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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八章 全国政协副主席(上) 第四节 考察陕北

《马文瑞传》编写组

陕北地广人稀，干旱少雨，缺少绿色植被，还有大片沙漠，向来被视为一个贫瘠的地方。然而就在它的地底下，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石油、盐、铝矾土和天然气。特别是煤，从榆林地区北部到内蒙伊克昭盟南部，地下就是一片大煤海，在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已探明的煤储量在2300亿吨以上，号称世界七大煤田之一。其中陕西神府地区就达1500亿吨。1986年，国务院做出了加快开发神府—东胜煤田的决定，马文瑞对此深感振奋：煤田的开发，将不仅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还将大大带动陕北老区的经济发展，加速当地群众脱贫致富。那些贫困而朴实的乡亲，为革命曾做出了巨大牺牲，常常让他魂牵梦绕，可以说，他一辈子都在为他们的富裕幸福奋斗，当煤田开发的新消息接二连三传来，他兴奋得彻夜难眠。他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去陕北作一次实地考察，看看陕北的新变化。 　　1988年5月16日，他坐火车到包头，然后乘汽车南下。同行的除了夫人孙铭，还有国务院能源办副主任李智胜等。18日跨过内蒙陕西交界的乌兰木伦河，到了陕西神木县境。这里煤层埋藏浅，乌兰木伦河河底就是煤。河两边都在采煤，河南是陕西的活鸡兔露天矿，剥掉浅浅的几米黄土，就是厚厚的乌油油的煤层。工人们已在这里挖出一个面积上万平方米、深十几米的大坑，他们用钢钎撬，用镐刨，把城砖般大小的煤块装上汽车。马文瑞站在坑边上，边看边听陕西省煤田开发经营公司副总经理戴绍诚介绍情况。戴说，这里的煤不仅埋藏浅，煤层厚，易开采，而且煤的质量好，灰分少，中高发热量，有害元素含量低，是优质的工业用煤。用不了几年，国家将在这里建成一座年产300万吨、全部机械化的大型露天矿。马文瑞听了很高兴，他弯腰捡起一块煤，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煤块镜面一样光滑，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马文瑞虽是第一次细致观察陕北煤的性状，但他早就为这里采煤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81年夏，马文瑞来陕北检查工作，榆林地区领导向他汇报了争取出口煤炭问题，得到马文瑞的大力支持。当时国际市场煤炭价格较高，中国每年都出口一定数量，但国家计划指标控制很严，且都分配给了老产煤大户。神府地区煤炭虽还没有大规模开采，努力一下，每年外销一二十万吨还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每年能出口15万吨至20万吨，对于解决当地经济困难，是个不小的帮助。当年10月，马文瑞亲自给谷牧副总理写信。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年出口20万吨神府煤列入了第二年的国家计划。 　　这时工人们渐渐围拢过来，马文瑞同他们亲切交谈，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矿上的?当矿工以前干什么?现在一个月能收入多少?他们纷纷回答，来矿上才干一二年，以前是农民，是放羊娃，过去“有饭吃，没钱花”，如今老婆在家种地、放羊，家里活儿没耽误，而自己每月能拿回去二三百元现金。马文瑞满意地说：“好哇，你们也开始致富了!” 　　在坐车去县城的路上，他又看了柠条塔矿。虽然现在大多是手工操作，但按规划，不久就要建成年产数百万吨的现代化煤矿。问到当前的困难，戴绍诚汇报，一是管理体制不顺，二是资金不足，三是技术力量薄弱，而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体制不顺的问题。17日在内蒙东胜，马文瑞也听到盟委副书记谈到这个问题，这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为了详细了解情况，21日，他在神木县宾馆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会的有省煤炭经营公司及榆林地委的有关负责人。通过调查，他感到有些问题确实需要向中央反映，以便及时解决，加快煤田的开发速度。经过反复考虑，在他主持下，向赵紫阳、李鹏写了一个《关于改进神府—东胜煤田管理体制的建议》。