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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号召抗蒋转战陕北

李泽民

共产党中央红军在延安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国民党更加疯狂地对延安实行包围封锁，利用各种宣传瓦解共产党，并动用各种反动组织对边区进行破坏。 　　国民党利用特务公然印发各种挑拨离间的文件偷偷散发各地，他们造谣“李副主席被共产党撤职了”，妄图达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团结的阴险目的。说来话长，原来国民党政府对李老先生在陕北深得民心的情况，早在井岳秀时就已非常了解。他们一直试图与共产党争夺老先生，以在陕北“得先生则得民心”为目的。可如今在延安，老先生被共产党中央重视，引起了国民党的恼火，因此才想出了老先生被共产党已撤职的谣言，以此挑拨老先生与共产党的关系，激起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 　　老先生对此非常愤怒，立即组织演说反驳谣言，并号召边区各界群众要坚定不移地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站在抗日第一线。并及时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的声明。为了加紧对抗日的宣传，老先生先后在各种场合做报告、演说、接见记者。一次，老先生冒雨在文化沟体育广场大约三万多民众的大会上讲道：“国民党执迷不悟，向边区挑衅，发动内战，我们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的同志们，要打定主意，反对内战，加强团结，坚定不移地站在抗日第一线……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们的。”他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对延安各界代表人士重申：“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是反动的，不得人心的，赶走日寇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共产党的政策贯彻到底。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只能将我们的千百万同胞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全国同胞所反对的。我们只有坚决地跟着共产党，将抗战打到底，打出山海关，打到鸭绿江边，哪怕打到一人一枪也要打。总而言之，把一切失地都收回来，我们的目的才算达到。” 　　1944年，在边区政府召开的“双十节大会”上，老先生再次强调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这是中国人民应该庆祝和纪念的日子。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只是有了中华民国的称号，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质，相反的是以新的专制主义代替了旧的专制主义。特别是今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背叛了辛亥革命的优良传统，背叛了三民主义，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寡头专攻，造成了抗战以来的空前危机，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寡头专政的结果。国民党当局迄今还不反省，反企图消灭在敌后英勇抗敌、功勋卓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当局必须废除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政令和失败主义军令，赶快结束一党专政，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 　　国民党政府挑拨老先生与共产党的阴谋最终落空了。边区参议会与共产党紧密团结在一起，正如歌中唱的：“边区的天，是明亮的天……”。但国民党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决定另成立“陕北各县联合临时参议会”，想从根本上破坏摧毁边区参议会民主政权。1945年1月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批准的《陕西省陕北各县联合临时参议会设立办法》在报上公开刊发，以期否认边区民主选出的参议会民主政权。 　　边区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另设陕北各县联合参议会这一倒行逆施的举动极为愤慨。老先生当即召开记者会痛斥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对国民党盗用边区人民名义的罪行严厉驳斥，揭露其玩弄民意的丑恶嘴脸。老先生对记者们讲：“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实行专制独裁，玩弄民意，已属司空见惯，为国人所共见，如去年陕西省参政员的‘竞选’丑剧，即是一例。惟所谓‘陕西省陕北各县联合临时参议会设立办法’，既然冒称陕北各县的‘民意机关’，我就不能不代表这些地方的人民说几句话，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的抗议和警告。须知冒用别人名义，这大概就是蒋介石所谓‘还政于民’吧!那就更应当办罪了。”老先生停了停，又严肃而幽默地说：“听说欧洲的国家，如波兰，有和本国人民毫无联系作恶多端的流亡政府，现在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异想天开，制造流亡‘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的会址不敢定在它自封‘代表’的十一县境内，而设在特务横行的洛川等地。