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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林伯渠同志

王定国

一九三五年，在举世闻名的长征路上，我见到过林伯渠同志。他满头白发，经常提着一个小马灯，象其他青年战士一样，精力充沛，坚持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在兰州时，因为谢觉哉同志经常提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同志，这才使我把林老的名字同他在长征途中倍受战士爱戴的光辉形象联系起来。林老和谢老经常有书信往来，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在工作上他对谢老积极支持和配合，在生活上他给谢老和我予以热情关怀和帮助，许多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林老对谢老的工作是积极支持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谢老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被马鸿逵俘去的我西路军一千多名战士，被改编成新兵团，并准备送到洛阳卫立煌部队去。谢老估计到要把这支部队拉回来，单靠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力量是办不到的，需要西安林老的协助。于是就发电报告知林老，说明这个新兵团成员全是我西路军战士，希望兰州和西安双方密切配合，争取把这支队伍拉回来。林老收到电报后，立即同伍云甫同志作了周密安排。新兵团刚抵西安，伍云甫同志便到新兵团去讲话，安定部队的思想情绪。同时，要求国民党天水行营批准就地武装这支部队，然后开往抗日前线。天水行营星期天不办公，为此，林老精心安排，故意在星期六下午将“就地武装”的报告送给天水行营，并且连夜将新兵团开往距离我方很近的三源地区。待到星期一天水行营将报告批下来时，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新兵团已回到我方，而国民党又不得不供应衣服。由于林老与谢老密切配合，这件事处理得很成功。 　　林老还热情鼓励我为谢老分担工作。一九三八年，我生了孩子，孩子没有奶吃，没人照管，谢老又在陇东与国民党谈判，因此，要我带着孩子先回延安去。路过西安时，林老一方面热情地为我安排住处，在其它生活小事上也安排得很周到。例如，他见孩子没有奶吃，就叫几个同志买了些鲜鱼来催奶，让有奶的女同志为我孩子喂奶；另一方面，对兰州的工作十分关心，还向我了解在兰州收容西路军失散同志的工作等情况，然后说：“谢老去陇东以后还要回来，需要有人配合和分担，希望你到延安之后能尽快返回兰州。”我遵照林老的意见，到延安后不久又返回了兰州。 　　林老是积极鼓励我抓妇女青年工作的。一九三九年六月，我从延安返回兰州，路过西安时，林老对我说：“这次回兰州一定要把妇女群众工作搞得更好，听你说，那里的工作是有基础的，你去了之后，要充分利用这个好条件，把妇女工作巩固起来，使我们出去的妇女同志有个落脚的地方。”一九四○年，我跟周恩来同志同车回延安，路过西安时，林老又对我说：“你们兰州的工作不错，主要是妇女同志的文化宣传方面搞得不错，有成绩，影响大。但要与甘肃省委的地下组织加强联系，才会更有成效。”后来，我被分配到延安边区政府做收发和青年支部的工作，林老经常对我说：“支部的工作是一个基层工作，把青年男女组织起来学习，参加一些活动，这是你们青年委员的任务。”在林老的督促鼓励下，青年支部的工作搞得十分活跃。 　　林老的党性很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虽是一个老革命家，担任着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却始终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常对我说：“我不能做一个特殊的党员，开党小组会时，不要忘了，一定通知我。”每次他都争取参加党小组的活动。林老始终把自己当做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虽然工作繁重，年龄大，但他经常出去割马草，代替警卫员做各种家务事，让警卫员腾出更多的时间上山种地、修桥和做其他体力劳动。一九四五年，林老六十大寿的前几天，他与谢老等领导同志还参加了修建飞机场的劳动，并且特别叮嘱报社，不许报道他参加劳动的消息。林老用实际行动带动延安妇女合作社活动的开展，发动和鼓励边区的妇女积极参加纺线、织布、织毛衣、打毛袜等生产活动。他还要求男同志向妇女学习，也开展纺线活动，要求自己的警卫人员向其他会纺织的同志学习。当时谢老的警卫员程道营很会纺线，但经常跟谢老跑外勤，高世文不会纺线，却负责勤务工作，谢老就要这两个人互换工作，高世文跟谢老跑外勤，程道营留下来参加纺线。林老称赞说：“这个办法好!”并且要他的警卫员向程道营学习，各显其长，搞好工作与生产劳动。 　　尤其使我难忘的，是林老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崇高品格。他很关心谢老。一九四○年，谢老在边区当秘书长兼党团书记时，身体很差，血压很高。林老当时是边区政府主席，工作负担很重，身体也不太好，但他很少顾及自己，而经常叫张经医生给谢老看病，教谢老做保健运动，还要张医生每隔二至三天向他汇报一次谢老的健康情况。我曾亲眼见过这样一个场面：一九四一年林老在边区政府的平房里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电闪雷鸣，下起大雨来，正在开会的房间受到雷击，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同志当即被雷电击毙，另有九位同志被击伤，林老满脸被烟火熏黑，也负了伤。在这危急时刻，大家叫林老赶快离开，他不肯，坐在地上为伤亡的同志难过，安排抢救措施。当时我和几个同志在隔壁房间，立即从会议室侧旁的防空洞跑进去，由两位同志硬将林老架住，从防空洞中走出来。但是，林老仍然担心其他同志的安全，亲自办完伤亡同志的一切善后事宜。一九四五年，续范亭同志在川口休养所治病，他的年龄比林老小，但年近六旬的林老知道后，特地从很远的地方去探望他。续范亭同志很受感动。这类事例很多，充分体现了林老的高贵品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林老待人诚恳、宽厚，并且对待下级人员也是如此。林老有一个警卫员，品行不好，有一次趁林老不在家时，把林老的箱子底割破，把东西盗光，林老发现后只是耐心地帮助教育。后来这个警卫员又趁拆洗林老被子的机会，把被子内的新棉絮全部换走，林老仍然只是批评教育，不予处分。但这个警卫员累教不改，最后组织上只好把他调走了。 　　林老不仅善于团结同志，而且十分注意教育同志们互相搞好团结。当时，延安有些老干部与新干部互相瞧不起，老干部认为自己党龄长，有功劳，新干部认为自己有文化，年轻能干，比老干部强。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林老总是耐心进行批评教育，他曾对谢老说过：“党龄亦可变成包袱。”谢老也有同感，因此根据林老的这句话在日记中作了一首诗：“清明”在心，包袱在背。此丢彼上，背为心累。心在反省，观点立场。我已解放，汝应轻装。背曰不然，明丢暗上。明犹可耐，暗非难当。祛真恶易，撼伪善难。心蒙薄尘，背压重担。心背交摘，何时可休。我心蹇蹇，我背悠悠。我们在延安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由于林老坚持以革命大义教育干部，许多同志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团结。 　　延安时期，林老与谢老住的窑洞相连，解放以后又同住中南海。住得很近，思想更接近，相处的时间长，相互之间的友情更长。林老是谢老的真挚朋友，是我的师表，我将永远怀念林老。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