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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在莫京[1]学习和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江来登，孙光贵

莫斯科中山大学两年的学习，使徐特立由一个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为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第一节 怒向刀丛诗明志[2]，异国他邦“六大”开 　　南昌起义部队南征到达福建，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率兵去打汕头，第三师党代表徐特立率兵守潮州和筹集粮款，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周逸群兵败，潮州也同时失守，第三师不复存在。周逸群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参与领导鄂中、鄂两地区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徐特立则化装潜行，从潮汕来到香港。这段过程缺乏史料佐证，怎样脱险，与谁一道怎样潜行到香港，不得而知。根据陈志明撰写的《徐特立传》介绍：“由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的一位姓曾的同志介绍给广东省委，然后又由广东省委介绍，再经香港辗转到上海。”这一段行程也未见过其他佐证，不知该传从何处得来的材料。 　　由于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到上海上岸，一路走来真个是戎马倥偬，颠沛流离，五十几岁的人精力严重透支，到达上海的时候徐特立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亲历起义失败，心急如焚，积极要求新的任务。经中央委派，任命徐特立为江苏省委农民部秘书。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力量的元气大伤，为了迅速壮大革命力量，党中央决定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徐特立旋即受命赴湘西，与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苟一起组成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展开新一轮的武装斗争。 　　徐特立计划由上海取道武汉、岳阳，与郭亮一道前往湘西投靠贺龙。徐特立来到武汉。这个时候，徐特立终于病倒了，患的是痢疾病，拉痢不止，肚子又痛又泻。当时风声很紧，组织上就把他秘密安排在武汉五常里一家木货店楼上住下治病养病，派了熊瑾玎、唐继宗等人前来照料。这一躺下就是半年。贺龙和周逸群离开武汉，前往湘西去了。他们给徐特立写了一封信，交通员没有及时送到，徐特立躺在床上对此并不知情，因此与他们失去联系。所以后来病好以后，他就无法前往湘西了。 　　徐特立的好友郭亮在起义军南下受挫后，潜往香港，转赴上海。1927年12月，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1月，又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湘西北特委书记。由于工作需要尚未启程，又改任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原准备和徐特立一同前往湘西。他在武汉不能久等，先一步到了岳阳。郭亮化名李材，在岳州城翰林街以开设李记煤栈作掩护，秘密建立特委机关。另开设一处饭铺作为秘密交通站。经过一个多月努力，与三省边界十余县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3月27日，因叛徒告密在岳州被省侦缉处长带领的手枪连逮捕，并于28日押至长沙杀害了，头颅被反动派悬挂多日。郭亮虽然不是徐特立的学生和亲戚，但和徐特立交谊颇深，徐特立闻此噩耗，愤然提笔作《书愤》诗一首： 　　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 　　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 　　此诗众人皆说为徐特立在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遇害时所写。在拜访徐乾时她主动说明，此诗写于徐特立得知郭亮被杀，头颅被悬挂示众时。我们从徐特立一生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变化过程来看，六君子遇害那个时候的徐特立还有读书求仕的封建文人思想，断然不会写这样的“反诗”。再分析本书前面介绍的他为周南女校写的校歌有“静心学业，静心学业。发放我历史之光荣，效忠祖国，效忠祖国，永获光荣果”等句，追求的是文明、静心、效忠祖国，找不出一丝半点的“反意”。而闻郭亮被杀之时，正是他前往湘西决意和贺龙一起上山打游击的途中，所以写出这样的诗就不足为怪。曹瑛在回忆文章《一代师表起后昆》(被《万世师表徐特立》一书收入)中也证实了这首诗是徐特立在武汉时写的：“记得那时候武汉的一家报纸曾经披露过一位湘籍老教育家来汉入党的消息，并登了徐老一首言志诗(文章接着就录了徐特立上面这首诗)。”湘西去不成了，他又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仍旧返回上海，在上海继续养病。健康状况稍好，他一边养病，一边在党领导下的互救会等机关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诊治疗养，徐特立慢慢恢复了健康。这次生病使徐特立捡回一条性命，因为如果与郭亮同行，难免身遭不测。这次生病还使他总结出一条教训，那就是革命需要十分健康的身体。所以他从此坚持锻炼，身体越来越强健，即使后来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也没有把他拖垮。 　　1928年5月，他得到一个喜讯，党组织即将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3]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而办的，理所当然地招收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中国学生。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保护党的精英，为了提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党组织想方设法输送了不少党的骨干分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何叔衡、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方维夏等一些老同志，都先后来到这里学习。 　　他一到苏联，正好赶上参加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六大”，他当时的思想认识，在一份未发表过的自传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这次大会主要是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规定了今后党的方针路线，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革命纲领……不过我那时还新参加党不久，对党的一些政策和一些书刊上有关根本性、原则性的东西，特别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何应用到实践中来，理解得并不那么深，因此在以后又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才理解到那次大会的路线，虽然基本上是对的，在党的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次大会对于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意义、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还是认识不足，因此对于革命失败，党在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别是需要把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做出适当的决议，对于中间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也没有作出正确的估计，订出适当的政策。这是这次大会的缺点。另外，这次大会在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虽然也批判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并没有加以彻底清除，因此会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仍然被掌握在‘左’倾盲动主义分子手中，为党以及后来带来了很大损失。”[4] 　　注释： 　　[1]田汉有诗：仓皇入莫京，风雷练卓识。莫京，指苏联首都莫斯科。 　　[2]语出鲁迅1931年诗《惯于长夜过春时》。全诗为：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3]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1925年成立于莫斯科，1929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秋停办。 　　[4]陈志明．徐特立传[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98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