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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

刘景范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光荣的六十年。六十年的战斗历程，铭刻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忠诚无私、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艰苦朴素、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为我们后来的共产党人作出了伟大的榜样。林伯渠同志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受到尊敬的一位老同志。林伯渠同志自从一九三七年西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起，到一九四八年林老离开边区止，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在这段时间里，我在林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教导，是我终生也忘却不了的。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我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的一生是光荣的战斗的革命的一生。我和林老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当时毛主席领导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根据地那时一方面受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军队的疯狂进攻；另一方面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摧残，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和大批革命干部被逮捕监禁，有的同志甚至被杀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到陕甘就把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放出来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被释放后不久，党组织派我去三边特委任军事部长，为了解决三边地区军队的经费问题，我首先去拜访了担任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兼银行行长的林老。一见面，林老就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们是好同志，你们受委屈了。”我听了这些话，感到党的无限关怀和温暖，不禁热泪盈眶。停了许久，我才说了一声：“林老，你辛苦了!”那时我才二十四岁，而林老已是一位年过半百的长者。他经过了长征的艰苦跋涉，风尘仆仆，须发皆白，而精神饱满，坚定沉着。他身穿没有布面的老羊皮袄，腰扎一条小毛绳，十二月天气还穿着两条单裤。他的办公室是只有二十平方米大的一间小平房，靠窗户放了一张旧方桌，一条长板凳。办公桌对面是一张单人床，铺了一块麦草垫子和简单的被褥。林老让我和他坐在一条板凳上，亲切地问我的身体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我将要领经费的报告交给了林老，林老立即叫会计将经费取来，并亲自点清交给了我。他嘱咐我说：苏区财政要靠自力更生，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并向土豪筹款解决财政问题；另一方面要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克服财政困难。林老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干部热情诚恳的态度和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六年七月，党中央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从瓦窑堡移住保安(后为纪念刘志丹改为志丹县)县城，调我担任保安县的领导工作。这时保安县的工作划归中央直接领导，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许多会议都要我去参加，因此我和林老的接触就多了。林老对群众生活十分关心。记得有一次办事处讨论保安县发展生产和解决中央机关、学校、部队、医院的吃饭、吃菜、烧柴等问题时，林老积极支持我们的意见，存在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在发展生产方面，因保安县人口少，荒地多，我们提出了发展农、牧业并重的方针。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我们提出奖励垦荒的政策，垦荒二年免征公粮；为了发展畜牧业，实行保护耕畜、禁止宰杀和出境幼、壮、母畜的政策。在市场供应方面，由于中央机关的迁来，需要供应的人数比原来增加了十几倍，市场紧张，同时大量货币流入农村，农民又争购布匹棉花和其他生活用品，致使物价不断上涨，货币贬值。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1)除完成应征的公粮外，向农民购买和借用一部分余粮，包括一部分油料和豆子。这样可以用豆子榨油、生豆芽、做豆腐，以解决机关、学校、部队的口粮、吃油、吃菜等问题，(2)请中央调拨一部分布匹棉花和人民生活用品，分发到各地区商店廉价出售，回笼货币、压低物价。在讨论中，林老说：保安县提出发展生产的方针和保证中央机关、学校、部队供给的办法，都是正确的，办事处各有关部门应大力支持他们。在林老的赞助和推动下，办事处很快批准了我们的意见，并通知中央各有关部门给予财力和物力上的支援。这样，不仅确保了中央机关的供应，而且使保安县的生产建设有了发展，物价下降，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关心边区的建设，边区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毛泽东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的。一九三七年内战停止后，边区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这时，林老曾一度担任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此时边区党政领导执行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对国民党顽固派无原则的团结，不进行必要的合理的斗争，使边区受到了很大损失。一九三八年五月，边区党政领导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于五月十五日以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名义，发布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布告，严厉斥责了破坏边区破坏团结的顽固派，使边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林老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后，他认真地贯彻执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使边区的政权建设、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年春，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照顾一切抗日阶级，特别是照顾中间阶级的利益，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的主张。中共中央西北局也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以林老为首的边区政府，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在乡、县、边区三级政权进行了“三三制”的选举。“三三制”的普选是一次更为广泛的民主运动。林老和边区其他领导同志在这次选举中做了大量工作。