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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三、参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军政干校执教

马文瑞

南梁地区位于陕西的保安县、甘泉县和甘肃华池县、合水县交界的桥山山脉中段。这里方圆百里，山大沟深，丛林茂密，人烟稀少，因地处陕甘两省的交界处，距离反动统治的中心区域较远(距东面高双成部队驻守的延安、北面井岳秀部队占据的保安及两边甘肃庆阳守军均二三百里之遥，距离其他大城市更加遥远)，国民党政府及军队鞭长莫及，所以极有利于积蓄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刘志丹同志的家乡就在离此地较近的卢子沟。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南梁地区的这些优越条件，在30年代初，就曾联络一些民间武装在这一带活动，对南梁一带地形和社情十分熟悉，故有“活地图”之称。他和谢子长等同志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时期，跑遍了这里的每一条沟岔，每一座山梁，每一片丛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带领革命武装在这里开展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当然，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挫折，在深山丛林中穿行游击，缺吃少穿，医药匮乏，武器弹药难以接济，还要时刻警惕和对付反动军队的“围剿”，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硬是克服重重困难，在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红二十六军和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初，在荔园堡一座古庙里召开了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刘志丹当选为军委主席，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根据地各县的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边区及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大大地巩固了根据地，同时也推动了根据地周围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进程。当时，根据地内各项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确实让人感动和振奋。 　　我上南梁，原先只是想路过一下就返回陕北特委的，没想到一见到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他们很热情，劝说我留下来工作。原因是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部队指挥员和地方领导干部十分短缺，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办起个军政干校，志丹任校长，仲勋任政委，吴岱峰任大队长兼教军事课，正缺个教政治课的人，志丹同志就动员我留下教政治课。当时高岗也在南梁，他被撤了职，正好要上陕北去，我就给陕北特委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请高岗捎去，暂留在南梁工作。 　　这所军政于校办起来不久，有180多名学员。学员之中有陕甘边区的军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陕北地区也送来一批干部受训。学员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因此，习仲勋同志后来回忆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军政干校校址先在荔园堡，办起一个月多后，迁到豹子川的张家岔。我到任时，第一期已结束，第二期学员刚来报到，时间大约是1934年11月。同时担任教员工作的还有蔡子伟等同志。刘志丹同志经常亲自给学员们讲军事课。张家岔离陕甘边军委驻地寨子湾有几公里山路，道路崎岖，杂树丛生，志丹每次都是翻山穿林而来，讲完课后又徒步返回寨子湾，非常辛苦。有时讲完课，他也住下来，和我们一道商量工作。学校的设施虽然很简陋，但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都很正规。政治课主要讲“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和“六大决议”等；军事课包括“单兵教练”(基本动作)、“尖兵运动”和“游击战术”等，另外还设有文化课。由于学员中多数文化程度较低，所以文化课主要以扫盲为主。每天一操，按军事化要求，由吴岱峰同志亲自带操。每天清晨，学员们都走出居住的土窑洞，集中在沟底的河滩上出操，口号山响，威震豹子川，那热闹的情形，让人至今难以忘怀。我和吴岱峰同志就是在这里熟识的。他文化较高，为人耿介，工作充满了热情，闲空时好唱陕北民歌，歌声里充满了豪迈的激情，很是动人。我俩相处很友好。那时物质条件很艰苦，两个人洗脸用一条毛巾。有一时期，我害沙眼病，给他传染上了，两个人都成了红眼，相互一看，都忍不住笑了。岱峰同志说：“敌人宣传说咱‘共匪’是红眼睛、绿头发，看来也不完全是造谣。”两个人都笑得流出了眼泪。我从1934年11月开始担任南梁军政干校政治教员，1935年2月离开。这个学校出去的学生，多数回了原单位，由于这些同志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得到提高，很多后来都担任了部队和地方上的领导职务，成了革命的栋梁之材。 　　在创办红军军政干校的同时，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还在荔园堡办起了一所列宁小学，旨在普及文化，扫除文盲。校址就在荔园川口，校舍是没收当地地主的一所房子。因为当时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刚成立，无力给学校解决更多的资金，所以学校师生自制教具，自编教材，扫锅底灰自制墨汁，垒土台当桌凳，硬是将学校办得红红火火。这是根据地教育事业的雏形。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