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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十一、政协工作 1989年的政治风波

马文瑞

在七届政协期间的1989年，发生了一场大的政治风波。这件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原因。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直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我们争夺人心，争夺青年。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鼓吹“新思维”，他的那套理论，实际是社会民主党的翻版。在国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两届党的总书记却不得力，头脑不够清醒，都存在右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都缺乏应有的认识，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只要看看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就可以知道。一些攻击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全盘西化的言论和文艺影视作品，都可以公然上市。如有人公开说：“四个坚持首先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牢笼”，“丑陋的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过时了，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一堆发出腐烂气味使人窒息的垃圾，必须彻底扫除”，“改革开放要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等，这类反动谬论却没有得到有力的抵制和批判。又如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在电视台放了一遍又一遍，报纸组织座谈，受到一些人大肆吹捧。这些都使一些单纯的青年视为时髦，深受毒害，搞乱了思想。加上1988年硬行“闯关”，通货膨胀严重，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开始积聚。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看到时机已到，加紧在学生中活动，作报告、搞座谈，到处煽风点火，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仍然没有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和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实际上，他的思想与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是完全合拍的。他把《河殇》推荐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看，就是一个证明。他反精神污染不积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积极。在4月份胡耀邦同志去世，一些人借悼念耀邦同志之机，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悬挂横幅和标语，越来越带有明显偏激的政治倾向，风波苗头已经充分显现的时候，他不积极做工作，不采取果断措施，而是一再退让迁就，坐等事情闹大，事实上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大保护伞。 　　从胡耀邦同志去世，到5月19日晚李鹏同志讲话，准备对北京市局部地区实行戒严，一个多月时间里，一些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学生，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由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发展到占领广场，进行绝食，要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台，来势很猛，动乱不断升级。 　　5月16日下午，我应国家旅游局的邀请，曾去出席国际饭店的一个颁奖仪式，路过西长安街，人如潮涌，车实在走不动了，只好绕道走。吃饭时候，宋任穷同志之女宋云飞说：“感谢马老参加!今天还有同志请了杨成武、王光美等老同志，结果都没来，我请来了您。” 　　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十分忧虑。曾给李鹏同志打电话，主张接见学生代表，对《人民日报》社论作些解释。当时李鹏同志正在接别人的电话，我的电话是由工作人员接的。但看来已经晚了。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背后有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他们的目的是想借此搞垮我们的党和政府，取而代之，跟他们好言解释，他们怎么听得进去呢?最后只有采取军事戒严，粉碎反革命的暴乱这个强制措施。 　　动乱平息了，但教训是沉重的。如何吸取教训，我想了很多。动乱刚平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宣布对我实行“制裁”，并开动宣传机器，对我平息动乱大肆造谣污蔑。他们不仅直接插手动乱，在动乱平息后，仍不甘心失败，继续明目张胆地干涉我国内政。可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平演变”是他们的既定战略，只要你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丧失对帝国主义的必要警惕。以为只要让他们有钱赚，他们就会满足了，那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工作问题。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只有克服我们自身的弱点、缺点和失误，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类似问题重演的可能性。我决定准备两个材料，一个是搜集近几年来报刊杂志发表的部分自由化言论——这些东西毒害很大，为动乱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一个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一个建议书，供中央抓好近期工作作参考。 　　搜集自由化言论的工作，我找了何载等同志帮忙，从6月15日开始。7月中旬，我到烟台休假，将有关材料进行归纳整理，整出了一个《关于若干政治理论问题上的自由化一些材料》。与此同时，经过反复思考，反复修改，写出了一份较为满意的建议书。8月10日，我将两份材料一并报中央和江泽民同志。