开始，许多人对“三三制”不理解，特别是党内许多干部对于要把曾经被我们领导群众打倒的、但现在表示愿意抗日的绅士吸收到统一战线中来不理解，甚至有的人还有抵触情绪。譬如当时我们准备选绥德县的一个著名的绅士、大地主作议员，党内许多干部就是不同意。这时，林老就亲自给干部做思想工作。他在找绥德县的县长谈话时说：过去我们搞土地改革，分他的地、打倒他，都是对的。而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团结抗日，请他出来当议员，也是对的。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况且他是拥护党的抗日政策的。他在地主阶级中的影响大，他出来工作能起到我们所起不到的作用。经过林老的谆谆善诱，说服教育，不理解的同志都打消了思想顾虑，许多县、区、乡都把开明的绅士吸收到“三三制”政权中来了。绥德县的这个著名绅士也当选为边区的参议员。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召开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各级政府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会和正副主席。林老连选连任边区政府主席，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边区“三三制”的选举运动和第二届参议会的召开，促进了边区人民的空前团结，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陕甘宁边区成为闻名中外的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  　　林老对繁荣和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极为重视。一九三七年内战停止后，边区政府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一方面少收税，减轻人民的负担，奖励劳动模范，鼓励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发放农贷，解决农民耕牛、农具、种子等困难，恢复了集市贸易，促进农牧工商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九三八年以前边区需用的工业品几乎全部是外面输入的，边区只有印刷、被服、榨油、晒盐等小规模的工业。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同志和林老通过统战关系得到一部分援助边区的经费，开办了纺织、造纸、农具、制革四个工厂，边区又自筹资金办了制药、化学、火柴等工厂，使边区工业建立了初步的基础。 　　当边区人民奋发建设边区的时候，因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也逐步将其主要力量来对付我们，致使边区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一九四○年冬，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为了解决战争的经费问题，边区人民的负担逐年增加，军队、机关、学校人员的吃、穿都发生了严重困难。一九四一年，边区的党政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机关、部队、学校全体动员，开展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生产运动。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起了模范作用。在这个运动中，林老亲自带头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生产活动，开荒种地，拾粪积肥，纺线，种菜。在林老和边区党政领导同志的带动下，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从领导干部到勤杂人员，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到了一九四二年，部队、机关、学校自己的生产所得基本上达到了半自给，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林老坚持每天早起拾粪，有一个叫惠疙瘩的农民看见了，就和他的儿子挑了两担粪倒在林老的粪堆上，并且同林老说：“你老年纪那么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帮你拾了。”林老说：“你的好意我理解，但我还要坚持每天拾粪。虽然我年纪大些，在政府中有工作，但我也要参加大生产运动，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还制定了奖励移民垦荒的政策，决定开荒三年免征公粮，并对劳动模范给以奖励；在未进行土改的地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大力提倡劳动互助，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积极发展生产、消费、运输、信用合作社，等等。党和政府的这些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激发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工业等各条战线上涌现出大批生产模范和劳动英雄。在林老亲自主持下，曾召开过两次边区劳模大会，交流了生产经验，奖励了劳模，对边区的生产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九四三年进区政府向农民征收公粮十八万石(每石三百斤)，一九四四年征收公粮减为十六万石。由于经济的发展，很多贫雇农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可以说农民是家家户户粮食满仓，六畜兴旺。部队、机关、学校的干部、战士、学生的供给标准也大大提高，到一九四五年边区军民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林老很注意发展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带说：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发展生产建设，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在他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再加上党中央的支持和协助，这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外，边区还有中学、师范六所，完小、初小共四百四十四所。为了普及小学教育，一九四四年边区政府确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边区各县还举办了五百七十多所村学，一百五十多所私立小学，三千三百多个读报识字组和二百三十所夜校或半日校，还广泛地开展了冬学运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林老和中央及西北局宣传部动员和鼓励边区文艺团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秦腔、眉户、说唱、京剧、歌剧等形式，创编了表现群众斗争与生活的新戏剧和新歌曲，如：“《白毛女》、《逼上梁山》、《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翻身道情》等等。这些文艺节目演出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得到普遍传播，丰富了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  　　林老在边区政府工作期间，十分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模范地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搞“一言堂”。林老经常教导我们，地区政府的工作任务和计划预算，必须严格的遵照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和各项政策、法令来制定，并保证实施。在林老领导下，边区政府各项行政任务的规定，工作计划和预算，都要经过边区政府委员会通过，提交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批准后执行。