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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为勤工俭学学生的生计与华法教育会抗争

江来登，孙光贵

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是很吃得开的。例如国民政府向外国借款，一律都要有所抵押，而华法教育会一借百万，只需一纸契约[1]。徐特立刚到里昂，华法教育会就派人到船上来接，住宿费、火车票等一切都被他们全包了，当时徐特立感觉特别好，谁知道该会后来居然克扣国内给贫苦学生的捐款，拘禁留学人员，武装押送贫苦的勤工俭学学生回国。该会所作所为迫使企图远离政治风云的徐特立有时不得不牺牲学习时间，和大家一道展开斗争。 　　当时留法学生分为贫富两大派别。一派是官费留学生和有钱人家的自费生，另一派是靠做工维持生活学习的学生。起初徐特立和黄齐生都赞同一部分留法学生提出的“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主张。对把持“华法教育会”的吴稚晖及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开始并不赞同留法学生用游行、请愿的办法与吴、陈等人进行斗争。平民留学生和贵族留学生两个营垒的对立，在法国最为明显，里昂大学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在华法教育会也是一样。华法教育会奉行的袒护贵族留学生，压制平民留学生的行为越来越严重，手段越来越恶劣。这样就使徐特立、黄齐生逐步醒悟过来，也使勤工俭学的贫苦学生更加团结，斗争性更强。斗争起伏曲折，其中最激烈的一次是华法教育会不准勤工俭学学生寄宿在中法合办的里昂大学校舍引起的斗争。 　　中法合办里昂大学，本来是一件好事。中国政府与法国交涉时，所持道理是解决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办里昂大学需要不少钱，在国内筹集款项时也是以帮助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为说词。但是，学校办起来以后，在国内招收学员时招收的却不是需要勤工俭学的穷学生，而是不需要勤工俭学的富家子弟和华法教育会内部职员里根本不去做工的人，真正需要勤工俭学的穷学生被拒之门外。为勤工俭学而兴办的里昂大学沦落为贵族学校，引起了自费来法的勤工俭学学生的强烈不满。 　　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找工作并不容易。徐特立初到法国写的《徐懋恂由巴黎致湘学界书》中说工作容易找系受华法教育会部分人的蒙蔽，一时情况了解不透彻而引起的错觉。找不到工作的穷学生想到中法合办的里昂大学学习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找不到工作，食宿自然成了大问题。里昂大学有不少空房，这些学生就向以吴稚辉[2]为首的校方提出暂时借空房住一段时间的要求。学生的如意算盘是住在这里不要掏房租，还可以在里面用煤油炉自己生火做饭，这样又能够省去一部分伙食费。可是穷留学生们的一厢情愿被校方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工作不能够工作，学习不能够学习，连直接关系到生存的食宿都成为了大问题，身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104个中国青年也管不了那么多，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他们就搬进去住了下来。 　　学校当局采取更强硬的两手，一是把他们封锁在里面，凡擅自迁入者概不能外出。一是暗中派人与中国驻法公使协商，要求大使馆将这批人强行遣返回国。 　　那天刚好是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俗称“双十节”。华法教育会与里昂大学组织赴法留学生开展热闹的庆祝活动，他们鸣炮奏乐，歌舞笙箫，觥筹交错，粉饰太平。声音传到被囚禁的中国青年耳里，一校之内，咫尺之间，处境凭什么如此不同。学校报建是以勤工俭学名义，集资捐款也是以勤工俭学的名义，为什么建起来的学校学生主体不是勤工俭学的贫苦学生，而是四体不勤的贵族子弟，为什么建起来的校舍不允许勤工俭学的学生有容身之地，却让从不勤工，也不俭学的人养尊处优，实在忍无可忍。身陷囹圄，手无寸铁，无权无势的学生别无他法，王若飞组织大家同心同德，集体绝食一天。 　　徐特立被吴稚辉的伪装所迷惑，一直很相信他的为人，认为这个教育界名流一贯鼓吹勤工俭学的同盟会员不会与北洋军阀控制的政府派来的公使陈箓同流合污，会帮穷苦学生说话。当武装人员将这104个学生押上囚车的时候，有人悲痛欲绝地哭诉：“我家破产，才筹了船费和其他费用，希望学成回国，今天法文还没有学好，竟被押送回国，无面再见我的父兄。”部分学生闻此大变，急忙跳围墙逃跑，不是摔伤，就是被警犬咬伤。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周恩来、王若飞希望借重徐特立与黄齐生两位年高德劭的教育家的威望说服当局解决学生将被遣送回国的危局。受周恩来、王若飞委托，他们俩赴里昂要求吴稚晖设法援助被捕和遭受饥饿折磨的学生。岂知吴稚辉一听说他们是为此事而来，便冷若冰霜，说：“勤工俭学生不守纪律，无办法，筹款不成问题。”徐特立据理力争：“不守纪律是由于失业，不能求学，又不能生活下去，有钱必然有办法，吴先生对于筹款的方法怎样?”吴稚辉回答道：“我已写信给陈箓要他筹款。”这时，徐特立他们认为吴是一个在野的名流，陈箓是国家的公使，吴有何权利命令公使筹款?只是对徐、黄二人的欺骗。吴还说了一句极无聊的话，他说：“勤工俭学生如果有办法，我吴某等卖屁股也愿意去做。”以往徐特立和黄齐生先生及王若飞，还把吴稚辉当作圣人之辈，因此都不怀疑他，这一次交锋终于看清了他的本质，对他大失所望。关于此事，李维汉在他的一篇文章《群有师尊党有光——怀念徐特立老师》中也记载过：“我和徐老先后去法国……在勤工俭学生反抗军阀政府驻法大使陈箓和官僚学阀吴稚辉等人压迫，进占里昂大学，受到中法反对派镇压的时候，他曾和黄齐生先生等一起从巴黎赶到里昂援救，并面对面地同吴稚辉进行了斗争。” 　　