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马文瑞 > 其他资料

《马文瑞回忆录》 二、陕北地下工作波澜 三边搞兵运

马文瑞

我到三边后，找到了部队中的同志们，有薛毓瑞、张宗孝、杨彩霖、学振昌、师发直、姬振元、王治岐、李登瀛、赵福祥等。还有杨国栋，原是党员，曾任陕北特委书记，后来脱了党，但同情革命。他当时在该旅任参谋主任。还找到一些地方党员，有杜嗣尧、苗从式等。三边党的组织在那段时间不那么普遍。于是由部队中的十多名党员成立了支部，我指定薛毓瑞、王治岐、师发直为负责人。该骑兵旅共有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段佑庵，第二团团长张廷芝，第三团团长张廷祥。这三支部队属乌合之众，段佑庵部是从高志清部哗变出来的，二张家住吴旗镇附近的金佛坪，是地方上的恶棍之类。当时段部驻定边，张廷芝部驻安边，张廷祥部驻宁条梁一带。由神木来的王治岐同志等在段部；由安定来的十多位同志在张廷祥部；张廷芝部有师发直、姬振元等。这些同志在我和支部的领导下分别秘密进行活动。 　　1934年三四月间，孙殿英率部打宁夏。孙部当时是国民党的杂牌军，约有三四万兵，蒋介石早欲将其消灭，以剪除异己，便命令孙部开到西北搞屯垦，同时又密令国民党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及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予以阻击，以图使其溃散。孙殿英到了宁夏地区后，见此地土地肥沃、粮草丰足，便想打下宁夏称王称霸。当时孙部有我们的党员如南汉宸、葛纪云等在活动；阎红彦也在孙部待过。孙部的我党党员艾稚卿和刘天民(非党员，府谷人)来三边活动，想联络谷连舫的骑兵旅和孙部合作打宁夏，同时要找我红二十六军，希望也与孙部合作打宁夏。艾稚卿讲联络谷的好处，可借孙殿英的力量将马鸿逵赶出宁夏，进一步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为此，艾稚卿找到杨国栋(他们过去相识)，杨找到我，说孙殿英部派人来了，要找红军，希望我和他见面谈谈，我同意了。于是他领了艾来同我见面。艾一见我便说：“孙老殿(指孙殿英)为打宁夏想同我们红军取得联系。”我说：“想联系可以，一个办法是你自己去找，另一个办法是由我想办法去找。你自己去，长袍短褂行走不便，很难找到，还是由我给刘志丹同志写封信，派人去联络。”他同意了。于是我就给志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情况，建议能同孙部取得联系，乘机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信是用书写密信的办法写的，派了两个由神木来的可靠的农民同志(一个姓刘，一个姓高)去送信。信送到南梁一带，志丹看了后，立即派曹士荣(红军连指导员，保安人)做代表来三边联系，然后去孙部。不料曹士荣出了南梁，路过保安时，上旦八寨子探家，被敌人发觉，枪杀了。还有个说法是曹到了三边，找不到我，又返回保安上的寨子。总之，我等了好久，始终没见志丹派人来。直到孙殿英打宁夏失败退了兵，也没见南梁有人来联络。后来我到南梁见到志丹谈起这事，志丹讲，派曹士荣来联系，但曹动摇了，才上了旦八寨子，结果被敌人杀害，看来他很可能根本没到三边来找我。 　　就在孙殿英失败退走不久，杨虎城命令谷连舫部开进西安整编。当时我可以离开部队回特委，也可以随部队去西安。考虑到部队中有我们那么多同志，也有那么多经过做工作已初步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士兵，我于是下决心冒险跟部队去西安，然后设法找当地党的组织，作一交代，以便继续开展工作。于是部队一开拔，我就跟着走，一些军官骑着马走，我却是步行，由三边到庆阳，翻山越岭走了好多天，腿都走肿了，我仍然咬牙坚持走。“文革”期间，造反派说我是反党分子，派人去调查，当派去的人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后，很感动，回来说：“就凭你由三边走到庆阳的行为，也看得出你是豁出命来干革命的。”部队到了庆阳，师发直按照我的意见，拉出一个排20多人，10多支步枪。他们是按预定计划，夜里从庆阳城墙上把人一个一个用绳子吊下去的。他们到了南梁根据地，随即编为合水游击队。师发直同志后来调任安塞游击队队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薛毓瑞那个连，我也想叫他们拉出来，后来感到条件尚不成熟，决定到了西安再说。 　　该部在庆阳休整时，我就住在薛毓瑞的连里。师发直所率的一排人兵变走后，敌人注意我了。营长李丕胜派人调查我是个什么人。我同薛商量后，决定暂时离开部队。我做了一套新衣服，戴了个硬草帽，离开庆阳到了宁县，找到张逊谦、曹鸿宾(张原为曹埔军校学生，曹原为米脂三民二中学生，两个原都为党员，参加过晋西游击队)。这两人都在米脂人贺连城当县长的宁县县政府任职，和我很熟悉。他俩虽然已经脱离了党和红军部队，但仍然同情革命。我暂住宁县县城，不时打探部队的动向。几天后，部队开拔，经泾川、长武、彬县、永寿开到西安。部队开向西安时，我同张逊谦买了车票，乘长途汽车一道到达西安。张在宁县发了点财，有个漂亮皮箱，里面装满了衣物和贵重东西。我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到了西安，我们又一同住进榆林会馆。当时马云程、马建翎、朱侠夫、常应晨等同志也都住在榆林会馆。马云程当时有病，睡到半夜就喊革命口号。我一到西安，很快同骑兵旅的党员同志们接上了关系。这时，一个部队里姓刘的同志偷出来一支手枪，交给了王治岐，王悄悄地把枪带出来交给我。我没处放，把枪放在张逊谦的皮箱里。一天，我到城东门外的八仙庵召开部队的党员会议，研究部队缩编之后怎么办。当时是，段团半路上跑了，杨虎城把骑兵旅缩编成一个小团，把我们的同志大部分编出来了。会上，我主张离开部队的同志统统回陕北去，参加安定游击队。这些同志大部分是安定人，大家都同意我的主张。 　　会议结束后，我回榆林会馆。走到榆林会馆的附近时，见朱侠夫、常应晨出来焦急地说：“文瑞，你不能回去了，敌人把你的枪搜出来了，还留下人等待捉你哩。”会馆看门老太太的儿媳妇玛瑙也出来用手势向我打招呼，暗示我快走开。我立即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到杜斌丞家里住了下来。住了好几天，才听说交给我那枝手枪的王治岐被捕了。原来偷枪的那个姓刘的先被敌人捉起了，他知道王治岐把枪交给我了，就供出了王和我。敌人就强迫他俩带路到榆林会馆把枪搜走了。张逊谦的皮箱也被扣了起来。他很生我的气，逢人就说：“曹操倒霉遇蒋干!”后来他请上层人物呼延立人作保，把箱子要了出来，以后再没同我见面。 　　这时候，部队的同志都回了陕北，我也起身往回返。由于井岳秀曾通缉过我，走延安一路不保险，于是我决定走长武、宁县这条路返回陕北，顺路也想到南梁看望一下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们。到了宁县后，曹鸿宾找了个请假回家探亲的原红军战士常冠英给我带路，到达南梁，见到了刘志丹同志。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