国民党的种种作为，和它在边区周围加紧封锁，屯集大军、修筑工事等等，都暴露了它千方百计破坏边区积极准备进行内战的阴谋。所谓陕北各县联合临参会的会址，‘暂设’在洛川和榆林，所谓‘暂设’就是梦想有一天搬进边区来。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包藏祸心的种种阴谋，我们边区人民必须具备应有的警惕。反动派的一切打算都是枉费心机的。边区人民真正实行了民主，有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和为人民服务的各级参议会及各级政府。边区各阶层人民亲密合作，同心协力，发展生产，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有效地支持前方抗战，成为全国抗战民主的楷模。一切有天良的人，对于边区人民的成就，都欢心赞叹，为什么国民党当局偏要把边区看做眼中钉，必欲破坏之而后快!?无疑的，国民党内反动派这种倒行逆施，不仅会遭到边区人民和解放区人民坚决有力的回击，而且也必然会遭到大后方同胞的公愤和反对。因此，国民党反动派的美梦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它如果仍然执迷不悟，继续和中国人民作对，结果一定头破血流，自取灭亡。我奉劝国民党当局不要走这条路。以免一误再误。”最后老先生信心十足地说：“去年边区参议会通过的要求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已成为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愿望。我们边区人民，一定要加倍努力，和解放区人民一起，和全国人民一起，争取这个要求的实现。这绝不是反动派的任何破坏和阴谋所能阻止得住的。” 　　会后，记者们迅速将老先生的讲话通过各种形式向全国各地宣传开来，同时由《解放日报》第一版刊发，秘密散发各地，有力地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又一次有力地击败了国民党的阴谋。 　　在全国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国递交了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投降仪式，日本侵略头子冈村宁次将投降书交给了中国政府代表。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上下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老先生以极高兴的心情担任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出席了延安各界热烈庆祝抗日胜利的大会。 　　为了迅速实现全国人民渴望的和平民主。毛泽东、周恩来亲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达成了国共两党以和平建国为宗旨的“双十协定”。然而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手撕毁了协议，开始不断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企图挑起全面内战。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关头，老先生在记者会上发表时局观感时讲：“国民党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破坏了和平、民主，其险恶用心在于建立独裁统治。西安的一批国民党特务分子与流氓歹徒，纠集一部分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并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进行破坏和捣乱。国民党当局指友为敌，阴谋挑动内战，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所有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力争和平民主，实现和平建国。” 　　1946年4月26日，共产党在延安大礼堂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界各阶层及少数民族的参议员139人，还有来宾、旁听者与中外记者1000多人，老先生做了报告，总结了边区选举工作的巨大成绩，驳斥了国民党对边区民主制度的诬蔑。老先生讲：“现在环境是变了，有些反动分子还在继续挑衅，八年抗战中他们浑水摸鱼，现在想打内战，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人受不住了，全世界人民也受不住了。全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这种自私自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老先生的讲话得到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蒋介石的不断扩大内战，与国与民离心离德的做法，不仅使解放区的民众异常愤慨，就是国民党内有良心的中国人也对此不满。国民党中央航空第八大队三十五中队队长刘善本上尉与同事们决心退出内战漩涡，由成都驾机飞往延安，宣布举义。老先生和林伯渠、刘景范代表边区政府特地设宴欢迎他们。并致书如下：“你们退出内战，驾机飞延的义举，对国民党当局违背人民公意，依仗外国援助进行内战，屠杀同胞的罪行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中国独立和平民主事业的推进，有着很大的帮助。” 　　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老先生奔走宣传。1946年4月26日，老先生被选为边区出席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全中国通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对国民政府进行改组，并根据民主原则整编全国的军队，以实现和平建国的纲领。 　　