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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模范李鼎铭

王雷生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包括蒋介石买办资产阶级在内的，由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组成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党特别强调要团结资产阶级中的进步人士和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李鼎铭先生参加边区政府工作后，并不以党外人士自居，而是兢兢业业为帮助党渡过难关献计献策。他特别有感于民国以来，各派军阀、官僚政客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了一己之私，争斗不息，致使外敌入侵，大片国土沦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他痛心疾首。①因此，他非常拥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为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大多数人一致抗日进而为全民族的解放勤奋工作。 　　一、热情宣传党的统战政策 　　1941年11月，李鼎铭先生以边区参议员身份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抗日。”毛主席还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存在着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②对毛主席的讲话，李鼎铭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毛主席的话说得实在，说出了共产党诚心诚意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心里话，说出了真心实意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心里话。第二天，他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就职演说中，他热情洋溢地称赞毛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愿望。他说：“共产党领导人是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我希望诸位同志，大家化除成见，互相信任，互相亲爱”，“把所有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都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抗战救国的事。”③其后，在绥德县党政军民学千余人召开的欢迎边区考察团的大会上，他以在延安的耳闻目睹畅谈党的《五一施政纲领》和“三三制”。他说：“我在参议会上听到了毛先生的讲话，说中国社会是两头小、当中大的菱形社会，必须要和‘大肚’团结，‘三三制’就是要和‘大肚’联系，共产党人应和其他人士开诚相见，不以为自己是主人。无党无派的人也不应该采取旁观态度。我在政府几个月来，没有看到党员和非党员的差别，相反，他们非常尊重无党无派的人士。因此，我也不敢以外人自居，而要站在主人的地位了。我并不是为共产党宣传，而确实是并非共产党虚伪诳骗。”④在米脂县各界干部欢迎会上，他亦用在延安的切身体会，现身说法：“我们在地方上最为惶惑不安的就是党员专权，我们的生命财产似无保障。今天请大家放心，就‘三三制’来说，边区是已经实行了，像我一个非党员，但在政府里却从未感到政府对我的不信任，或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线。总之，无论党员和非党员，有什么地位就有什么实权。至于保障人权财权的条例，政府已经公布，一定要彻底实行，叫人人都得到安居乐业。”⑤会后，他还亲自到地主比较集中的杨家沟，与当地士绅畅谈关于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真谛和决心，以及延安各方面的印象，解释士绅们的疑虑，畅谈国内外形势，虚心倾听当地士绅的意见，得到当地士绅的赞赏。 　　李鼎铭先生不仅在边区模范宣传党的统战政策，而且通过接见各抗日根据地和中外记者参观团，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 　　1942年5月下旬，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抵达延安。参观团中不少人对共产党心存疑虑，所以在一次毛主席出席的座谈会上，他们特别要求李鼎铭谈谈从政感想。李鼎铭诚恳地对他们说：“在工作中本人毫无任何困难的感觉。在政府中我是副主席，但同时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是为人民着想，二是为政府着想，三是为共产党着想。”“从这次整顿三风可以看出，共产党已是切切实实谋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⑥他激动地说：“余今年虽60岁，但已决心同共产党休戚相关，患难与共。”⑦士绅们听了无不为之感动。 　　1944年5月至10月，陕甘宁边区接待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在接待会上，李鼎铭作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外国记者对李鼎铭的报告很感兴趣，提出要同他就党外人士在政府工作中是否有职有权的问题进行座谈，李鼎铭同意了。在座谈会上，有一个英国记者叫做斯坦因的问到： 　　“你是个非共产党员的地主，你以为你在边区政府里真能起什么作用吗?” 　　李鼎铭笑了，“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他那象羊皮纸一样的皮肤，他那牙齿脱落的深陷的嘴，满是笑容了”。