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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寻找贺龙元帅的骨灰

刘树发，王小平

为贺帅安放骨灰的报告批下来了，但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贺帅的骨灰在哪里?没有骨灰便无法举行安放仪式。金副主任派我负责此事。我问金涛是否知道贺帅骨灰的去向，金说他问过薛明，薛明回忆说贺帅去世的当天，专案组把她和子女接到三〇一医院看了一眼，火化时没让她和子女们参加，至于骨灰放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中央二办”没有将化名，编号告诉他们。 　　金涛让我带着一位秘书专门找贺帅的骨灰。我到八宝山公墓办公室说明来意，他们很吃惊，说：“请等一下，我们查一查。”约两个小时后，他们说：“贺龙是位大人物，如果骨灰存放在八宝山我们是会知道放在哪个室的。翻遍了1969年以来所有的登记，未见贺龙二字。”他们并不知道是用的化名。回机关后我向金涛作了汇报。金涛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贺老总是在中央二办审查他时去世的，找二办去。”我说：“二办早已撤销了。”金说：“人走了档案总得留下吧?”我们分析，既然中央一办没有撤，档案肯定在一办。 　　我找到铁狮子胡同中央一办，一办的人说，他们不管贺龙的案子。我说，二办已撤销，档案是否在这里?他们回答，有的在，有的不在。我请他们帮助查一查，二办交档案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让我下午再来。下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们查到了二办交档案的人，是空军的，现在已回空军机关了。我一听说是军队的人，有了，立即电话报告金涛，通知空军协助找人。我到空军说明来意，值班人员用电话接通了该同志，他叫周栓增。我很激动，毫无保留地说，现在中央要为贺帅平反昭雪，请帮助找到贺帅的骨灰。周说他知道此事，现在手上没有资料，不能凭想象说，只有对照登记才能说清楚。 　　第二天上午，按照约定时间，我们一起到了中央一办。周和一办的同志协商后，约等了半个小时，取出了登记本给我和秘书看。登记本第一格：王玉，第二格：贺龙，第三格：去世时间1969年6月9日，最后一格：骨灰现存在八宝山老山骨灰堂，骨灰盒编号为0034。看完登记我们都很高兴。我还是不放心，对他们说，光看登记本还不行，我得去老山骨灰堂看看，你们下午陪我一起去。 　　我回机关向金涛报告后，提出在6月9日前对贺帅骨灰实施监控措施：1.立即对存放贺帅骨灰的老山骨灰堂派兵看守，在未取走贺帅骨灰前不得对外开放，人员不得进出。2.6月4日上午约贺帅子女贺鹏飞和贺晓明、原二办工作人员、北京市民政局领导以及我们承办单位四方共同鉴定、认可，四方代表签字，办理骨灰移交手续。3.现在离6月9日还有五天，骨灰放在哪里都不合适，只好将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暂存在八宝山革委会办公室彭主任的保险柜内，并派兵守护。 　　6月3日下午，我带着秘书、警卫处参谋和战士、原二办工作人员、八宝山革委会彭主任一同来到老山骨灰堂。按登记的指引，我们在骨灰室的最后一排的最下层的最后一个格子，看到了一个用黑布盖着的价值六元钱的骨灰盒。我弯下腰仔细看，盒子上写着的名字为“王玉”，编号为0034，通常骨灰盒上有张死者的一寸照片，此盒没有。因为与登记相符，我无话可说。大家一起向骨灰盒三鞠躬。我对彭主任说，从现在起到明天我取走骨灰盒期间，该骨灰室不得对外开放。 　　回到机关，我向金涛汇报，第一句话就说，“我看到了贺帅的骨灰盒，现已派卫兵保护了”。在金涛主持下，我们连夜研究了如何办交接手续，并向军委首长、中央组织部、薛明报告了情况，同时通报北京市委，并让市委转告北京市民政局领导，6月4日上午去老山骨灰堂办理贺帅骨灰移交手续。 　　6月4日上午9时，四方人员准时到达老山骨灰堂，在彭主任和原二办人员的带领下进入骨灰室，看了骨灰盒。因为室内较暗，又没有座位，只好由二办人员将骨灰盒从架子上取下，在院内找到一处有石桌石凳的地方，将骨灰盒放在石桌上，在场人员共同默哀、三鞠躬。然后，金涛讲话，大意是：贺帅不幸去世已经快六年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今天找到骨灰是一件好事。 　　接着请原二办的同志介绍骨灰存放情况。原二办的同志说：这是贺帅的骨灰，千真万确，请大家看登记本并与骨灰盒核对。我们先请贺鹏飞、贺晓明兄妹查看。他们兄妹未提出疑义。四方代表在我们预先准备好的交接登记表上签字(此签字表存放在北京市民政局)。然后，大家一同驱车到八宝山，彭主任拿出准备好的紫檀木雕花(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时专用的)骨灰盒、黄绸袋子，由彭主任和军委办公厅秘书更换了骨灰袋，将骨灰装入新的骨灰盒，存放在彭主任的保险柜内，派卫兵守卫。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