然而国民党企图独裁统治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1946年8月2日，天蒙蒙亮，延安的上空响起了巨大的轰隆隆声，八架国民党美式飞机开始轰炸延安了，顷刻间边区进入了战斗状态。老先生马上向《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严正指出：“蒋介石飞机轰炸延安，这件事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先声。抗战八年，全国人民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希望抗战胜利以后能够休养生息，而国民党仍在继续抓丁征粮，作为内战之用，让成万的人饿死。”老先生历数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进行内战及各种丧权辱国的事实之后，叹息说：“国民党的做法，就是满清末年慈禧太后‘宁赠友帮，勿予家奴’的传统。”最后老先生大声疾呼：“解放区人民何罪?共产党何罪?为什么要进攻他们?轰炸他们?我是无党无派的，我想站在人民立场上讲几句老实话：边区及各解放区在八年抗战中，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任何接济，但却胜利地抵御了日寇的进攻，人民生活还过得很好。几年来部分地区虽然遭受天灾和困难，共产党和人民一起共谋办法把它战胜了，故在边区及解放区没有人饿死，像这样的好政府，如果蒋介石再要继续进攻，则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一致抵抗。”老先生极气愤的又说：“如果美国反动派再要继续帮助蒋介石来破坏这样的好政府，那么，边区各界人民将要用对付日寇的办法来对付它!现在蒋介石究竟有什么出路?我看只有自取灭亡。就算美国帮助到底，有了武器，也没有人拿呀!” 　　为了反对美国干扰中国内政，老先生与谢觉哉等人发起万余人集会，强烈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坚决反对蒋介石投靠美国搞内战。老先生在延安市万余民众运动大会上演讲道：“我们强烈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否则，我们要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来对付他们。美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一定要美军退出中国。”老先生号召道：“全边区二百万人民要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勇敢抵抗蒋介石匪帮。共产党天公地道，共必胜，蒋必败，曙光就在前头。我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一天不死，就要和大家一起把仗打到底，直到把所有的难胞都解放出来，我们的目的才算达到了。”演讲受到大会民众的不断欢呼和支持。 　　当天晚上，老先生又在欢迎以范龙章将军为团长的民主建国军参观团的晚会上致欢迎词：“去年高树勋将军领导的邯郸起义，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他给一切爱好和平反对内战的军队做了榜样，起了带头作用。今天，蒋介石还想挣扎，坚持他的一党专政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打击他，并在不久还有更多力量来打击他，胜利一定是属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1946年11月13日，西北局与边区政府在边区参议会礼堂召开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老先生在大会上发出了三点指示：“一、大家要负起责任站在自己岗位上坚决保卫边区。二、每个干部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以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三、每个干部要抱定牺牲决心，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参加战时工作。”在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人民以饱满的战斗精神，实行坚壁清野，不给胡宗南的军队留下一粒粮、一寸布，要让胡宗南的军队在陕北饿死、困死、冻死。同时边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参军运动，出现了人人争着上前线的感人场面。 　　1947年3月，蒋介石纠集二十三万兵马，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南线有胡宗南，西线有马鸿逵、马步芳，北线有邓宝珊，三路兵马浩浩荡荡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3月13日，胡宗南第一军军长董钊、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15个旅约14万人，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延安进犯，并出动飞机50多架，对延安狂轰滥炸。此时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部队只有两万多人，面对十倍之多的敌人，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运用“蘑菇”战术，将胡匪拖在陕北借机消灭。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于3月13日离开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于3月18日撤出延安，第二天清晨，延安守城部队由彭德怀率领最后撤出，当天下午国民党军队便占领了延安。 　　