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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第二章 入川之初

张国焘

疲累的我军，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这个地方，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是落后的，人民所受的痛苦十分深重。鸦片烟的毒害，更是首屈一指。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基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当时最需要的是休息，其次是补充军队所缺乏的装备，第三才是建立根据地。这些迫切的需要，都联系到建立政权问题。如何能建立一个为当地人民所拥戴的政权，乃成为我们内部讨论的中心问题。 　　我们全军当时真像一群叫花子。除了有些战士穿着沿途补充的五颜六色的服装外，我们身上都只穿两套单军服，而且污秽破烂不堪。脚上多无鞋袜，只用破布裹足，早晚都披着破旧的军毡御寒。我们满身征尘，面目黧黑，手脚冻得裂痕累累，全身都是虱子。兼之三月来没好好梳洗，头发又长又乱，配上满脸胡须，看来真有点可怕。 　　对这种狼狈景象，我一路都在寻求解决办法。摆在眼前的问题，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对于我这个主持者来说，解决现实需要，重要性远过于死板的教条。在建立政权上，我决心扬弃苏维埃的公式，因为这个公式不适合于西北落后地区。我们要寻求一种革命的人民政府的新形式。我军必须先求康复整顿，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应与四周敌军暂时休战。我这些理想，在入川之初，开始试行。 　　在两河口一个茶铺里，我们草拟入川纲领。两河口这个小市镇只有二十多户店铺，商人大多已走避，只剩下几个鸦片瘾君子。为了查问当地情况，他们便都成了我们的座上客。这几个人都穿着一件空心单长衣，看来连内衣都没有穿。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小火炉，吊在裤下取暖，这是当地瘾君子的一般装束。他们满面烟容，瘦得不成人形。其中可能有田颂尧①的侦探。我们并不调查这些人的来历，一律款以酒肉，又让他们过足鸦片烟瘾。这样，他们和我谈话时便显得相当融洽了。 　　在两张油渍甚厚的方桌周围，坐着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这几位客人。我首先向客人说明，红军是纪律严明的部队，并不杀人放火。我们到这里来，也不要与田颂尧作战，只希望他能让出一小块地方，供我们在这里休息过冬。希望客人们将这番话传说出去，使老百姓都能在家安居乐业。田颂尧也不必多所疑虑。跟着我请客人随便谈谈本地的风光。 　　这些客人擅长词令，这原是四川人的特长。他们在军阀彼来此往，割地自雄的局面下，养成了随机应变的才干。在烟瘾过足之后，更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只觉得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是些下级军官，不如田颂尧部一个班长。田部一个班长下乡，要坐“滑竿”②，有十个兵前呼后拥，老百姓见着，要称为“班长老爷”。在他们服光中，我们整个军队是这样狼狈，穿着又奇形怪状，确像是被打败了的军队；但另一方面，又觉我们气度举措都相当有派头，精神也很振作，枪枝齐全，子弹充足，这又使他们大感惊奇。尤其是我们态度谦和，他们见所未见。他们问东问西，我们一一详加解释，乃使他们说话毫无拘束。 　　田颂尧的虐政确是天怒人怨。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田颂尧那个狗入的。把我们老百姓整得好苦啊!”