他骄傲地告诉记者： 　　“我当选以后拜访毛泽东的窑洞时，我第一次遇见他。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有一个议案要提出来。毛泽东很感兴趣。我坦白地告诉他，因为困难，现在必须在军队和政府中实行精兵简政。我说，我们必须裁兵裁官，加强效率。” 　　“毛泽东同意了，我在参议会提出这一议案，它通过了。” 　　“我继续在政府尽力工作，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因为自从辛亥革命以前我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进步。”⑧ 　　事后，外国记者对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⑨ 　　二、健全“三三制”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提出来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适当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思想和旧传统旧观念的影响，边区“三三制”民主建设起初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就在李鼎铭当选为边区副主席前不久，华池县在《县参议会总结报告》的呈文中反映：“因为人民对政治认识不够，民主习惯差，有大多数议员还不知道本身做什么。”在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仍占绝大多数，“‘三三制’未能真正实现。”许多重要工作政府也不向参议会报告，也不征求参议会意见，参议会如同虚设⑩。其他县也有类似的呈文。为了查清各县、乡“三三制”执行情况，李鼎铭任职不到两个月就同边区参议会领导一起带领考察团分赴绥米等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绥米等地近两个月的调查，李鼎铭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在接见《解放日报》记者时指出：“三三制在警区(按指绥米地区)实行情况：绥清吴三县政权工作尚有新的气象，县乡参议会亦初具规模，‘三三制’在开始实施。”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对三三制的真义了解还很不够，旧的作风依然很少转变。干部程度不齐，一部分土地革命时代的老干部，工作作风还是老一套，关门主义、包办作风浓厚”。(11)其后，在边区为他及其他民主人士举行的欢迎晚会上以及边府委员会上，他都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观感。他坦率地说：“实行‘三三制’，把数字摆出来是容易的，但主要的却是贯彻‘三三制’的精神。”他感慨地谈到，他在延安，感到党员和党外人士之间全无隔阂，但在下边各县却远非这样，“党员依然多以主人自居，事事要包办，党外人士也自以为在做客，不肯多讲话，讲了话也未必被采纳”。(12) 　　李鼎铭及其他参议员在绥米等地的调查为我党健全“三三制”提供了重要依据。3月4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和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副厅长唐洪澄联合发出关于《充实“三三制”及开好各级议会》的指示信，号召“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推(退)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13)重新公布《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和《选举条例》，并在4月6日召开的边府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按期普选乡市参议会及提早抽选县参议会”的提案。会议提出延安、延长、子长、志丹、神府、新正、曲子、定边等八县要提早改选县参议会和政府。这次改选由于农耕生产和整编工作被迫推迟，但到年底基本结束：除了八个县外，其他22个县完全实现了“三三制”。1942年12月，李鼎铭在第三次政府委员会上作了《政府八个月工作与简政方案》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充分肯定了这次改选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三三制’推行上虽已有了成绩，但对于经验的检查总结还差。”他殷切希望，“没有完成实现‘三三制’的县市乡政权要继续贯彻实行。认清‘三三制’是长期的制度，无论属何党派均有巩固之责。”(14) 　　边区“三三制”民主政体的实施，“巩固了各阶层人民致力于战胜日寇与建设边区的民主团结”，使边区“光荣地履行了作为解放区军民总后方和总根据地的历史使命”。抗战胜利后，为了“继续提高边区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方面建设上作出更好的榜样，有力地参加和推动为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的事业”，1945年9月6日，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副主席根据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大会的决议，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决定从10月起到12月底，全面进行乡、县、边区三级政权的选举工作，(15)并于10月中旬抽调80多名干部组成11个工作团分赴各分区举办训练班，培养骨干，同基层干部一起发动群众，组织选举。由于这次选举发动群众充分(各县参加选举人数达87％以上)，取得了令国内外人士刮目相看的伟大胜利。李鼎铭盛赞这次选举“完全做到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等选举原则”，与英美老牌民主相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我们陕甘宁边区今后的建设工作奠定了新的基础”。