　　关于如何克服个人主义，马文瑞说，首先是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觉悟，增强党性，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其次是加强党内民主生活特别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假如高岗以前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不一定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再次是所有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生活制度和组织生活制度，也就是必须遵守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遵守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的六条规定。马文瑞强调说：“这六条是根据高、饶事件的教训而制定出来的，可以防止类似高、饶事件的发生。做好以上三条，党的团结就有了保证，即使发生问题，也不会闹出大乱子。” 　　马文瑞还联系自己的实际，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多年来在西北局负责组织工作，也有缺点和毛病，一是解放后对各单位吸收新人员控制不严，以致混进一些不纯分子；二是对干部思想作风方面教育管理得不够，督导不力，没有抓得很紧；三是在整党建党工作中，应该是先整党后发展新党员，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发展重于整顿，使新发展的党员质量不高、问题不少；四是很少参加支部生活会，不能直接听到党员的批评意见，没有起到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 　　马文瑞的自我检讨，为西北局委员扩大会议代表起了带头、引导作用。代表们在发言中大都能结合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对照检查，表示坚决拥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端正思想，改进作风，一切行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西北局全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接着又召开了三千多人参加的各级领导干部大会，马文瑞作了传达报告。他在传达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高岗问题座谈会及西北局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后，号召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增强团结，揭发批判高岗反党错误。在马明方、马文瑞的主持下，西北大区机关安排了周密的学习计划，西北各省及省以下各单位也层层作了传达学习和揭发批判的安排。 　　高岗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从西北局调到东北去的，西北的干部对他比较熟悉和了解。他是陕西省横山县人，1926年入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政委，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红二十六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委，红十五军团副政委等职务。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做出过有益的贡献。抗日战争中，他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局书记等职。西北的干部早就对他的骄傲自满，独断专横，跟着康生大搞“抢救运动”，在干部中搞亲疏关系以及生活作风等方面很有意见。但对他发展到分裂党、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地步，是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他的问题暴露后，在干部中震动很大。 　　西北地区的干部，在学习讨论中，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议。对高岗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并结合个人的思想工作实际进行了自我对照检查，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团结。 　　高岗为什么会从一个中央高级领导干部蜕变为分裂党、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个人野心家呢?马文瑞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高岗虽对革命有过功劳，但他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的毛病也很突出，并且长期没有得到改正，到东北和调中央后，反而发展得更加厉害。个人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野心家，这是不足为怪的，可见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他特别赞赏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所说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表现在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行为，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大大地发展了，这就是他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周恩来对高岗的这段评论，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是客观、正确、实事求是的。 　　西北区贯彻中央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从整个过程来看，主要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改进作风，增强团结。没有揭发出高岗新的反党事实，也没有揭露出与高岗有牵连的人和事。于是，有些人以“高岗来自西北，西北的干部大部分是他的部下，东北已经揭发出高岗小集团的成员，为什么西北没有”为借口，认为西北地区“对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决议不力”，“批判高岗不深入”等等，使当时主持工作的西北局领导马明方和马文瑞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然而，马文瑞并未屈服于这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左”的压力。他说，高岗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工作成绩比较突出，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错误，而且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公开表扬。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干部，和他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许多人对他的生活作风是很有意见的。高岗的蜕变正如周恩来所讲的，是“在全国胜利后大大地发展了”，“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高岗早在将近9年前就离开陕甘宁边区去了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他在“全国解放后”和“最近时期”的反党分裂活动与西北干部有什么关系?!经过这段学习和揭发也并未暴露出西北哪个干部参与了高岗反党集团，怎么能以不相干的推理而定论呢?他顶着压力，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护干部，坚决不搞扩大化，向党中央写了西北局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汇报材料。王震和廖汉生曾看到过这个材料，认为写得很好，实事求是，有水平。 　　①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0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