他们这样骂田颂尧，也许含有向我们讨好的动机；但确是义愤填膺，愈说愈激昂。尤其是说到苛捐杂税，更是切齿痛恨。他们指出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特别是鸦片捐更是重得吓死人。不仅种者要纳烟捐，不种的也要纳“懒民捐”；不吸的要纳“禁烟捐”。田颂尧约有五六师人，防区却只有川北的十余县，兵多地窄，这也许是他不计死活搜括的原因之一。 　　他们描述田颂尧逼捐税的手段，也骇人听闻。一个老百姓欠缴一块大洋的捐款，保甲长便把他抓去打一百板屁股，按此比例，多欠多打，如欠三元即打三百板，打完之后，欠捐仍须照数激清。这个区域的保甲长职位多系以金钱买来，专门以收缴捐款为职务，有任意抓人打人的特权。如果保甲长不能向田颂尧缴足捐款，田颂尧就派军队下乡追缴；不用说，那会弄到鸡犬不宁，老百姓还得分担一份庞大的军队招待费。 　　这一带的乡绅、军官、放债者以及吃衙门饭的人，也和田颂尧一样的丧尽天良。据那几位烟客描述，这里土地不值钱，不少的人因为缴不起捐税，典田当地，逃亡到陕甘一带去，有钱的人便乘机贱价收买土地，土地死当的事到处都有。地租多系铁租，无论收成如何，不能短少分毫。借款利息更是重得可怕，按月对本对利的是常事，按年对本对利的还算是很轻的了。 　　我们得到了所需要的这些材料，便开始草拟《红四方面军的入川纲领》。这个纲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红军所到之处要立即实行的，共有下列三点：第一废除苛捐杂税，即红军所到处，不再收原有的苛捐杂税，也不准任何人征收。第二减租减息，地租以百分之四十为标准，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三保障人民安全，红四方面军决不任意捕人，也禁止任何人捕人杀人，废除笞刑及一切体刑，人民非犯法不能拘押。以上三点，我们名之为入川的“约法三章”，是最低限度的政治纲领，要立即不折不扣的实行。 　　纲领的第二部分是号召四川人民与我们共同实行的，名为《入川十大纲领》。这个纲领的最大特点，是要求全川父老人民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共同组织一个四川全省人民政府(其中没有只字提到苏维埃政府)。其次，是属于一般政策方面的，如分配土地，职工利益，男女平等，统一税则，提倡文化教育，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侵略，打倒蒋介石等等，这些都是中共的一贯主张。再次是关于四川特有情形的，如废除防区制度，各军互不侵犯，和禁绝鸦片等。 　　我军从两河口沿着大通江河向通江县城进发③，抵达距两河口约一百二十里的苦草坝时，我们举行西行后的第一次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我们今后行动的方针。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这个区域一片崇山峻岭，大通江河两岸，矗立着连绵不断的石崖陡坡，从山脚到山顶，约有二十至三千里，使人望而生畏。但一经考察，这一带的田地村庄多在山林之上，人们在山林中依着地势开辟了许多梯田和土坪，种着水稻和各种杂粮，他们并未因我军的到来而有所惊恐，照常耕织如故。从这些情况判断，我们认为这一带是我们可以立足的地方。 　　汉中方面的敌军，尚无跟踪入川的迹象，我们估计他们都已疲劳不堪，一时不敢再和我们接触，不能阻拦我们在这一带的行动。通南巴一带田颂尧的部队防务空虚，战斗力也很脆弱。通江东面的刘存厚部，兵力较小，更是不堪一击。根据这些军事情况判断，我们是可以在这里喘息一下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是小心翼翼的处理一切问题。决定暂时只占领田颂尧防地的通南巴一带地区，以免多树敌人。对田颂尧我们也决定采取避免战争的态度，俾我军有多一些休息的时间，解决急切的供应问题。为了这当务之急，我们愿付出相当代价，不惜致函田颂尧，要求不要以兵戎相见，让我们在通南巴休息过冬。