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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一章 在历史的转折中 第三节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马文瑞传》编写组

中央党校是“文革”受害的重灾区。早在“文革”前，陈伯达、康生就插手中央党校工作。特别是康生，一度简直是中央党校的太上皇，几次指使人错误地批判了原校长杨献珍，许多人受到牵连。平反冤假错案，与如何评价康生有密切的关系。 　　在中央党校复校之初，胡耀邦就宣布：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档案)袋子，并说对学校领导，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在这种民主空气的影响下，学员的思想相当活跃。哲学教研室有人在办公楼首先公开贴出了揭发康生罪行的小字报，消息传开，不少人纷纷去看，影响越来越大。胡耀邦在与马文瑞交接工作的干部会上，就有意提到给康生贴小字报这件事，二人有一段对话：“‘听说16楼(哲学教研室办公楼)有一批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对于这样的小字报，党委的态度是，一不提倡，二不压制，文瑞同志意见如何?’马文瑞沉思了一下，回答说：‘根据党章的规定和党的传统，党员对什么人有意见都是可以提的。’”①当时康生虽然死了，讣告中他还戴着三顶桂冠：“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马文瑞同胡耀邦一样，对揭发康生明确地表示了不压制的态度，有了两位校领导的表态，揭发康生的活动在校内进一步开展起来了。 　　党校学员来自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反映各种和各地的问题很多，为了把学员中反映的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报告，马文瑞指示校务部编写一个《情况反映》，由校办公室主编。他交代有关人员：当前主要反映揭批“四人帮”、落实干部政策、干部作风、民主集中制、农村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三天一期，文字不宜长，每期两三页，分别情况，印几份到十几份，分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对办好《情况反映》，马文瑞十分重视，每期稿件他都要亲自看，并动手修改。康生的有些问题就是通过《情况反映》报告给了中央。党校在为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而开展的“三大讲”②活动中，还召开了全校大会揭批康生夫妇。 　　1978年11月13日，马文瑞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发言中，揭发了康生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理论上的错误。早在1959年，康生就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1967年又说工厂中的按劳付酬“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 　　二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的态度。“文革”中，“他对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据党校工作人员揭发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点了379个负责干部的名”。 　　三是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关系。他极力吹捧林彪，并指使党校的人编了四卷“林彪选集”和一本“林彪语录”，吹捧陈伯达在中央党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四是对中央党校的估计。康生说“文革”前的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大染缸”，“里通外国的黑据点”等等。 　　马文瑞的发言比较长，揭发的事实也比较具体，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最后他表示赞同陈云同志的意见，“应对康生在适当的范围进行批判，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 　　1980年中央做出决定，终于彻底剥去了康生的画皮，开除了他的党籍，骨灰也移出了八宝山公墓，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为此，马文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马文瑞在主持党校工作期间，根据中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指示，下大力气平反冤假错案，主持研究并解决了1964年因错误地批判杨献珍而受牵连的党校四十多位同志的平反问题。这些同志主要是因为支持杨献珍的学术观点或政治观点而受到牵连的。要平反，就必须把有关事实搞清楚。 　　杨献珍1955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该院于当年8月改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杨献珍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59年他在庐山参加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批判彭德怀有不同意见，康生知道后，布置对杨献珍进行批判，宣布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撤销了中央高级党校主要领导职务。1964年，康生又借学术问题，对杨献珍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的罪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判，最后撤销了杨献珍在高级党校的一切职务，“文革”中更受到残酷迫害。 　　马文瑞向党校政治部副主任姬也力交代任务，把因受杨献珍牵连而被批判处分的同志的档案找出来，他要亲自查阅。姬也力交给他厚厚的12份档案，他连夜翻看案卷，一连看了好几个晚上。马文瑞认为基本是些学术问题，把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给定性处分，就是错案。他分别找各支部书记谈话，做了进一步调查了解，然后召开了校党委会。他在会上说，1964年的批判确有问题，扩大化，实际存在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情况，不是正常的党内生活。作为运动重点批这么多人是不正常的，影响了团结，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必须尽快解决。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全错全平反，部分错部分平反，从而达到团结同志，调动大家积极性，以达到做好党的工作的目的。经过一段细致的复查，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同志全部平反了。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的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央党校的问题率先解决，给各地发出了一个信号，促进了在全国范围内这一问题的解决。 　　对于杨献珍的平反问题，马文瑞除了揭发康生的罪行、解决受杨献珍牵连同志的问题外，还积极支持有关部门的调查工作。在邓小平的过问下，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在解决中央党校的冤假错案的同时，马文瑞十分关注给彭德怀平反的问题。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彭德怀一直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否定，就在这次会议当中，陈云在小组会上最先提出，彭德怀还是共产党员，他的骨灰应当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1月26日，马文瑞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指出彭德怀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将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时，建议举行个安放仪式，发个消息，因为他在国内人民群众中及国际上是有影响的，这样做是应该的，是会得人心的。” 　　小组会发言后，马文瑞感到意犹未尽，他又准备了一个发言稿，准备找机会再谈谈这个问题。王首道看了这个稿子，表示完全赞同，要求署名。1978年12月4日，马文瑞作了两个人的联合发言，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机会主义路线”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包括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机会主义路线在内，这个问题现在值得考虑。”当时彭的观点也许不够全面，“但正如小平同志讲的，他向主席写信是正常的。彭的信的内容讲的某些情况也是事实，所以说他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感到很勉强。我们的意见，不要把这次对彭的批斗列为一次路线斗争。同时与这一案件关联的黄克诚同志也解放出来，建议黄克诚同志担任名誉职务。”这实际就是提出给彭德怀平反。马文瑞的发言再次上了简报，得到了很多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彭德怀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即12月24日，马文瑞出席了在首都隆重举行的彭德怀追悼会，实现了多年的心愿，他感到欣慰。 　　① 韩树英：《哲学观念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这是作者1998年5月在北京市委研究室、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中央党校哲学部等单位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② 中央党校开展的“三大讲”，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讲对“文革”的认识，讲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