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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辞去省议会副议长重回教育界
江来登,孙光贵
    由于孙中山革命不彻底,官场依旧黑暗,身为临时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誓不同流合污而辞职;新政府想借重徐特立在湖南教育界的崇高威望邀请他担任教育厅教育科长,不但不推行他的平民教育主张,反而大砍教育事业。严酷的现实使徐特立追随孙中山的政治立场受到打击,他毅然退出官场,寄希望于教育事业,反而获得巨大成功。
  第一节 湖南光复有功任临时议会副议长
  1911年6月上旬开始,在徐特立等进步教师的发动下,罢课浪潮席卷长沙各个学堂,工农商各界也纷纷起来响应。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保路运动的影响下,四川、湖北、广东的保路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当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之时,两湖地区掀起了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胜利后,长沙于10月22日(实际上是23日)率先响应,一举成功。
  孙中山辛亥革命在湖南一成功,徐特立为什么马上能够当上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都说是因为响应武昌起义,光复湖南有功。但是这只是原因之一,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可谓源远流长。
  那个时候一个省的议会副议长并不多,要被当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徐特立出身乡野的贫寒之家,也不可能从丰厚的家产里拿一部分铺垫进入官场的道路,那么徐特立只能够凭自身的奋力拼搏。
  徐特立就读于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时,宁乡速成师范学校的创办人周震鳞先生就是他的老师,周震鳞是同盟会的元老,主要受他的影响,徐特立毅然放弃康梁改良主义,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在修业学校演讲,断指血书,震惊华夏,使很多湖南人知道徐特立是一个追随孙中山的响当当的硬汉。再后来在周南教书、当主任、当校长,接着又举办全省学生成绩展览和办平民夜校,其名望如旭日升空。如果没有这些作基础,仅仅在武昌起义后才有所举动,不可能有多大的号召力,也不可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仅仅凭一个好教师也不可能当选省议会副议长。有了这些重大原因作基础,当武昌起义一爆发,徐特立必然有所行动,他是湖南教育界最先响应起义者之一。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虽然处在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之下,但各种政治派别,各种政治团体活动异常频繁。那些政治派别和政治团体都希望湖南教育界鼎鼎有名的徐特立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以扩大政治影响力。
  首先有好友姜济寰邀他参加长沙的“宪友会”支部活动。这个支部的两个组织者一个是谭延闿[1],一个是易宗夔[2]。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11岁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893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上第一名贡士,即会元,填补了湖南在清代200余年无会元的空白。随即参加殿试,赐进士出身,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行立宪,成为立宪派首领。1909年10月任湖南咨议局议长。这是姜济寰邀徐特立参加“宪友会”时谭延闿的情况。后来,谭延闿三次任湖南总督,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最后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长,构成了他整个民国时期名位鼎隆的显赫篇章,从而成为群雄纷起的动荡时局中为数稀少的“政坛不倒翁”。不仅如此,谭延闿的书法名满天下,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易宗夔是湖南湘潭人,当时的著名文人,与朱德裳同为著名维新派人士。1898年,在《湘报》上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震动一时,成为中国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第一人。1903年,选送日本学习法政。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9冬,被选为资政院议员。如果徐特立依附这些人,说不定一下子青云直上,但是徐特立婉拒了姜济寰的邀请。其次是朱剑凡邀请他加入“辛亥革命俱乐部”,但徐特立也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这两个组织都不是真正拥护孙中山,表面上讲革命,实际上并不热心孙中山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鼓吹的不过是改良主义老一套,这样的组织不值得参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徐特立的政治头脑相当清醒,他认准了的方向旁人是难以转移的。
  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口,关系到自己政治生命的时刻,徐特立冷静地分析天下大势,进一步了解同盟会的情况,经常和老朋友何雨农商量,讨论时局和同盟会的情况。他们获得一个信息,林伯渠[3]在曾文正公祠(现在的船山学社)落脚。于是他们两个一同出发去找林伯渠。徐特立与何雨农向林伯渠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表示希望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斗争,向林伯渠求教,应该如何加入到革命的行列进行战斗。
  林伯渠高度赞扬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孙中山在国内、国外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对他们下一步的革命行动进行了指点。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到湖南还没有发动起义的这段短暂时间里,湖南暂时还尊奉宣统皇帝,是清朝政府的天下,不时戒严,到处抓捕革命党。徐特立在这段时间邀集何雨农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教师到处讲演,宣传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动员人民起来支持革命。据著名作家萧三1947年1月10日写的《祝福徐老不老》文章介绍,长沙起义前一天,湖南省教育会开干事会,几十个人都要求主动援助武汉,但是也有犹豫不决的。实业学堂的堂长曹胖子说:“武昌没有派兵来,如何响应法?”徐特立马上站起来反驳:“革命,当然是难事,这全靠人为。比方你曹先生很久就想把实业学堂由落星田(长沙街道名)搬到南门外去,至今没有搬成,可见什么事都是不容易的呀……”徐特立一番激烈的说话,加上他洪亮的声音,说得大家再没有反对的了。于是全体通过决议,用积极的工作和实际行动以响应武昌起义。徐特立和那些思想进步的教师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积极宣传,为长沙10月23日(原计划22日)新军起义一举成功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长沙起义的成功当然与以黄兴、禹之谟[4]、宋教仁、谭人凤[5]、焦达峰[6]、陈作新[7]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长期的准备有直接关系,但徐特立功不可没,因此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这一年徐特立34岁了。