道貌岸然的吴稚辉态度为什么会如此恶劣，经过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徐世昌担任民国总统的时候，以救济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曾经捐了十万元，交给了华法教育会，由教育会再分配给勤工俭学学生。但是这笔钱的最终获得者不是勤工俭学学生，却全是不勤工的学生。而徐世昌的代表朱启钤到法国时也捐了五万元，这五万元全部直接交给了真正勤工俭学的学生。华法教育会出版的刊物对这两笔捐款态度有天壤之别。对前者大表感谢，极力歌颂；对后者极尽污蔑之能事，称之为收买勤工俭学学生的收买费。湖南省政府为救济本省在法勤工俭学学生，第一次捐款一万元，被教育会中几个湖南人私分了。第二次捐款二万元交给了章士钊，其中一万元未出湖南就被分掉了。徐特立有理有据地充分揭穿了他们侵吞勤工俭学捐款的罪恶事实：“有一女生姓舒名之锐，是章的亲戚，夏寿康的儿媳，准备赴法时在上海分了两千元。舒是我的学生，万元分割情形是她告诉我的。另一万元由蔡元培先生带到法国交给华法教育会了。后来因为该会内部有矛盾，而勤工俭学学生又抓到了书面凭据，这一万元才吐出来分给学生了……华法教育会的报纸过去总是替勤工俭学鼓吹的，但到了和勤工俭学学生争捐款时，则每一张报纸都有一些侮辱勤工俭学学生的文章。”[3] 　　寒门子弟之所以能够去法国勤工俭学，是蔡元培和李石曾倡导起来的，但被里昂中法大学副校长褚民谊[4]和曾仲鸣、萧子升等华法教育会的人利用，吴稚辉又与驻法公使勾结，结果制订了限制贫苦学生赴法留学的办法，从此事件以后，凡要留学法国的，都要缴5千元作保证金才能够办护照。从此以后，受高等教育之权被贵族及其走狗所独占，寒门子弟就鲜有赴法留学的了，而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也就因此而日益增加。 　　在法国留学生中平民留学生和贵族留学生两个营垒对立的结果，平民留学生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共同描绘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而贵族留学生中一部分投入腐朽反动的反革命阵营的怀抱，最终被人民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平民留学生后来组织了CY，后改为留法中共支部，他们大多都成为了大革命时代的中坚力量，如蔡和森、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刘白坚、林蔚等，他们在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中光荣牺牲了。幸存的包括徐特立在内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卓然、蔡畅、罗迈、李立三、何长工等同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功臣。那位黄齐生先生始终是共产党的朋友，下面还会提到，在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共产党。至于华法教育会中某些人物，自己既不需勤工，却有勤工俭学的捐款可吃，过着阔绰的生活，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如褚民谊、曾仲鸣、吴稚辉……有些成为民族的败类，日寇侵华时的汉奸，有的随蒋介石逃亡台湾，苟延残喘。 　　注释： 　　[1]转引自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80页。原载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书信选辑1920年1月。 　　[2]吴稚辉，江苏无锡人，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以后年龄最大的同盟会要人，在国民党内资历和威望都很高。他是坚定的国民党右派，十分顽固地反对共产党，一生不愿出任公职，曾任交大校长，组织过不少中国学生去法国留学。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年已八十的他紧随蒋介石逃离大陆去了台湾，随即就离世了。 　　[3]引自徐特立．回忆留法屈高就下时代的若飞同志和齐生先生．《解放日报》1946年4月23日 　　[4]褚民谊，(1884-1946)著名业余昆曲家、国民党元老、日伪汉奸。原名明遗，字重行，别署乐天居士。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人。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1906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国，途径新加坡时参加同盟会。1920年与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1940年3月底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任副院长兼伪外交部长，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褚民谊任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当时，人们对汪陈夫妇手下的汉奸，以“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并称。日本投降后，褚民谊与陈璧君等被软禁在广州。1946年被关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同年3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后被判处死刑。同年8月23日，褚民谊在苏州被执行枪决。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