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

第六节 入党在危时[1]

江来登，孙光贵

由于发生了马日事变，湖南革命形势转入低潮，湖南各地的农民运动遭到摧残，农民自卫军也遭到镇压。长沙城里到处是“异党分子登记处”或“异党分子自首登记处”。许克祥的军队和反动警察在叛徒的带领下到处搜查，抓捕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徐特立悄悄地走家串户，过去的熟人和朋友有的牺牲了，有的被捕了，有的出走了，有的劝他自首，有的躲避他，也有一部分人同情他、支持他、联络他继续革命。徐特立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设法安置流落街头的烈士遗孤。关于徐特立这段时间的行踪，熊瑾玎在所著《革命老人徐特立》一书中有所记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反动军阀与国民党右派相结合，在长沙城区进行突击，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所有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机关，均被反动派捣毁一空；被捕、被杀的人不知多少……而校长徐老呢，在湖南教育界是很有声誉、很有地位的人，反动派不敢随便捉拿他，相反，还想要挟他，利用他。想尽一切办法拉拢他，利诱他，送他金钱，叫他不必离开长沙，仍在教育界做事。但是，徐老看到反动派这种背叛革命和卑鄙野蛮的做法，万分痛恨，就毅然决然抛弃了一切，跑到武汉，过着流亡生活，表示和反动派彻底决裂。”[2] 　　该书出版于1959年，由于时代的局限等等原因，有不少值得加以补充和说明。 　　大革命失败以后，徐特立跑到武汉之前还有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徐特立躲到长沙东边乡里农民家里砍柴，二是他组织领导的农民队伍打了败仗，三是潜回家里与家人诀别，四是李维汉介绍加入共产党。 　　长沙风声越来越紧。家乡五美是去不得的，因为五美的农民运动开展得十分火热，徐特立又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活跃分子，所以敌人可能早就盯上了五美乡。幸亏徐特立为广大农民好事做得多，跑到哪里，那里的人都掩护他。他跑到长沙东边乡下距离五美大约十几里，距离长沙城五十里左右的道渡。以前没有汽车的时代，道渡是从长沙东乡与浏阳西乡步行进长沙的必经之地，有两家饭铺和几家其他店子，仅仅是路人的歇脚处，连小集镇都算不上。道渡因地处交通要道也不安全，他来到道渡附近的老塘冲农民章星德家里。章星德久仰徐特立大名，知道他是一个好人，现在他有急难找到自己，哪有不帮忙的道理。道渡属于丘陵地带，白天，老农民章星德带着徐特立到山里面去砍柴。徐特立从小砍柴，也没有什么不习惯的问题。左邻右舍都知道徐特立是好人，没有人给许克祥的部队和清乡队通风报信，确实很安全。这个时候徐特立与一个叫陈炳文的农运工作者取得联系，陈是徐特立以前任教第一师范时的学生。 　　到了晚上，徐特立带上陈炳文悄悄回到五美，找到农民运动中的那些可靠分子，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一共有五十个人，又设法收集和新打造了一批梭标[3]。这支队伍昼伏夜出，专门与镇压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作斗争。但是敌人绝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跑到城里报告，上面派来清乡队。所谓清乡，就是清剿乡间农民自发武装。由于人数、装备敌我相差实在太悬殊，梭标队只坚持了个来月就被清乡队全部打散了。 　　这样一来徐特立的处境更加困难。潜伏乡下不是办法，上级要他仍旧回长沙市里。风声是那样紧，生命朝不保夕，此一去吉凶难料，于是徐特立有一次悄悄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作别，交代必须交代的事情。最令他不放心的是在他家办的五美学校。他并非怀疑熊立诚不会竭尽全力把学校办好，而是担心自己这—走，熊立诚失去了靠山，能否撑持下去是一个大问题。熊立诚虽然表示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坚持把五美高级小学办下去，但徐特立仍旧不乐观。后来果如徐特立所料，五美乡的丑克明、丑先其趁清乡队疯狂镇压农民运动之机夺取了五美高级小学校的领导权，将学校改名四维小学。1933年又把全部校产劫走，学校随之停办。真是祸不单行，徐特立和熊立诚的第五个儿子徐笃本英年二十早逝。他们共生六子，现在只剩下最小的徐厚本了。 　　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徐特立想回长沙城也很不容易，他来到长沙近郊黎托乡下黎雪渠老朋友家里，这个地方到市中心不过二十来里，信息比较灵通。 　　徐特立之所以在黎雪渠家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有三种原因。其一，徐特立和他本人的老交情；其二，黎雪渠的女儿黎尚瑾，徐特立长沙师范的学生，她思想进步；其三，黎雪渠在当地是有名的大地主，和那些土豪劣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乡队也好，许克祥的军队也好，绝对想不到他的家里藏有“异党分子”，都不会跑到他家来骚扰，所以徐特立隐蔽在黎雪渠家比较安全。也许基于同样的考虑，当时共产党湖南省委组织部长李维汉(曾经化名罗迈)也来到他家。