对于东面的刘存厚，北面的杨虎城，我们也准备多方疏解，以期相安无事。 　　这些政治策略会收到多大的效果，我们不抱幻想的乐观态度，所以同时还是积极备战。军队数量虽减少了，但在编制上加以扩充，以壮声势，我们决定将第四方面军原辖四个师，扩大为四个军，仍归徐向前陈昌浩统率。将原第十师改称第四军，以王宏坤周纯全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十二师改称第九军，由何畏詹才芳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十二师改称为第三十军，以陈世才李先念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七十三师改称为第三十一军，以王树声张广才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此外还作了很多人事上的调动，主要是从军中调出一批干部，准备建立当地的党组织和政权机构。 　　我们又决定这四个军分散行动，各当一面之敌，而以通江为指挥中枢。第四军进驻通江以东一带地区，对付绥定、万源方面的刘存厚部；第九军向通江西南发展，以占据巴中县为目的；第三十军向通江以南地区行动，对付营山渠县方面的杨森部；第三十一军向西北方行进，以占领南江县为目的。我则率领军委会机构暂驻通江县，策划党政军各方事务的进行。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也暂随军委会同驻通江，苦草坝则为全军的后方。 　　苦草坝是对北面的军事要地，也是我们的后方据点。这个小市镇虽只有四十多家店铺，但地形险要，附近又盛产粮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所在。它的后山上，正有一个大山寨，寨内房屋甚多，我们将全部伤病兵和经理处属下的机构，都安置在这寨子之内，后来我们还在这里设置了兵工厂、被服厂等等。这里只要有少数兵扼守，就有一夫当关的气概。苦草坝之北正是我们入川的来路，有广阔的巴山山脉为屏障。在两河口一带我们只留驻少数兵力，以监视汉中之敌，这是由于兵力不足不能不如此的。 　　在商决上述军事策略和布置之后，就进而研讨我在两河口所草拟的入川纲领。同志们大体赞同我所提出的草案，会议上对于立即施行的“约法三章”，异口同声的表示是一个杰作；对于十大纲领中不提苏维埃政府而主张建立人民政府一点，原则上大家虽觉得这是根据环境所必需的改革，但也有一二人觉得这与中央的整个策略，有些出入，颇有踌躇不能决之意。 　　但亟待解决的问题迫眼而来，在军事紧急情况下，不容我们从长计议。大家乃决定先将我所提出的草案，付诸实施，并据此立即发布了一个红四方面军的入川布告，到处张贴。我们准备占领通江县城后，试行组织通江县临时人民政府，俟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情况稍形稳定之后，再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作进一步的研讨，并报告中央。我军就在苦草坝附近，根据会议决定的军事计划，分别展开行动。 　　我们的总部——军委会及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各军出发之后，便向通江县城进发，军行一百里，我们到了瓦斯铺宿营，我们愈往南走，所过集镇，就愈是热闹。瓦斯铺有百户以上的店铺，店内堆集着各种土产，如白木耳药材等。我们的战士并不知道白木耳如何吃法，这是全国有名的珍品，而在当地则很便宜。战士们买来一大桶，加水煮烂，以为可以作为稀饭充饥。其实，这种东西并不能果腹。这件事使我发笑，也觉得我的同志们还要花些时间，才能了解当地的实况。 　　田颂尧派出来的间谍，放火烧镇，帮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忙。第二天早晨，当我们总部和随从部队约千余人集结在瓦斯铺镇外广场上，准备出发的时候，镇上忽然发生大火。