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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五、艰苦抗战的岁月 一个插曲

马文瑞

1943年，针对革命队伍成分不纯的问题，毛主席提议搞审干反奸。这件事情本来是应该做的，因为在整风前和整风期间，边区保卫部门确实侦破了一批特务案件。事实证明，国民党及日本特务机关已向陕甘宁边区派遣了特务进行刺探情报及搞破坏活动。加上抗战几年来从敌占区、国统区涌来大量知识青年，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纯洁的、好的，但确有身分不明者和被敌特加以利用者。因此，进行一次审干反奸工作，以纯洁革命队伍是必要的。 　　运动初期还是比较谨慎的，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确实查出了一些有问题的人和事。但到了1943年5月以后就发生了变化，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社会部部长康生把它搞偏了。他以“张克勤事件”为典型到处作煽动性报告，后来又大作“挽救失足者”的报告。于是审干反奸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运动中过分夸大敌情，不但将许多思想上工作上有缺点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的干部轻率地列为怀疑对象，甚至无中生有，连一些政治清白的同志也牵连进去。在康生的这种思想影响下，到处搞“逼、供、信”，把延安以至边区一些地方的许多青年学生、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都搞成了“失足者”，把陕西、甘肃、河南、四川等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打成了“红旗党”，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采用轮番谈话，“车轮战术”，使得许多人屈打成招，人为地制造了冤假错案。这项运动不断扩大，最后连中学学生也卷入了。我有个远房侄子名叫马逢承，当时是绥德师范的学生，才十五六岁，什么也不懂，但搞运动的人硬说他是特务，逼他坦白交待。这个人无奈就满嘴胡说，叫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在绥德师范的大会上瞎编一通，说自已是所谓“石头党”的成员，专门在边区从事破坏活动，后来又说他坦白得好，到处开会让他作所谓坦白报告，还到延安讲过一回。每次作报告，他都提着一包石头。非常可笑。后来他来西北局看我时我问他，你到底是不是特务?他说：“逼得我没办法嘛，不承认不行。”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也被整成有政治问题，许多人想不通。欧阳钦同志曾气愤地讲：“陕西党被整成‘红旗党’，我们革命革了半辈子，倒革成反革命了!”西北局的情况也不妙，除了高岗之外，几乎别的负责同志都有了问题。我就是在这时候被调到西北局工作的。贾拓夫同志找我谈，说这样搞下去很危险。我安慰他说，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其实我心里也很焦虑。把外面来延安的青年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整成奸细、国民党、三青团分子或有别的问题的人，这显然成问题。如果真正从外面来的人大都有问题，岂不是等于承认蒋介石、国民党倒受人拥护、力量很大吗?人家由国统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来到解放区，本是来找光明的，是弃暗投明之举，你却硬说人家是奸细，是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公正地讲，他们是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而决不是什么反革命。 　　审干运动牵扯面越来越大，由延安至绥德、陇东，而且被“抢救”的人一日多于一日，光边区政府机关就有100多人。一时间，是非难分，人人自危，影响非常恶劣。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发现审干出了问题，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严厉制止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毛主席并亲自讲话制止。记得那是1944年，延安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毛主席作报告，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他首先做了自我批评，向被错整了的同志赔礼道歉。这次他曾讲：审干反奸应该搞，干部的政治面貌应弄清楚。并引用了“三国故事”，说张飞把从曹营归来的关公挡在古城门外“审查”了老半天，“擂鼓三通斩蔡阳”，才相信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方才放他进城。张飞“审”关公不错，是有原则性的表现。这就如同我们搞的审干反奸，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整错了许多人，这就不好，要纠正。如何纠正呢?就是按照毛主席主持搞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提出九条方针，和他关于反特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批示去办。 　　延安“抢救运动”，虽发生于整风运动期间，但我认为不能同整风运动混为一谈。“抢救运动”也不能和审查干部混为一谈。只是整风期间出现的一个插曲。它是康生利用自己在党内的领导职权，主观臆断，将审干工作引入了歧途。因此，绝不能因为出了“抢救运动”的问题，就否定整风运动。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