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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六章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节 抓好农村文化建设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79年6月2日，马文瑞对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说，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必不可少、极其重要的特征，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阵地，对各种错误的、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和行为理直气壮地进行批评，打击邪气，扶植正气，使我们的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 　　8月9日，他在全省党校、干校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占人口大多数农民的农村，这一块的文化建设切不可忽视。他提醒不重视这方面工作的一些基层党组织：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及各种坏思想必然要去占领，现在城乡出现的封建迷信、打架斗殴、偷盗赌博、买卖婚姻等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他告诫说，不能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泛滥，涣散人们的思想，影响四化建设大业。 　　10月间，马文瑞收到《陕西日报》社转给他的一封信。信是富平县吕村公社姚村大队王养正写给报社编辑部的，主要反映“现在农村文化生活基本上没有了，想看电影、戏剧没条件；想看书报杂志没处借；想凑到一块搞娱乐没场合。一些青年人乏味无聊之余就聚到一块耍赌博，扯闲谈，没名堂的瞎事情就生出来了。”①看完信后，马文瑞对办公室的同志说，这封信反映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广大群众要求健康积极的文化生活，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批判否定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大搞形式主义的一套做法后，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去。他指示省委宣传部就加强改善农村文化生活问题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农村文化建设，采取各种措施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在马文瑞和省委领导的重视下，1979年11月至1980年春，各级文化部门在贯彻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精神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农村文化建设，努力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当年冬季全省农村文化活动欣欣向荣。各地在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不增加社员负担的原则下，组织农民采用自乐班、锣鼓会、扭秧歌、耍社火进行娱乐活动，有的采用故事会、街头剧、说书、说快板、歌咏会、诗歌会等形式自编自演，宣传歌颂三中全会精神。一些地方传统的皮影、木偶、花鼓戏也恢复活跃起来。有的还举办农民画展、民间艺术展，吸引群众参观学习，各专业剧团、业余剧团到处巡回演出，电影放映队也深入山区和偏远地区为农民放映电影。为了使农村文化活动能够坚持经常，不少集镇和大队建立了文化站、图书阅览室、游艺室、青少年之家、简易剧场、体育场等文化组织和设施，有的为配合农业生产还建立了科技组织、农业生产知识讲座等，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 　　就在王养正来信之时，农村中一些封建腐朽现象也滋生蔓延起来，封建迷信活动猖獗。一些过去的巫婆、神汉假借反对“左”的思想路线，重操旧业，他们装神弄鬼，“驱妖避邪”，散布流言，蛊惑人心。不少地方发生用“圣水”、“神药”治病，致死人命的事件。一些地方的封建迷信鼓吹者大肆聚敛钱物修庙供神，甚至一些党员和基层支部的负责人也公然参与。陕北一些地方的群众，利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大搞“三老显圣”活动，敲诈钱财，愚弄欺骗人民。随着群众性迷信活动的蔓延，一些反动的会道门也死灰复燃，借助“神灵”散布反动言论，攻击党的方针政策。 　　马文瑞对这股愈演愈烈的歪风邪气非常关注，几次表示再不能任其发展蔓延，危害社会治安，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1980年10月10日，他在对《陕西农民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最近农村许多地方出现的封建迷信活动，越来越带有反动的政治色彩，公然攻击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其猖狂程度不亚于建国初期反动的‘一贯道’的活动。对此，我们各级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可熟视无睹，要采取适当措施，坚决制止。”10月11日，他又在《陕西日报》发表谈话说：“建国以来，大的迷信活动往往和社会大改革联系在一起。解放初的‘一贯道’活动，就发生在土改运动中。反动势力常常利用封建迷信作外衣，进行破坏活动。现在城乡确有‘四人帮’的残余，惟恐天下不乱。对这一点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对他们的破坏作用不可低估。要发动群众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对其中的犯罪分子应依法惩处。当然，要注意把正当的宗教活动和反动的迷信活动区别开来”。对于群众性的一般祭神驱鬼、磕头烧香、求神拜佛等迷信活动，马文瑞指出：“重要的是经常不断地向群众进行形势和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 　　两次谈话发表之后，各级党委十分重视，立即在全省农村掀起了一方面抓宣传教育，一方面打击反动会道门的活动。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利用各种文化阵地，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介绍生老病死方面的科学知识，批判和依法处理了一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破坏活动的坏分子，刹住了歪风邪气的蔓延，促进了农村文化活动的健康发展。 　　为了搞好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5月29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马文瑞指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目前农村五年制小学教育尚未普及，新文盲继续大量产生，“四人帮”歧视、打击知识分子，“读书无用论”的流毒没有肃清，农村许多学龄儿童没有进校学习，过早参加家庭或生产队的劳动，学校的正常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他说，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必须从小学抓起，必须从广大农村抓起。普及小学教育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国家办学为主体，还要充分调动社队集体和群众自筹经费办学的积极性。要稳定教师队伍，特别是对农村民办教师，一方面要培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教学能力；另一方面要关心和帮助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逐步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 　　在这次会议上，马文瑞指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在抓好党员学习的同时，继续办好农民夜校，组织群众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技术。 　　各级党委按照马文瑞的指示，加强了对农村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时给农村中小学校带来的混乱状态和给农村文化思想工作造成的破坏，使农村普及小学教育的工作和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马文瑞在重视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知识水平的同时，也十分关心改变农村死灰复燃的包办买卖婚姻陋俗的工作。1982年秋，兴平县田阜公社韩家大队16岁的少女韩文娟，正在初中上学，被其父卖给从山东某县来兴平烧窑的周培俭为妻。韩文娟宁死不从，她的父母和两个叔父与介绍人从公社弄到了“准迁证”，逼迫韩文娟一同到山东去成婚。少女拗不过这帮人，只好上车，暗下决心准备在路上逃跑或走绝路。结果被同车的西军电学生张小林等解救。韩文娟回到家里，韩家大队的干部不但不反对制止这桩婚事，反而弄虚作假，给周培俭和韩文娟开了领取结婚证的介绍信，韩文娟给张小林写信告诉了她回家后的处境，请求张小林把这事在报刊上报道，她准备跳河自尽。她想通过以死抗争，“让一切像我父母一样的人也从这里吸取一些教训，不再包办儿女的婚姻”。1983年3月21日，《陕西日报》以题为“一少女被逼婚想走绝路”的消息作了报道。见报当天，马文瑞就写信给咸阳地委和兴平县委。信中指出：“这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它是目前农村中实际存在的许多买卖婚姻中的一个典型。在全国解放已经三十多年的今天，仍然存在有这种落后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包办买卖婚姻，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损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着社会风尚。这实在是我们工作上的耻辱，是绝对不能容忍、务必加以认真对待的。请你们在抓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中，要把反对和破除封建买卖婚姻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抓好，并在一定时期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②咸阳地委和兴平县委接到马文瑞信后，立即组成工作组到田阜公社进行调查处理。在马文瑞的关注下，韩文娟抗婚胜利了，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后来她知道了自己抗婚胜利是因为马书记的干预，激动地说：“我的事都惊动了省上那么大的干部，共产党真是救民于水火啊!” 　　① 《陕西日报》1979年10月29日。 　　② 《陕西日报》1983年3月27日。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