这个市镇的房屋多是木头建筑的，一遇火警，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我军立即奔回市镇，竭力抢救，我和徐向前陈昌浩一时都成了这个大消防队的指挥人。我军救火的动作十分勇敢，效力也相当高，结果，我们保全了全镇小半的房屋，并为居民抢救了大部分的货物，战士中有好几个因救火而受了伤。 　　市镇上的居民在我军开到之前，有些人因为畏惧预早逃避了。留在镇上看守店铺的人不多。我们救火的时候，那些逃避的人最初只是站在山坡上观望，以后目击我们一心奋勇救火，也就赶来积极参加，市镇周围的人群于是愈集愈众。火势扑灭之后，我们又将抢救出来的货物，一一发还原主，并安顿那些被灾的人，这使居民大为感动。 　　就在这个时候，市镇上一间“鸡鸣早看天”④客栈的老板当众宣布，这次大火是由他们客栈烧起的，起火原因他亲眼目击是住在他栈里两个客人有意放的。这两个客人在起火后已逃跑了，但他确实认得他们是田颂尧部下的侦探。他这一宣布，群众大哗，大家才认识，杀人放火的并不是红军，而是田颂尧想栽诬红军，不惜牺牲瓦斯铺的人民。而红军英勇救火，大家有目共睹。这个消息立即传遍各处，从此各乡镇的老百姓，不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看见红军再也不逃避了。 　　我们当天由瓦斯铺南行六十里，就到达了通江县城。第九军已先我们一天占领该城。这是我们西行中第一次占领的县城，我们特别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入城式。这座县城，偏处川北，枕山面水，面积不大。但城内竟修筑有几条水泥的小马路和一座中山公园，这是四川军人爱装门面的表现。在中山公园的高地上，还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房，原系县政府的招待所，它即成为我的办公处。我在川北停留的期间内，多在里面办公。 　　第九军占领通江后，西向巴中行三十里，即与田颂尧部相遇于鹰哥咀。我军原奉有暂不与田部作战的命令，因此就地设防停止前进。以三台为大本营的田颂尧获知我军入川消息后，即派驻在阆中⑤的罗泽洲师向通江堵截。罗泽洲师到达鹰哥咀，此时尚仅有少数的先头部队，无力进攻我军，两军暂时按兵不动，互相监视。 　　我致函田颂尧，表示我军意向。首先说明我军入川并无与他作战的意图。我们所反对者是蒋介石，并非四川任何地方军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希望暂时在通南巴地区略事休息，如果他能谅解不向我军进攻，明春，我军拟仍返回中原地区。希望双方协商划分防地，并请他不要轻启战端，以免两败俱伤。为了使这封信确能到达田颂尧手里，我曾抄录数份先后派专人递送。 　　约两周后，罗泽洲师全部已集中鹰哥咀。田颂尧的其他各师也纷纷到达各战斗地点。于是田颂尧向我们表示态度了。罗泽洲以傲慢的态度向我们的使者说：“共匪是打败了的军队，逃窜到了此地，我奉命毫不留情的予以歼灭。即使共匪再逃往别的地方，我也要跟踪围剿。”这样，我们与田颂尧的战争就爆发了。 　　自入川至战争爆发这段期间内，我军获得休息和整顿的机会。这一带集镇上有相当数量的土布和棉花，我们大批搜购，赶制了大部分的冬服，所缺少的炊事工具，也获得了补充。此外我们也有余力注意清洁卫生，对于生冻疮以及伤病的兵士积极医疗，颇具成效。各军来的报告，都说战士们以往的狼狈情况，逐渐消除，恢复一贯的抖擞精神了。 　　客观形势大大改善，粮食不虞缺乏，而且易于征取。这一带粮食多集中在豪强者之家——四川称为“绅粮”，大多数老百姓则极为穷困。我军去打“绅粮”的粮食时，总有上百上千的穷苦老百姓背着篓筐，蜂拥的跟着一道去，形成一个热闹动人的场面。这些老百姓每人每次在我们征发得了粮食时，都能分得三四十斤粗粮，衷心的欢喜在他们面上尽情流露。这样，我军只需花少数人力，便解决了军粮问题，同的还有余粮救济当地老弱，因此获得了当地多数人民的拥护。 　　但我们感到头痛的问题，是当地鸦片的毒害。人民多半是烟鬼，据不甚精确的统计，成年男子百分之九十以上吸食鸦片，壮丁几乎找不出没有烟瘾的。