(16) 　　三、模范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 　　减租减息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新的形势下，为了激发广大农民的抗战热忱，同时为了团结地主士绅一起抗日提出的一个带根本性的政策，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李鼎铭先生的认识是明确的，但是作为地方的开明绅士，他不可能不关心地主阶级利益，为地主说话。如他在兼任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副委员长之初，在处理绥葭地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土地纠纷时，有时也偏袒地主，使农民吃了亏(17)。但是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作为“被同情者”的代表，李鼎铭对减租减息运动中极少数地主借故撤租、提高租额、威胁农民，或用明减暗不减等办法欺骗政府、抵抗减租的行为也非常气愤。为了保证农民的佃权，他积极参加了1942年12月边区政府的《土地租佃条例草案》的制定工作(18)，并在条例公布后不久，发表了对《解放日报》记者的谈话。在谈话中他严肃地指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虽然在边区施政纲领有明确规定，但边区内若干地区还没有完全执行，这不但是违犯政府政策法令的现象，而且还危害团结抗战与民主建设事业。”“今后，如果发现地主不减租或者农民不交租的现象，政府必将依法惩办。”(19)其后，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再次强调：“所有实行我们号召减租减息的，我们一定要保证交租交息；如果不实行减租减息，我们也不能保证交租交息。”(20) 　　减租运动在边区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1944、1945两年，我党由于忙着组织反攻，减租减息工作有所松动，一些地主趁机倒租、撤租、假典、假卖，或改定租为活租，花样层出不穷；在已分配过土地的中心区(如延属等地)，甚至发生了地主违法收回土地和重租剥削的现象。因此，在抗战胜利后，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中共中央在1945年12月15日发出了在所有解放区普遍开展减租减息复查工作的指令。1946年4月，李鼎铭在三届一次参议会闭幕式上强调指出：“要彻底实行减租减息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在减租不彻底的地方必须加以贯彻。”(21)并在同年7月与林伯渠主席、刘景范副主席一起给各专区县市发出了《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信，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分赴绥德、陇东地区指导工作。 　　这次查租减租成绩显著，“凡经查租地区，农民即获得相当利益”，各地出现了农民组织起来修塘挖渠，增加生产的新气象。李鼎铭先生激动万分，他在11月召开的边府委员会三届二次会上所作的《减租工作报告》中热情洋溢地肯定了这次减租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减租给边区带来的新气象，指出“今后必须继续贯彻减租”。他还根据边区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里的实际情况，建议用试行土地公债的办法，以调整地主超额土地，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并欢迎地主自动献地。(22) 　　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李鼎铭先生一生反对专制独裁的大汉族主义(23)，对受大汉族主义压迫的少数民族非常同情。因此，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他虽分工管理文教卫生工作，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十分关切。他与林伯渠等政府官员通力合作，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作出了无私的贡献。 　　1941年5月，边区政府公布的《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民族自治区。”1942年，刚走马上任的李鼎铭就同林伯渠主席一起领导边区政府正式将定边县的四、五区和城关镇的两个村划为回民自治区，其后又将陇东曲子县的三岔镇，关中新正县的一、九区，盐池县回六庄分别划为民族自治区。1946年，为解决来延回民居住问题，林、李二主席根据边区三届一次参议会提案下达了筹划来延回民居住区的命令。林、李二主席还不顾边区财政困难，拨款充实三边、陇东、关中分区的民族工作人员，建立民族事务科专司民族事务。 　　李鼎铭非常关心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1942年，黑梁头、城川一带连年灾荒，居住在该地的百余户蒙民有以草籽苟活者，有饿死沟渠者，加上战祸延及，蒙民生活苦不堪言。林、李二主席接到民族事务委员会呈文后，立即拨发公盐票200张，交该会派员前去赈济。(24)1945年初，沿边春寒，秋霜严重，蒙民生活困难，林、李二主席闻讯后，即令定边县拨给救济粮(小米)200石，由三边专署经管发放(25)。1946年，西乌审旗因连年遭受国民党军队的抢掠，加上畜瘟蔓延，秋季又遭霜冻的灾难，致使五百户中有百余户无法生活，李鼎铭和林伯渠接到呈文后，立即拨给救济粮50石，委托城川民委按受灾轻重妥为安放，并指示他们发动当地群众相互借贷互济，帮助灾民渡过难关(26)。此外，由于边区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人民生活改善，吸引了不少蒙、回族难民迁居边区。