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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八章 全国政协副主席(上) 第二节 总结陕甘宁边区党建历史经验

《马文瑞传》编写组

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的整党，由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改变了中央整党决定中关于“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整党任务，提出把“端正业务工作指导思想”列为整党的首要任务，以致造成全国整党成效有限。马文瑞对此也不满意，他很想回顾和总结一下他亲身经历过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的经验，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在离开陕西之际，他趁着时间稍有余裕，就着手准备。他找来《支部生活》杂志社的张西望记录整理，写出初稿。 　　1986年11月18日，他去云南，住在原卢汉公馆。除了早上散步，几乎足不出户，集中精力修改这篇文章。他一方面核对史实，稍有疑问，都要划出来，再查史料；一方面字斟句酌，进行文字推敲，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修改一页，张西望抄写一页，送去打印一页，实行流水作业。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努力，才修改完毕。他不无诙谐地对张西望说：“近两年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确定了《彭大将军》的电影剧本，一是改出了这篇文章，这是一大胜利!”① 　　文章改罢，他感到一阵轻松，去大理、西双版纳参观了一下，回程经成都、重庆、三峡、武汉，于1987年1月13日回到北京。 　　他稍事休息，即亲自写信，连同打印好的稿子，分别送张邦英、张秀山、刘景范、张达志、贺晋年等十几位延安时期在西北长期工作过的老同志，请他们提修改意见。到4月下旬，老同志们的意见基本汇齐，他让秘书归纳成若干条。5月22日，他召集何载、姬也力等“秀才”开会，研究搜集到的意见，讨论如何进一步修改。二人也都在西北长期工作过，对当时的情况也有一定了解，各自谈了看法。马文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谈了自己的意见，委托姬也力作一次大的修改，并应姬也力的要求，对文章中涉及到的有关问题再次作了深入的回忆。6月底姬也力拿出了修改稿，他又花几天进行了最后修改才定稿。 　　这篇文章首先简要回顾了陕西党组织的成长发展过程，较全面地回顾和总结了党中央、毛主席到陕北后，陕甘宁边区党组织在贯彻党的正确路线过程中，做好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其中包括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开展抗战动员、进行保卫边区和党中央的斗争，发展壮大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广泛开展整风运动及开展大生产运动等工作中的成绩和经验。他把这些经验归纳为三条。 　　第一，党的建设要“着重思想上、政治上的建设，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首位”。 　　他回顾边区党组织的历史，认为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他举例说，边区党组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边区党正从土地革命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要关头，针对当时党员马列主义修养不高、政策观念不强的实际，边区党着重地提出了提高党内马列水平，加强了党的政策教育，较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特别是通过参加整风运动，通过“在党内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要求党员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入党”，“首先抓了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思想教育”，基本解决了边区党组织受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而严重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健全、步调不一致”的问题，从而在领导边区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中国的雏形。因此他得出结论：边区党的历史说明，“是否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首位，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和发展的前途。” 　　第二，党的建设必须服从党的总路线。 　　马文瑞回顾了边区党的建设随着党实行不同的总路线而变化的情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总路线是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边区党组织和全党一样，主要活动是进行阶级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总路线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党的政策和策略及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党的建设也有了相应的变化。抗日时期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成为这时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由此他指出：“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来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点，是将革命不断引向胜利的关键。”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总路线的又一次大转折。我们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只有积极投身于改革，切实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才能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做出贡献”。强调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路线的必要性。 　　第三，党的建设必须使党的领导机关成为集中全党意志，带领广大党员进行斗争的核心。 　　他指出，边区党的建设实践证明，要取得革命胜利，“首先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身的改造和提高”，尤其要注意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即延安时期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用以纠正和克服现在党内某些干部存在的个人第一、贪图享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以权谋私、以党谋私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二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真正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党的纪律性，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牢记边区党和全党历史上由于违背民主集中制而带来灾难的沉痛教训；三是增强党的团结，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用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 　　马文瑞的这篇文章，最后定名为《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的回顾》，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发表。1990年1月，才收集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书里。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得力、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在滋长蔓延的时候。正如邓小平不久以后批评的：“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②可见，这篇文章是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的，不仅反映了他的政治敏锐性，也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可惜它未能及时发表，但并不影响其灼人的思想光芒。 　　就在他征求修改意见期间，他还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一件重要任务。 　　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以后又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写进了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但由于胡耀邦消极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没有克服，反而不断膨胀。在这股思潮影响下，1986年底，一些城市发生了学潮。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引咎辞职。中央作了部分人事调整，赵紫阳担任了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 　　1987年2月26日，尉健行③给马文瑞打电话说，中央委员会要换届，中央准备派考察组去各省、市、自治区考察班子和中委、中纪委人选，为十三大做准备。经薄一波④同志提议，请你任河北考察组组长，另请原北京市市长焦若愚任副组长。并通知他第二天去玉泉山开会。 　　2月27日，马文瑞出席了玉泉山会议。会议由薄一波、乔石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派往各地的部分考察人员。他同组员们见了面，他们是中央组织部的几个干部。以后一连几天，不是开小组会，就是分头准备材料，为去河北考察做准备。 　　3月2日，马文瑞请原河北省委书记高扬来家介绍河北干部情况，并请焦若愚参加。马文瑞对高扬讲的情况很重视，重点作了记录。 　　马文瑞同焦若愚以前素无交往，为了尽快互相熟悉，搞好配合，3月4日，他邀焦若愚一同坐火车去石家庄。车上两人倾心交谈了一路。 　　在石家庄，马文瑞工作十分紧张，每天开会，找人谈话，重要的负责人他都亲自谈。从省里几套班子的负责人，到部分市、地的主要党政领导，在三十多天的时间里，他找谈话的就有四十余人次(也有个别是自己约他谈的)，中间还去唐山调查了几天。此外，还收阅了不少反映情况的信件。当时河北少数干部中还残存有“文革”时期的派性，谈话有一定的倾向性，比较复杂，要使考察组的结论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是不容易的。马文瑞在小组开会研究干部情况时，充分发扬民主，鼓励大家积极发表意见，畅所欲言，以便集思广益。4月18日，考察组去玉泉山汇报情况，乔石主持会议。出席的还有宋任穷、邓力群、宋平、韩光、尉健行等。马文瑞亲自汇报，对河北新一届中委、中纪委的候选人逐个作了分析。事后考察组的同志得到了反馈信息，对马文瑞说，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汇报准备得细致、充分，谈得也不错。马文瑞听着笑了：“总算是把任务完成了!” 　　不久，中央又成立了以宋平为组长的人事领导小组，为全国人大、政协换届做准备，彭冲、马文瑞为副组长，分别负责人大、政协的人事调整。这样，他又忙了几个月，直到1988年3月第七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大会胜利召开。他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① 访问张西望记录。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③ 尉健行，时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④ 薄一波，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