连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有不少染上这种嗜好，成年妇女吸烟者约占百分之七十。这个事实使我们无限忧虑。 　　补充新的人力是我军一项极重要的工作，我军原没有一个吸鸦片的，在意识上也反对吸烟，我们素来也拒绝任何一个有烟瘾者进入我们的军队。但在此地却找不出一个不吸烟的壮丁来补充。虽有不少当地壮丁要求参加我军，但我们却难于接纳。一般战士认为在这里不能扩大红军，如果勉强把这些烟鬼引进来，会降低红军的素质。因此，军中泛起不愿在这里久居的情绪。 　　中国西部地区多产鸦片，通江更是鸦片集中地。鸦片成为最有价值的货币，通江各个集镇上的买卖，多以鸦片为媒介物，巨商富户所积蓄储藏的是鸦片，全县较肥美的土地都种鸦片，农民对于鸦片的种植不惜投资出力，种粮食的却只愿听天由命。我看见烟田都弄得整齐肥沃，一根杂草都没有；而种粮食的田地则显然缺乏肥料和人力的加工，杂草丛生。鸦片也成为敬神的祭品，我看见许多庙里菩萨的口唇上，都被善男信女涂上鸦片烟。鸦片又成为包医百病的良药，人们有了疾病，首先都是用鸦片来济急。 　　这种骇人听闻的现状，主要是军阀统治的后果。拿通江县来说，全县人口约十一万，田颂尧每年要在这县里搜括二十六万大洋，而人民所付出的，则好几倍于这个数字。如要在通江做一任区长——三个月——最少要花三千元的运动费，那末这个区长向老百姓所搜括的自必多于三千元——通常必数倍于此——他才有利可图。通江县共有区长十人，其运动费姑以最低标准计算，全年即为十二万元。再则各区长转取于老百姓的数目，即以一倍计至少也在二十四万元以上。此外上至县长，下至乡镇长保甲长，以至税吏差人，无一不需付出运动费，也无一不转取之于老百姓。 　　通江县城是剥削老百姓的罪恶渊薮。城内约有一千户人家，其中两百多户是开设鸦片烟馆的，另有两百多户则是或多或少吃衙门饭的，他们的生活，多依靠各乡民来城里打官司⑥花的费用来维持。我们到达通江时，县长和县政府人员都已逃避一空，但监狱里还禁闭着两百多人，我们全部予以释放。县政府的案卷里，还积压着一千多案子没有办完。 　　当地人民纷纷向我们诉说，田颂尧属下的县长，那里是甚么父母官，不过是可怕的吸血鬼。县政府奖励甚至强迫人民打官司，只要民间有点小纠纷，或者欠少数税捐，都要到县政府来兴讼。就是由于打官司的人多，于是城内烟馆及百业都随之兴隆起来，各级官吏也就有油水可捞了，甚至滑竿夫也有工作可做了。其实，中国人民，当然包括通江人民在内，都习于和平生活，不愿入衙门诉讼的。而各地乡间，多有调解人民纠纷的优良传统，但在军阀搜括的残酷统治下，逼得他们做损害自己的事——打官司。 　　我们占领通江后，对症下药，首先就是严禁鸦片。我们这些反对鸦片的人，走进这个鸦片世界，全身都极感不舒适，觉得禁烟实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不仅为了扩大红军，有此必要，对捣毁军阀统治的财源和实施社会改革，也都如此。但我们的革命任务十分繁重，如今竟要从禁烟做起，自也不免有革命旅途遥远之感。 　　我们开始禁烟宣传，接二连三的召集禁烟会议，但到会的本地人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瘾客，反应又是非常冷淡。他们有一种偏见，认为戒烟足以死人，他们也担心如果真的戒烟，当地这种特出的土产就变成废物了。他们议论纷纭，希望能够延期办理。 　　但妇女成了戒烟的急先锋，这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在最初一次的妇女大会上，经过戒烟的宣传后，她们表现了出人意表的热忱，那次到会的妇女虽有不少吸烟的，但一致诉说她们所受着的痛苦。有的说她仅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因为丈夫无钱购烟，竟将儿子出卖了。有的说她的儿女病了，因为他们夫妻都吸鸦片，以致没有钱医治，结果死了。有的说她仅有的一条长裤，竟被她的丈夫拿去换烟吸，使她很久的时间无法出门。有的说她家因为吸鸦片欠了债不能还，欠了税无法缴，又打不起官司，结果把田地典卖光了，丈夫和儿子逃往陕甘去了，至今不知下落。她们这样互诉痛苦，弄得多数到会者号啕大哭起来。