边区政府及时指令地方政府发给适当的救济粮，拨给耕地或荒地，发放农贷，组织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三年不交公粮。在边区政府的关怀和扶持下，原来一片荒凉的定边县回民自治乡变成了由上百家商店组成的热闹街市(起名“新华街”)，定居边区的蒙民也由原来的3户发展到200余户。 　　李鼎铭还非常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教卫生建设，教育汉族干部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如上文已提到的西乌审旗，该旗所居之地原是一片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民国以来，由于汉民不断涌入，开荒种田，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掠夺，牧场遭到严重破坏。伊盟事件(27)后，该旗脱离国民党的统治，驻守本地的八路军为减轻蒙民的负担，规定专门由外来的汉民供其给养，不料此举刺激了汉民垦荒的积极性。加上个别干部、团体营私舞弊，包租土地；不法商人广植烟草，致使毒品肆虐，蚕食牧场；盗贼潜藏，大批牲畜失踪，以畜牧为业的蒙民生计日见危殆。“于是发生了军民脱节，对上不满，民不聊生，蒙汉关系不好的各种现象。”(28)在1946年4月召开的边区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西乌审旗代表提出了这一问题(附带还提到该旗文教卫生等问题)，立即引起了边区参议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李鼎铭和林伯渠主席根据大会提案，颁布了《令城川办事处切实遵行边区参议会通过的关于加强西乌审旗之建设决议》的边府命令，责成城川办事处协助西乌审旗军政当局注意：(一)建立西乌审旗之统一领导，巩固与健全该旗蒙民之民主制度，维持秩序，消灭盗匪，改善人民生活。(二)规定凡是汉民进入蒙地时，必须遵守当地政府之法令。如在蒙地从事垦殖，必须取得当地蒙民政府之批准。尊重蒙民之风俗习惯，并以不妨害蒙地之牧畜业为原则。同时禁止商人包租制及各种过分剥削。这条命令虽然没有完全禁止对牧区有害的垦荒，但对汉民在牧区的开荒已作了限制——“必须取得当地蒙民政府之批准”。特别是制止了不法商人破坏性的开垦，保证了蒙古牧民的正常放牧。命令还责成城川办事处“切实办好该地现有小学，尽量吸收蒙民子弟入学，在经费及课本方面，由政府酌予补助之”。关于该旗医药卫生，“拟由边府积极协助在该旗逐渐成立卫生所、小型医院及兽医所”。(29) 　　由于林伯渠、李鼎铭领导的边区政府模范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在边区形成了民族平等、自由、团结、共同对敌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新边区，为全国其他根据地作出了榜样，对国民党统治区少数民族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抗战和解放事业。 　　五、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一年，共产国际鉴于各国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发展，需根据各自特殊情况进行斗争，故而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趁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一面狂叫“解放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一面集中60万军队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从而给中国抗战刚刚出现的新局面蒙上一层阴影。对此，李鼎铭先生深感痛心，他在给《解放日报》写的《纪念七七》一文(30)中说：“我们过去坚持了六年的抗战，全凭我们前方将士互相帮助，互相维系，正规战与游击战配合，粉碎了敌人种种阴谋，”“抗战到了今日，也是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加强抗战的力量”，“更进一步精诚团结”。“我们全国的任何党派任何部队，都是我们自己抗战的力量。增加一份力量，前途就少一份困难；削弱一份力量，前途就增加一份困难。我们国家民族处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尽力地增加力量，尚恐不能克敌，若再任意摧残，任性破坏，我们的前途何堪设想”。最后他写到：“我想我们全国的抗战将士，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都是深明大义的。我希望大家都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多批评自己，少责备旁人，大家互相谅解，互相团结，万矢一的，迎接最后胜利!” 　　但是，这位蒋委员长本人就不深明大义，继续督促河防军进攻边区。7月9日，延安3万多民众，冒雨在文化沟体育场召开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誓死保卫陕甘宁边区。大会上群情激昂，李鼎铭副主席也即席发表了充满爱国热忱的讲话。他说：“抗战能坚持到今日，是由于国共合作”。“但是目前却有人要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他义愤填膺地问道：“共产党八路军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它?”“就民族主义言，六年来，八路军坚持抗战，得不到任何接济，再接再励，有进无退，它对国家民族可谓忠心耿耿。以民权主义言，边区召开了参议会，所有各级政府的人员，都是群众选出来的，边区实行了‘三三制’。以民生主义言，边区党政军普遍参加生产，自己动手，并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以培养民力，节省民力，民力有余，则抗战即可坚持到底。”