建议共有六条，主要是提出建立一个较高层次的领导小组，由国家计委牵头，能源部等及陕西、内蒙、河北等省区参加，以便负责矿、路、港建设和省区之间的协调工作，改变精煤公司一家独揽矿、路、港建设的局面，从而发挥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及省区的积极性。此外，还提出了办矿实行开放政策，把竞争机制引入开发，强化陕西和内蒙两个煤田开发经营公司的职责等等。到西安后，他把这个《建议》当面交给了来陕视察的赵紫阳。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建议》当时没有得到回复。但在以后的煤田开发过程中，《建议》中的部分内容还是得到了采纳。 　　在神木，他还去看了学生时代就已认识的老战友贾拓夫的故居。那天天下着小雨，道路泥泞，当地同志劝他暂不要去了，但他第二天就要离开神木，还是坚持找了双雨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烂泥上路了。在贾拓夫弟弟贾凯祖的带领下，左拐右绕，转过好几条胡同，才来到贾拓夫的出生地。那是两间临街的小平房，每间不过十平方米，极其简陋，门上写着“裁缝铺”三个字——如今成了一家个体裁缝铺了。他默默看罢，又去小街对面参观了贾拓夫少年时代居住过的窑洞。三间陈旧的窑洞，并不是贾家的财产，是他家租住的。马文瑞征得住户的同意，进去看得很仔细，边看边向贾凯祖询问贾拓夫少年时代生活的情况。 　　看罢故居，马文瑞对陪同的县委负责同志说：“贾拓夫同志革命一生，对党的事业有较大的贡献。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在当时神木是唯一的一个。可他的故居很难找到。如果房子紧张，住户不必搬开，可在他的故居门口钉一块牌子嘛!”拳拳深情，溢于言表。 　　27日到达子洲县城。子洲是他的家乡，自从1933年最后一次离开，至今已有55年了!这期间，他不是没有机会回家乡看看，但都因为忙，或任务紧急，失之交臂了。最近的一次是1981年，他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任上，到榆林检查工作，本想顺便回家乡看看，不巧汉中和关中发生水灾，一连几通电报，他只好匆匆赶回西安指挥救灾了。家乡人民听说马文瑞回来了，自发地表示了欢迎。他们聚到他下榻的县宾馆门口，等着能见上一面。晚饭后，马文瑞利用散步的机会同大家见了面，同一些人进行了交谈。当晚，县剧团安排了几个小戏，演出地点离县宾馆不远。马文瑞坚持步行去。沿途挤满了围观的乡亲，马文瑞不时向乡亲们问好，频频招手致意，乡亲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二天一早，他坐一辆面包车，匆匆去几十里外的马家阳湾村。省、地、县的有关同志要陪同前往，他不同意：“不要去这么多人，又不是旧社会的官僚衣锦还乡。再说县里的负责同志还要抓工作，不能影响工作。” 　　回到村里，亲属和乡亲们迎下坡来。他的86岁的大哥马文采迎出窑洞，兄弟俩相见，互致问候，马文瑞的眼圈红了。他在省里工作时，曾接大哥来家住。但马文采在农村劳动、生活惯了，不愿长住城里，就回来了，至今还住在窑洞里。他扶着大哥进了窑洞，又忙着接见乡亲。过了五十多年，他居然还叫得出不少人的名字。有的晚辈只要说起父亲或爷爷的名字，他立刻想起来了，还能说出他们的外号。马文瑞询问他们的生活，都说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不少人还住上了新窑洞或石窑洞，可真正富裕的也不多。他问吃饭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大家的回答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条是普遍使用化肥。“这就是说，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进步”，他总结地说。这一天来人络绎不绝，他与来看望的亲属和乡亲们握手、照相、拉家常，一直忙到深夜。他的心情也处在高度兴奋中，几乎一夜未眠。 　　第二天，他又视察了离村不远的马家坪小学——一所窑洞小学，勉励学生们好好学习，长大了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去乡政府听取了乡干部的汇报，要求他们好好为农民服务，想办法让农民生活得好，田要种好，光种田还富不了，还要搞副业，发展乡办企业。在回县城的路上，又参观了子洲县第一奶品厂和陶瓷厂。 　　奶制品厂是在马文瑞支持下，于1983年开始筹建的。子洲是陕北最穷的县之一，是革命老区，当地又有养羊的习惯，为帮助老区群众脱贫，他建议在当地建一奶粉厂。为了解决原料来源，要求当地政府鼓励群众养奶牛、奶山羊，没钱买牛羊，可以贷款。厂子1985年投产，设计年产奶制品700吨，而到1987年仅产180吨。主要原因是缺少鲜奶，缺乏生产资金，管理混乱。花70万元买的奶牛、奶山羊分到农民家里，却没有建账，谁家分了几只都搞不清楚。全厂有职工84人，干部就占了16人，人浮于事，只有一个技术员，技术力量薄弱。现在虽然勉强赢利，但要还清贷款及利息，却遥遥无期。