她们发誓彻底拥护戒烟。 　　妇女们对戒烟所表现的热心，大大鼓舞了我们。于是总政治部立即通令各地，普遍召开妇女戒烟大会，推进戒烟工作，参加这种大会的妇女特别踊跃。在通江县所举行的一次妇女戒烟群众大会上，就有五千以上的妇女参加，其中有些是从很远的乡村赶来的。我参加这次大会，那些老的少的，还有些缠足的妇女们，陈述她们的遭遇时，使我感动得流泪。 　　这样，戒烟的声浪就一天高过一天。不到几天，就深入人心，没有人再敢反对了。我们在各地设立戒烟所，并得到当地中医的合作，用按日递减含烟量的方法制造了许多戒烟丸，戒烟所成为最普遍而又最庞大的机构。通江县城戒烟所第一期的戒烟者约三百余人，其中不少是由他们的母亲或妻子送来的。第二期就增至千人以上。我们经常发布公告，说明戒烟的人，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开始戒烟后多数的身体都强健起来。 　　我们拟订了戒烟的详细条例，主要规定壮年男女必需戒绝，五十岁以上男女或有病者可以缓戒，参加红军的和参加各级政权组织以及民众团体的男女，必须以身作则，彻底戒绝。为了使当地人民减少因戒烟所受的损失，我们没有焚烧过鸦片烟土，也不反对鸦片外销。 　　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通南巴一带吸烟的人大大减少。据不甚精确的统计，当地不吸烟的人这时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没有完全戒绝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仍然吸烟的老弱不过百分之十而已。这可以说是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所作的第一件大功德。 　　由于戒烟运动的展开，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就加强了。我们在通江县办了一个刊物，叫做《干部必读》,第一期在我们到达通江后约十天就出版了。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第一期的卷首，题目大致是《建立川北新根据地》，我吁请全军将士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并扩大红军，不要有思乡或悲观失望的观念。我说明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特别是戒烟运动，收到良好的效果，要求他们对当地吸烟的人民不可稍存歧视，而且戒了烟的壮丁，将会是红军的好战友。我进而鼓励他们遵照入川纲领，努力展开各方面的工作。我的这个号召，发生了振奋人心的效用，这个刊物从此也成了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导刊物。一直到红四方面军离开川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懋功时，这个刊物才停办。 　　同时，我们开始组织通江和南江两县的县政府(我军初入川时，只占领通江的大部和南江的一部分)，我们根据入川纲领先组织两县的临时政府，规定由当地人民公推公正人士参加，然后由临时政府办理选举，成立正式政府。那时与田颂尧时代的县政府有关系的人都销声匿迹，新出头的是一般穷苦人民，他们跟随着红军到各处征发粮食，并帮助展开戒烟运动，此外还有一批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参加。不过通江县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一部分且依附田颂尧，所剩下足以协助我们的为数实在不多。 　　我们很重视这些少数知识分子，但结果颇感失望，他们多系老式的秀才人物，职业多数是教书和行医，他们虽然不满田颂尧的统治，但抱独善其身的哲学，在乡间度其清贫的岁月，做点与人民有益的事而已。他们头脑十分冬烘，对于传统不敢多表异议。