他激动地说：“现在有人要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边区，我认为这就是反对三民主义，就是反对团结抗战。”他警告那些挑动内战的人说：“如还有人执迷不悟，向边区挑衅，发动内战，无论它是任何党派和军队，我们都要坚决反对。”李鼎铭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讲话：“我希望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的人士，打定主意，反对内战，加强团结，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31) 　　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择手段的，“利用‘三三制’，破坏‘三三制’”就是其最险恶的一招。他们不仅造谣说“安副议长被罚款五十万元”，还制造了“李副主席也被撤职”的谣言。李鼎铭闻讯后，震愤莫明。他奋笔疾书，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的文章，严正声明：“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二百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的继续工作着。”“事实是谣言的裁判者，你们的谣言谰言是不值得驳斥的。”他说：“我之受命于边区二百万人民而来延安，早为一般群小所仇恨，但是应当知道，我之来延安是受国民党之压迫而来的，国民党在警备区密布特务分子，进行挑拨离间，制造摩擦，扰乱地方安宁，牺牲地方利益，以遂其破坏之阴谋。我地方人士百般呼吁要求和平而不可得，反遭国民党疑忌。我为了地方人民利益，为了全边区人民利益，更为了全中国抗战利益，何忍坐视此种危机而不为之奔走呼号。”“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这是我自己亲身体会到的事实。不料你们把这样一件尽人皆知，不可否认的事实，还要加以恶意歪曲，我诚不知你们是何居心!”最后，他忠告那些造谣者：“你们都是中国人，中国的存亡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存亡。我希望你们以国家民族为重，立即纠正自己的错误，并请你们劝告国民党当局，坚持抗战，把包围边区的部队开到前方，准备反攻。这是我们全国的幸福。你们千万不要怙恶不悛，甘心做国家民族的公敌。”(32) 　　其后，在各种场合，在群众集会或在报刊上，李鼎铭先生都正义凛然，不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的阴谋，为维护党的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全民族的解放作出了无私的贡献。 　　六、与党合作 死而后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走下峨嵋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在这一严峻的历史时期，李鼎铭先生毫不动摇，坚持与党合作。他参加各种群众集会，不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呼吁人民“要用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来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先后接见脱离国民党反正归来的刘善本上尉和范龙章将军，分化瓦解敌军。在国民党胡马匪帮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出延安后，李鼎铭亦随部分机关转移。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但年老多疾的李鼎铭先生却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同大家一起吃白菜小米，在行军路上，他很少骑马，每当大家疲劳时，他总是鼓励大家说：困难是暂时的，胜利终会到来。他每到一地，都会详细了解当地情况，问干部，老百姓安全工作做好了没有，粮食藏好了没有。他对干部群众说：“不要让狐儿子(按指胡宗南匪帮)吃上一粒粮，蒋介石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边区的生产，关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当他沿途看到地方都忙于战时动员，无暇顾及生产，十分着急，写信给唐洪澄、范子文厅长，要他们想法动员各机关、学校、团体组织一部分人力，下乡推动生产(33)。5月，当他在病中从林伯渠的来信中得知我西北野战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胜利消息后，欣喜万分，不分昼夜写出了《中国目前的战争》的讲稿，准备为当时转移到仁义山的米脂中学学生作形势报告。 　　本来，抗战胜利后，国内各种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内战的爆发无疑意味着阶级矛盾亦即人民大众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原则是不是还适用?假若有变化，是否还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呢?当时人们都忙于战争，无暇思及这些问题，但统一战线明显降温。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场急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在解放区展开了。这时，出现了一股极左思潮：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为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座上客的开明绅士受到了冷遇：原边区教育厅副厅长贺连成、建设厅厅长霍子乐都成为了封建地主，孤零零住在乡下，没人理睬；原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也被没收土地、财产，并被扫地出门。 　　