  注释:
  [1]谭延闿,湖南茶陵人。5岁入私塾,11岁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893年考中秀才。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4月参加殿试,赐进士出身。这填补了湖南在清代200余年无会元的空白,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行立宪,成为立宪派首领。1909年10月任湖南咨议局议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省都督。1916年8月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被袁世凯免职。袁死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省长,1920年下台。1922年投奔孙中山,6月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后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兼军委会委员、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9月署理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4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7年3月后任国民党中常委、中政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委、武汉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9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大会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至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谭延闿的书法名满天下,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
  [2]易宗夔(1874-1925),字蔚儒,湖南湘潭人。早年与谭嗣同等创立南学会。戊戌变法期间,任《湘学报》史学编辑。1904年赴日本留学,未几返国。1909冬,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2年任法典编纂会纂修。民国成立后,任中国国民党政事部干事。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旋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国会解散(1914)后,携眷回湘,经营实业。1916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仍任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院议员。1923年3月,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局长。1924年5月免职。
  [3]林伯渠(1886-1960),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7年起,多次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后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建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
  [4]禹之谟(1866-1907),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实业家。字稽亭,湖南湘乡人。1894年,随湘军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因功以县主簿候选,辞不受。战后至上海,专心研究实业,幻想“实业救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同年秋与唐到汉口筹划自立军起义,负责由上海运送武器。事机泄露,唐才常惨遭杀害,他逃亡日本。1902年,从日本购买一批纺织机械回国,在安徽安庆设立毛巾厂,后迁至长沙,时人称:“湖南之有机织,自之谟始。”1904年,他与黄兴、陈天华在长沙创立华兴会。次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致函,让他建立同盟会湖南分会,担任第一任会长。1906年夏,他策动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迎陈天华、姚洪业烈士灵柩回湘,又参加湘乡学界反对盐捐的斗争。8月10日被捕入狱。备受酷刑,坚贞不屈。1907年1月5日被绞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黄兴请临时大总统追赠“陆军左将军”,公葬于岳麓山。
  [5]谭人凤(1860-1920),辛亥革命元老,字石屏,县永靖团福田村(今属隆回县)人。清咸丰十年生。多次应试不第,为村义学塾师。年青时参加会党并联络各地会党成员,秘密进行反清活动,被推为洪门首领。清光绪三十三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参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的思想大论战,斥梁为小人。此后,同盟会组织的多次反清武装起义,谭“无役不从”。清宣统三年,赴香港谋划广州新军之役不果。是年七月,成立中部同盟会,谭人凤被推为总务会议长。极力推动各革命组织的联合,促进武昌起义成功。在南北各省代表会议上,被推为临时议长。南北战时,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民国成立,任粤汉铁路督办、长江巡阅使。“二次革命”时坚决反袁,在湖南策动反袁独立。民国九年(1920)病逝上海。孙中山为其治丧,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题其遗像“青霞奇御”。著有《谭人凤集》。
  [6]焦达峰(1886-1911),辛亥革命烈士。字鞠荪,湖南浏阳人。早年入浏阳高等小学、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学习。后加入哥老会,参加1906年萍、浏、醴起义,任起义军将领李金奇的参谋。失败后逃亡日本,入东斌学校学军事。不久加入同盟会,任调查部长,专事联络会党。1907年8月,与邓文翚、刘公等组织共进会,为同盟会外围组织,改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以便联络会党。1909年先后在武汉、长沙设立共进会机关部,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他首先响应,发动长沙起义,光复湖南,被推为都督。10月31日,立宪派谭延闿发动兵变,他与副都督陈作新同时遇难。
  [7]陈作新(?-1911),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字振民,湖南浏阳(一说长沙)人。1899年随唐才常在湖南联络会党,准备起事。1902年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新军二十五混成协炮兵营排长,旋改任步兵四十九标排长,因倡言革命被撤职。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该协创办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兼任教官。1910年春,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拒绝参与镇压,拟乘机起义,再次被革职,仍留长沙,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辛亥武昌起义后,积极筹划响应。10月22日新军攻占长沙,成立军政府,被推为副都督。31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策动新军管带梅馨发动兵变,与焦达峰同时遇害。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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