他们佩服红军纪律优良，虽然这时红军的纪律因长途行军，已经有些松弛，但较之田颂尧的部队，还是有天壤之别。红军的戒烟行动，他们认为切中时弊，因此对我们抱有莫大的希望。我们曾接到一些万言书式的条陈，其中除对田颂尧表示愤恨外，满纸都是“王道”、“真命天子”、“五行”、“八卦”和“诸葛亮”等等过时的概念。我曾约集这些万言书的作者们谈话，我觉得这些好心肠的人，头脑究竟是太落后了。 　　在我们的政工人员策动之下，召开了通江县的临时县政会议，并组成临时县政府。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就是由政工人员遴选、经各区乡群众大会推举出来的。临时县政府人选也是由总政治部提名的⑦。临时县政府委员会约有委员十五人，多数是各区乡的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各有二三人参加。当选任主席的熊某，系穷苦农民出身，他身体强健，不吸鸦片，也曾做过苦力，抬过滑竿。他在巴山打猎的时候，误被毒箭射中腿肚，他不顾痛苦，立即自行拔出，始得保全性命，因而被乡人视为勇士。他平素确也急公好义，红四军到来后，更表现了积极的革命精神。 　　由于这次选举，当地人民内部开始了分化，特别是那些秀才们为之大哗。秀才们觉得，只有念书的人，才能做父母官，他们纷纷议论，抬过滑竿的人，那里能当一县之主呢?他们也埋怨红军，表示红军什么都好，可是不懂当地情形，现在居然捧出一个目不识丁的滑竿夫来主持县政，未免太藐视通江人了。秀才们这种“斯文至上”的传统观念，也为一般乡下人视为当然，一时也难加以说服。 　　临时县政府甫告成立(这是我们到通江后两个多星期的事)，田颂尧部罗泽洲师即由鹰哥咀向通江城进攻。田部的战斗力究竟薄弱，一经接触，即告土崩瓦解，退守离鹰哥咀六十里的清江渡，不几天，我军乘胜向清江渡进击，敌军再度溃败。我军继续推进，占领巴中县。前锋已过巴中约五十里，与敌相持于恩阳河。 　　巴中是较通江富庶的大县，人口约五十余万，我随军进驻巴中县城，浏览数日，深觉这是有可为的地方。城内的街市，人群熙来攘往，市场交易，因苛捐杂税的铲除，立呈蓬勃现象。我们入川纲领的布告在全城各处张贴着，人民川流不息的围观，有的是从很远的乡间来的，有的在那里朗诵讲解，人们纷纷议论，多数认为如果真能照着布告兑现，那就天下太平了。事实上，巴中不少人已经知道了我军在通江的一些措施，因而我们不必多费唇舌，就能很快的照样推动起来。 　　为了军事上的理由，我们还只能将巴中视作前线。罗泽洲师虽被击溃，但田颂尧的大部分兵力正向着我们这里集结，我们不能把全力用到巴中来，要以通江为基地与敌周旋，因此，我们留下第九军驻守巴中，我和徐向前及大部人员均返回通江总部，以便策划全局。 　　巴中的胜利，也促进了通江南江工作的推行。新成立的通江临时县政府的威望，一天高似一天，颁布了一些布告，规划出许多应兴应革的事项，例如规定要重新编组地方武装，全县人民应将所藏枪枝，送交县政府统筹办理。全县各区乡无论远近，均毫无隐瞒的将枪枝(多数是破旧的)送来了，为数有一千余条，足证县政府的命令已能推行全县，这是过去军阀政府所不易做到的。 　　凡此一切，都是根据入川纲领逐步实施，通南巴三县的面目，为之一新。但中共中央来电，坚决反对入川纲领，我们的努力，成为县花一现，不得不仍走苏维埃的老路。从此，川北也成了苏维埃区域了。 　　① 田颂尧系四川许多军阀头子之一，两河口一带即系他的防地。 　　② 四川人通用的一种轿子称为“滑竿”。 　　③ 两河口距通江县城为二百八十华里。 　　④ 这是四川本地小旅店所共同使用的招牌。 　　⑤ 三台离通江约四百八十华里，阆中在三台与通江之间，离通江约三百华里，巴中是在阆中与通江之间，离通江约一百二十华里。 　　⑥ 当时四川县长兼理司法。无论民刑案件，非讼事件以及他缴捐税等行政，都由县政府处理，民间俗语统称之为“打官司”，这比法律上所谓诉讼行为的含义，更为广泛。 　　⑦ 红军政治部在某地域初解放时，原有代行地方政府职权的权力，所以临时县政府的人选，例由政治部提名。 　　 我的回忆（下）/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