关于这段经历，李维汉在他写的《群有师尊党有光——怀念徐特立老师》一文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大难之中，师生见面格外亲热。那几天他们藏身于紧贴黎雪渠堂屋后面的一间房内，共同回忆在湖南第一师范的交往经历，共同回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习生活和与中国军阀政府驻法公使、华法教育会的斗争。李维汉介绍了当前全国的革命形势，徐特立介绍自己留学归来在湖南办学的情况，交换了对大革命、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更有趣的是，他们在房子里清楚地听到堂屋里一群土豪劣绅狂妄的反革命叫嚣。 　　那些土豪劣绅为马日事变湖南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兴高采烈，为他们这些人能够重新抬头弹冠相庆。他们在堂屋里诉说农民协会怎样为难他们，出他们的谷，游他们的街，现在是他们秋后算账的时候了，要把哪些人抓起来，要把哪些人杀掉，要把潜伏下来的异党分子和农运积极分子统统搜查出来，要把这些人斩尽杀绝，以及黎雪渠怎样敷衍，与他们周旋，徐特立与李维汉在里屋听得一清二楚。 　　李维汉告诉徐特立，共产党湖南省委曾经派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薛世纶[4]的负责人以组织名义与徐特立谈话，问徐特立见到没有。据与薛世纶同去苏联留学的郑超麟在《郑超麟回忆录之三》中记载，他曾动员徐特立在革命低潮时入党。郑超麟是福建人，曾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李维汉告诉他，其实湖南省委早就关注徐特立在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专门研究过他对革命对共产党的态度，所以才派人找他谈话。李维汉郑重其事地问徐特立，他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如果愿意，自己愿意做徐特立的入党介绍人。 　　“徐老对蒋介石、许克祥镇压革命非常愤慨，对工农大众深表同情，并表示他认为共产党都是年轻有为的人，自己已经老朽无用，想不到共产党还要他这样的老古董。他在那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党遭到困难的时候，毅然提出了入党要求，我实在高兴得很，同意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大约在七月间，徐老在汉口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此，徐老说是他‘真正获得了新生[5]。’” 　　徐特立入党的批准人是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部长，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6]烈士。这一年徐特立虚岁五十一了。 　　注释： 　　[1]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挽徐特立同志》 　　[2]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M]．工人出版社出版，1959年，第34页。 　　[3]梭标：冷兵器，木柄铁刃，铁制部分约八寸到一尺长，有扁形尖头单刃和葵花籽形尖头双刃两种。 　　[4]薛世纶，又名叔琴、世堪、行侯，1898年出生，湖南省桃江县武潭镇石桥村人，1920年与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去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4年回国，曾任中共三届执委秘书，并担任会计，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自行脱党，回乡教书，1961年在家乡病逝。 　　[5]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239页。 　　[6]彭公达，字振尧，号镇远。生于湖南湘潭罗家坝(今韶山区长湖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潭城区支部委员，积极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春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共支部书记。同年夏回湖南，任中共湘潭地方执委会军事委员，组织群众支援北伐军入湘作战，1927年春任中共湖南区委农民部部长，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马日事变后，参与组织发动农军围攻长沙。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部长。同年8月，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随即同毛泽东到长沙后主持制订起义计划，并参与领导和发动秋收起义。同年冬任中共湘西特委书记。1928年7月在安源被捕，8月在长沙被杀害。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