马文瑞问厂长经营生产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厂长推说到厂时间不长，说不清楚，由会计代答。马文瑞很生气：“这样的厂长怎么能搞好经营管理呢?应该换明白人!”他认为，像这样的厂子，虽说缺资金，但更缺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30日下午，他与子洲部分干部会面并作了讲话。在回顾了子洲的革命历史、肯定了建设成绩后，结合所见所感，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搞好文教。他说：“搞建设需要知识，人才，搞现代化建设，要懂得现代化管理和现代化知识，这就必须办好学校，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才。”但“现在还有不少教师不合格，办学条件也差，学校还有危房”，要引起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加以解决。二是要抓好党的建设。“党委应抓好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特别要抓好干部的思想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用干部“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不能任用私人”，“要克服以权谋私的现象，要以权谋公，为老百姓服务。”他还指出“领导核心还是党，各项事业还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当时有人强调“党政分家”时，出现了某些要“淡化”党的领导，轻视乃至反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因此，他的讲话是不无所指的。 　　随后马文瑞继续南下，到达延安。6月5日，他视察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是陕北惟一的一所以培养师资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同时担负着为陕北培养多种技术人才的使命，马文瑞对它一直是十分关心的。在北京时，他就曾多次接见延大领导，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在校领导汇报时，听说在本校教师纷纷外流之际，有两位外籍女教师却自动来这里任教，一位是年届70的美国的布里几德·克阿博士，一位是60多岁的日本永峰翰女士。永峰翰女士甚至不要报酬，完全是义务服务。马文瑞提出一定要看看这两位可敬的女士。 　　在她们整洁简朴的宿舍里，马文瑞同这两位女士亲切交谈，问她们生活是否适应，有什么困难和要求，称赞她们不顾高龄，不远万里，不怕艰苦，主动来到这偏僻地方工作的高尚精神，并对她们为中国人民的辛勤服务表示感谢。她们也感谢马文瑞的关心，表示要继续为美中、日中友谊多做工作。 　　延大领导请马文瑞为延大题词，马文瑞略一沉思，挥笔写下了几行大字：“发扬延安精神，办好延安大学，培养出大批建设陕北老区的优秀人才。”这个题词，道出了他对陕北迫切需要人才的深切感受。 　　6月8日，马文瑞到达西安。随后，他就改进神府—东胜煤田开发中的领导体制及增加教育经费、加强陕北教育等问题，同陕西省委领导通报了情况，交换了意见，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回京后，马文瑞对改善家乡的教育仍十分上心。他想方设法，争取到38万元资金，30台电脑，在距马家坪小学不远的地方，盖起了两层楼的高坪乡中学。学校1990年开工，1992年完工，他亲自题写了校名。在他的带动下，全家人都行动起来：夫人孙铭经多方努力，筹得二千多册图书，全部捐给了学校；子女们也为学校捐款。1995年，他和孙铭又为学校联系到两万株优良苹果树苗，希望通过勤工俭学，解决学校的经济困难。 　　对于改变陕北老区的贫困面貌，他更是念念不忘，尽心竭力。1992年夏天在北戴河休假时，他就陕北几个重大建设项目，如神延铁路、阴塔电厂等的立项问题，以及陕北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建设问题，向朱镕基副总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他的高度重视。所有这些，以后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决策和规划下，都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陕北的经济正在迅猛发展，日新月异，这见面也凝聚了马文瑞的心血。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