建议书转录如下： 　　泽民同志并中央： 　　最近，我在北京和山东作了些调查，翻阅了一些材料。一方面，看到四中全会的精神正在深入党心、军心和民心，政治空气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对七月二十四日公布的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做的七件事情，广大干部都认为说到了心坎上。对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满口称赞，认为他的三次讲话是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四中全会精神上来，广泛调动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强大武器和纲领性文件。另一方面，各地当前存在的问题不少。要完全贯彻好四中全会决定，做好整顿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我想就几个迫切的问题提一些看法和建议，以供参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总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十年当中，我们取得了国民生产总值提前翻番，科学、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和成绩。但是，这次由国内外反动派特别是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预谋、策划、组织的学潮、动乱以至发展为反革命暴乱，其范围之广，卷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行动之激烈，却是建国四十年来所没有的。反思这场斗争，给我们全党的教训极其深刻。究其根源，除反动派的蓄意破坏外，应该说，和我们这几年工作的失误和缺点是有很大关系的，切不可忽视。 　　我认为，目前存在的五个较大的问题(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急待解决。 　　一、党政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严重。党政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确也存在着为群众愤慨的腐败现象。 　　其一，在干部使用上，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讲关系不讲原则。我党选择干部四条标准的第一条革命化，被一些人肆意抛弃了。社会上流传出一些顺口溜：“光看数理化，不管革命化”、“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德才作参考，关系最重要”。这都是从一个侧面来批评我们。 　　其二，以权谋私。突出的表现为化公为私，假公济私，贪污受贿，倒买倒卖，敲诈勒索等。其中对结成团伙倒买倒卖，利用权位(包括子女利用老子地位)开办公司，大发横财；业务部门利用工作便利监守自盗；县、乡、村干部利用职权营造私房等群众的公愤最大，叫做“权钱结合”，即“以权换钱，以钱换权；借共产党的权，赚共产党的钱。”实质上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其三，铺张浪费，积习难改。摆阔气，讲排场，请客送礼习以为常。行贿送礼被称为“秘密武器”，请吃请喝被当成“灵丹妙药”。“不送礼办不成事，不请吃寸步难行”，“上面忙吃喝，下面忙赌博”。这是不少群众对我们一些干部的谴责。尽管中央一再禁止修建楼堂馆所，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改头换面，巧立名目，仍在修建。一些地方令不行禁不止的积弊，已经到了非认真查处，不足以彻底扭转的地步。 　　其四，官僚主义，积怨甚多。不少干部为人民服务不讲了，群众路线丢弃了；强迫命令，乱摊乱派发展了；工作上敷衍应付，扯皮拖拉，不负责任，严重扭曲了党的形象。“人变了，心变了，人民公仆变成老爷了”，“吃饱了，养胖了，大嫂大娘全忘了”。这就是人民群众对我们某些干部的怨言，值得深思。 　　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仍是群众意见最多而又担心的问题。这主要由于前两年生活必需品及生产资料价格轮番猛涨，使相当一部分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今年以来一些生活消费品价格虽得到了抑制，但不少群众仍担心“只是暂时现象”；又看到不法商贩、投机倒把分子不时还在乘机哄抬物价，使物价指数居高不下，唯恐“好景不长”，仍然忧心忡忡，怨声不绝。 　　三、社会分配不公。一方面在企业、事业单位存在着平均主义和脑体倒挂现象；另一方面，不同行业间特别是流通领域和其它方面的收入悬殊愈来愈大。一些个体户和私营业主，“走穴”的演员以及某些不法分子，通过偷税漏税，营私舞弊，损公肥私，一下成了腰缠万贯的暴发户。他们来钱容易，挥金如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映。“不公难平，不平则鸣。”特别是一些个体户和私营业主钻政策的空子，“靠行贿进原料，靠回扣搞推销，靠偷税搞钞票”的行为，人民群众十分不满。 　　四、社会风气恶化，精神污染严重。由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社会上时常发生走私贩私、坑蒙拐骗、制卖假烟、假酒、假药、假化肥等。早前已经绝迹的卖淫、赌博、拐卖人口、吸毒等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农村封建迷信抬头。特别是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色情淫秽、暴力凶杀的书刊、音像广为传播，甚至侵入中小学生中，严重毒害了青少年一代的灵魂。 　　五、社会治安恶化、恶性案件猛增。不少地方流氓猖狂，团伙作歹，偷窃哄抢流行，某些地段的铁路上甚至出现了“车车有扒窃，列列有赌博，段段有路霸，站站有野妓”的现象，人们的安全遭到损害，有的地方富裕人家雇人保镖，贫困人家烧香求保佑。 　　这些问题所以产生和发展，除了我们在经济、政治上的某些制度不够完善、西方腐朽文化的渗透外，最重要的是由于前两位总书记消极对待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赵紫阳同志，一方面淡化、削弱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又纵容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使许多地方和单位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的组织陷于瘫痪。党员的党性原则、党的观念、党纪思想愈来愈淡薄，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再被削弱，以致有人说；“中央是执政党，国营企业是在野党，合资企业是地下党，农村是自由党”。这反映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遭受严重损坏。 　　赵紫阳同志淡化、削弱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坚信社会主义方向。