政府委员会每半月举行一次，必要时可提前开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如果多数人的意见与参议会的决议有抵触，报参议会常驻议员会议讨论。遇有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先通知边府各厅、局和专、县组织干部讨论先提出意见，再在边区政府委员会讨论决定。林老这种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又善于集中统一的领导作风，对我的教育很大。 　　林老政策水平高，胸襟开阔，很能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帮助党外人士提高认识，共同进步。他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经常主动找担任边区参议会或边区政府的领导职务的党外知名人士谈心，有事就同他们商量，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赞成实行民主政治，但对减租减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有时表现有抵触情绪。经过林老的耐心的解释和帮助，他们的认识很快有了提高，思想有了很大进步。这些民主人士在任时都是有职有权的。如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分管边区的财政工作，他曾提出精兵简政政策的建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边区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精简了边区的机关，部队和各事业单位的人员，改进了公文制度，减少了经费开支，提高了工作效率。李鼎铭深有体会地说：“我身为党外人士，在边区政府工作，并未感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信任和尊重的。” 　　林老非常爱护干部，严于责己，宽于待人。边区政府某部门在工作中有了缺点和错误时，他总是首先检查自己的缺点。凡是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都深深感到他既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慈祥恳切的长者。有些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林老总是耐心地帮助、教育、引导，使他认识错误，他决不给人“戴帽子”、“打棍子”。一九四二年抢救运动时，康生把河南、四川、甘肃、陈西等省的地下党打成了“红旗党”，把这些地区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都当做反革命进行“抢救”。周恩来同志发现了康生这种错误的做法后，及时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很快得到了纠正。林老强调实事求是。他说：“来边区的青年人绝大多数是要抗日、要革命的，混进来的坏人是极少数，对来历不清的人要审查，要调查研究，一时搞不清的慢慢搞，还要看他的表现，不要乱戴帽。一九四七年的土改中，陕甘宁边区在某些地方过左的作法影响下，有的同志提出一些过左的口号，对干部乱批乱斗，引起群众恐慌。西北局某些领导同志和林老发现这些错误以后，立即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并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的重视，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林老为了保护同志，自己还主动承担责任，说自己是好好先生，对这些同志帮助不够。干部有了问题，都愿意找林老谈心。不论是老干部或青年干部，他总是平等相待，以诚相见，一视同仁。林老的这些高尚品德，确实是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林老对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干部更是关怀备至，充分信任，热情帮助，耐心教育培养。对边区各地工作中要解决的问题，他总是先找地方干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然后再做决定。我是边区本地的干部，给林老反映情况时，往往反映自己工作过或熟悉的地方多。林老指出，对你熟悉的地方要多注意它的情况变化，而更要注意了解你不熟悉的地方情况。我在边区政府工作期间，所以在工作中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与林老的热心教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林老的工作深入细致。他担任边区政府主席时虽然工作很繁重，但还经常抽空到一些县、乡政府调查研究，指导县、乡政府的工作，帮助县、乡干部解决实际问题。一九三八年边区得到一笔建设工厂的经费后，林老亲自和我们去勘察建立工厂的厂址，主持研究建厂设计、设备购置和职工招收训练等问题。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把延安城炸毁后，边区政府为了解决延安市民的居住和生活问题，林老又亲自相我们一起在延安周围勘察多次，最后选定城南孤魂沟建设延安的新市场，这里防空条件好，交通也方便。因市场选择适当，得到群众的支持，很快就把新市场建立起来，市民得以安居乐业，延安市的商业很快地得到恢复和繁荣。     　　林老对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常说，是陕甘宁人民用小米养活了我们，是陕甘宁人民给予我们党这块立足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陕甘宁人民的恩情。我记得他同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九三三年，中共陕西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以后，中央已不了解陕甘的斗争情况，根本不知道还有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快走到哈达铺时，毛泽东同志把徐老、董老、谢老和我找去，对我们说：‘红军到甘肃以后，你们几位老人是不是化装辗转到南方去，找我们留在苏区的地下党，不然你们会被长途行军拖垮的。’后来，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报纸，知道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当时大家都非常高兴。”林老说：中央红军走到吴起镇，陕北红军派人来欢迎我们，吴起镇的人民来迎接我们，经过长征的红军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们对陕北人民的感激之情的。你看，我们这几位老人也用不着化装到南方去了。林老说：因为有了陕甘这块根据地，所以此后才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林老生活简朴，克己奉公，从不特殊。他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后，一直住在延安南门外边区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土窑洞里。饭食也很简单，自己去食堂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从来没有特殊要求。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林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延安儿女一起战斗，共同度过艰苦的战争岁月。他和边区广大群众一道，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解放大西北，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林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勤勤恳恳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一个模范党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那坚韧不拔的彻底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不断前进！ 　　(原载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