这时李鼎铭已随同边区部分机关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边区的曲古镇。他看到这种形势，十分不安。他说：“这怎么行呢?共产党会这样干吗?这样会失去群众的!”他联想自己辗转陕北，一直被冰冷冷地安排在真武洞、桃花峁、木头峪，像断了线的风筝，与政府失去了联系。直到四五月份，才接到林伯渠和唐、范二厅长的来信，但也没给任何具体任务。一些人也不敢接近他。他感到孤独，加上长期奔波，他病倒了。病中，他仍情牵中国革命，心系共产党和毛主席。当主持西北局义合方面工作的马文瑞闻讯赶来看他时，他伸出干瘦的双手抓住马文瑞的手，双眼闪着泪光说：“我想见见毛主席，哪怕不说话，看上一眼……” 　　在李鼎铭先生日夜盼望想见毛主席的时刻，毛主席在杨家沟会上正叨念李鼎铭呢!当毛主席知道李鼎铭等民主人士遭到冷遇时，十分生气，当众批评林伯渠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天下最讲信誉的，怎么能过河拆桥呢?”“林祖涵(即林伯渠)同志呀，像李鼎铭这样一位对我们有过帮助的开明绅士，与你共事多年，竟把人家丢在乡间不理睬，这成什么话?你们是怎样执行统一战线的?这样对待民主人士，你们将来进西安，还搞不搞统一战线?”(34) 　　可惜毛主席这些话李鼎铭先生永远不知道了。1947年12月11日，李鼎铭先生因患脑溢血，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他在临终前还牵挂中国革命，在遗言中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这两项伟大政策，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成功。”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作为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李鼎铭先生以残灯余年，与党精诚合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鼎铭先生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注释 　　①《纪念双十年》，《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②《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卷，第809—811页。 　　③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0日第4版。 　　④《绥德各界热烈欢迎考察团》，《解放日报》1942年1月20日第4版。 　　⑤《李副主席返米讲话》，《解放日报》1942年2月9日第4版。 　　⑥《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⑦(34)常银山、常龙：《爱国典范李鼎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78页。 　　⑧[英]G·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转引自《李鼎铭研究资料选》第171—172页。 　　⑨(17)李维汉：《同李鼎铭合作共事的回忆》，摘自《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⑩《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326—335页。 　　(11)《李副主席携眷返任》，《解放日报》1942年3月24日第4版。 　　(12)《李鼎铭研究资料选》第12—15页。 　　(13)《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313页。 　　(14)《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第518页。 　　(15)《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第254—256页。 　　(16)《边区人民的伟大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第31页。 　　(18)(19)(20)(21)《李鼎铭研究资料选》第153，22、23、52—53页。 　　(22)《解放日报》1946年11月2日第1版。 　　(23)李鼎铭：《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载《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一书。 　　(24)《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第142—143页。 　　(25)《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第21页。 　　(26)(33)《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l辑，第38、156页。 　　(27)伊盟事件指1943年国民党陈长捷、何文鼎部血洗札萨克旗逼走蒙古沙王之事。此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谴责。 　　(28)(29)《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l0辑，第61、59—60页。 　　(30)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7日第4版。 　　(31)《李副主席在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7月10月第1版。 　　(32)载《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第1版。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