他的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大小气候下形成的。其本质是屈从国际资本的压力，迎合国内外一些人的要求，客观上起到了瓦解革命斗志、涣散革命组织、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作用，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着严重的破坏和腐蚀作用。要保证改革开放完全胜利，很有必要适时从思想政治上消除这种机会主义思潮。否则，彻底整顿的目的将难以达到。 　　为了贯彻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以上问题，亟须逐一解决，当前很重要很关键的一条，就是切实惩治腐败。当然，干部中有腐败行为的确实是少数，但其危害之深，影响之大，引起不满的人则不是少数。因此，这一条是万人瞩目，众望所归。解决得好就能大大提高党的威信，改善党的形象，赢得民心。 　　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大事，对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一次严肃的政治考验。因此，应根据个人在斗争中的表现，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绩、思想作风和政治倾向，加以考察了解和调整。一些地方同志还建议，对所有干部应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或了解，对各级领导班子和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整顿，把惩治腐败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结合进行。认真遴选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决主张改革开放的同志掌权，同时，必须把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腐败现象的人坚决调下来，使党的队伍从此更加纯洁和坚强。这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不这样，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特别是解决这些严重问题就难以有保证的。 　　鉴于目前工作千头万绪，我建议： 　　(一)按面临的重大问题，把要抓的主要工作，加以统筹规划，拟定解决的大致纲要。这纲要(或纲领)应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1)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总结十年的宝贵经验，明确今后工作的指导思想。 　　(2)把近期要求和长远目标结合，明确指出全党当前的奋斗目标、战斗任务，以激励广大干部的政治积极性。 　　(3)简要阐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的实质，揭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光明前景。 　　(二)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彻底清查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方案》是一个好方案，是为完成重大工作任务的很好的做法。我认为，对当前和全国其它重大社会问题和工作问题，也很有必要按问题的性质，分别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 　　鉴于上述五个问题都是群众关心的热点，方案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层次和轻重缓急，分别提出具体要求、措施和步骤方法。 　　例如，对许多同志关心的党的基层组织问题，可考虑今冬明春动员全党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事先应学习有关文件和党章，进行关于党的性质、宗旨和如何做一个党员的教育、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普遍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然后对于瘫痪和半瘫痪的支部，认真整顿和改组；对不合格的党员要及时清理出党；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去充实基层，并精心挑选、配备起好的支部书记，使之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再如，对于群众意见大的高干子女经商问题，似可考虑对副部长以上干部子女首先一律制止经商，然后进行一次审查。在审查之后，没有问题并有商贸工作经验的，可以继续从事商贸行政工作(不直接经商)，或另行分配其它适宜的工作；有问题的应依纪依法查处。对流通领域一部分人收入过高的问题，也须有适当限制政策。这样，不但可以挽回影响，教育子女本人，也有助于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相信这一措施会得到群众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三)为了利于坚决彻底解决好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可考虑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分别组织若干相应的临时专门委员会。按老中青结合的原则，以中青为主，老同志做参谋或顾问，协助和带领职能部门做好调查研究、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工作。 　　两个前总书记工作失误和缺点之一，是喜欢讲空话、大话，报喜不报忧，只号召无检查，助长了干部的形式主义，不愿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建立这些临时组织，就是要克服以往的弊端，协助中央把工作抓好、抓实、抓出成绩。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我们的党风、社会风气有个根本好转。届时这些监督组织当然就予取消。 　　当前国内的形势极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各级党委应由主要负责同志挂帅和亲征，抓住有利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一抓到底，改变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真正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以上妥否，请批阅参考。 　　顺致敬礼! 　　马文瑞 　　后来中央政策研究室同志复信说，江泽民同志接信(建议书)和《关于若干政治理论问题上自由化的一些材料》后颇为重视，曾留在身边为准备国庆讲话作参考，同时指示研究室负责同志复制几件，送中央其他有关同志使用。对此，我感到欣慰。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