根据边区政府的部署，老先生随部分机关向距延安40公里的安塞县真武洞转移。为了防范敌人飞机白天空袭，老先生一行人只好白天躲藏晚上提着马灯赶路，有时晚上听到飞机声，便熄灭马灯摸黑前行，跋山涉水三、四个晚上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老先生被安排在一靠山农户四孔窑的独院里，警卫班住着两孔窑，老先生与小儿子一家住着两孔过洞窑。每当敌人飞机空袭时，警卫班王班长便将老先生扶到窑的过洞厚实处躲避，十来岁的雪明也紧抓着爷爷的裤腿。直待飞机走后，雪明与村上的孩子们才到外面捡空中落下的弹壳。王班长见老先生年老体弱，便自制炸狐药，炸了两只狐狸剥皮，为老先生制作了一条围巾、一块坐垫、一块盖腿取暖的。 　　有一天，管理员何海旺领着随军由延安撤退路过这里的李雪亭来见老先生。老先生看到自己的孙子雪亭(大儿子李振山之子)非常高兴，一边招呼他吃饭一边亲热地摸摸雪亭的头说：“快吃，吃饱了好赶队伍。这下离开家了，要锻炼自己，打仗行军苦得很，思想克服困难要有准备的，人贵有志，志贵在恒，一定要有志气、有恒心。要依靠组织，听领导的话，向其他同志学习，互相帮助。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指挥，革命一定会胜利……”老先生的一番教导成了雪亭终身难忘的回忆。     　　真武洞在安塞县县城，山大沟深，群众生活极其困难。临时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机关人员的生活就更为艰难，连买醋酱的钱也没有，每天除过吃白菜、小米饭，便什么也吃不到了。可老先生仍每天拄着手杖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到附近各村庄进行战时动员宣传，号召当地老百姓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除此之外，老先生还抽时间为群众治病，并为刚出生的孙子雪飞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用七只蛤蟆治好了头疮。 　　老先生在真武洞住了近两月，敌人的炮声越来越近。为了老先生的安全上级让老先生带警卫班与个别工作人员及家人暂回米脂桃镇。为了轻装行走，老先生将自己的一些有用东西，除过“万宝箱”外，均送给了院旁一姓康的地下党员。就在这紧张时刻，警卫班王班长怒气冲冲跑来向老先生报告：“报告李副主席，警卫班张三牛听到敌人炮声越来越近，吓得开小差偷跑了。我去捉拿。”王班长说着就要向外冲，老先生却阻拦说：“不要追了，由他去吧，革命自愿。这人太没眼光了，眼看革命就要胜利，却被敌人几声垂死挣扎的炮声就吓跑了，真没出息!” 　　老先生一行人马离开真武洞向桃镇出发，为防敌机轰炸，仍是夜间行路，白天休息。一路上老先生神情镇定，十分自若，有时与孙子雪明合骑一匹大灰马，有时从马背上下来步行，金属手杖碰路面的“铛琅铛琅”声仿佛在为疲劳的人们鼓劲呐喊。每遇河流，老先生拒绝警卫战士背他过河，只要相扶而过。每到一处村庄，老先生利用休息时间向村干部了解村里工作情况，询问老百姓的安全工作做得如何，粮食、东西藏好没有，战时支援情况如何等等，并随时将情况亲笔记录下来。鼓励村干部要好好干，一粒粮都不留给胡宗南。司务人员见老先生一路吃的粗粮稀饭，连蔬菜油肉一点也见不到，惟恐影响老先生身体，就想要去搞点白面给老先生吃，可老先生总说：“战争年月，地方上都很忙很困难，千万不要给添麻烦，咱们住一天就走了。”但每遇村庄里有了疑难病人，老先生仍毫不迟疑地去救治。 　　经过八、九天的行程，老先生终于回到了桃镇。乡亲们见老先生回来了，都拿着鸡蛋和各种土特产来看望。当村民们谈到敌人的猖狂时，老先生对众乡亲们说：“敌人眼前猖狂，这是在作垂死挣扎，是敌人的回光返照，敌人就要全完蛋了，革命即将成功。”有些乡亲担心地问老先生：“副主席，难道就这样把边区送给敌人不成?”、“啊呀!咱陕甘宁边区就这么随便放弃啦?”老先生笑着坚定地说：“不仅是陕甘宁边区不会送给蒋介石，就是全中国土地都要归人民管理。”与老先生相好的农人李永的儿子也拿着鸡蛋来看望老先生，老先生竟一眼猜出：“你就是锅里煮不死那孩子吧?”年轻人与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事隔十九年，今日一见便被老先生认出，此事令在场人无不惊叹，老先生真神啊! 　　乡亲们看着老先生戴着老花镜，不时用颤抖的手拿着放大镜看报纸的情景，心里踏实多了。为了感谢众位来看望的乡亲们，老先生安排饸烙面招待。新为老先生配备的警卫排在东沟住宅的周围布上了岗哨，并在窑洞脑畔上挖了长长的战壕深渠，地方民兵配合在村庄山头路口到处设立了岗哨，以保卫老先生的安全。 　　老先生与米脂县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县长姬伯勋隔几天便来到桃镇向老先生请示工作。老先生时常在桃镇与附近村庄走走，一边号召百姓拥共抗蒋，落实具体抵抗胡匪的任务措施，一边协同县上解决群众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947年4月底，老先生收到唐洪澄、范子文的来信，得知全国各战场连打胜仗的喜讯。5月中旬，老先生又收到林伯渠主席的来信，得知我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役打出了威风，提高了士气，已奠定革命胜利的基础。老先生读着这两封喜信，激动不已，不分白天晚上赶着写下了《中国目前的战争》一文，并到仁义山村庄，为转移到这里来的米中学生作形势报告。他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讲了目前战争的性质，第二部分讲了战争的发展，第三部分讲了战争的前途，第四部分讲了学生的任务。老先生从大革命讲到抗战胜利，揭露了蒋介石的种种罪行，从战争的形势发展讲到人民必胜、蒋贼必败，胜利就在眼前。 　　老先生鼓励学生们说：“战争前途是光明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胜利不会自己来的，全靠我们全体人民来争取。你们是中学生，在这伟大的战争中必然要担负些任务。第一，要争取机会作战勤工作。如医护工作、宣传工作、组织担架运输等。第二，要争取机会教育群众。例如时事宣传，战略路线的解释，坚壁清野的重要意义等。第三，争取时机抓紧学习。我们的战争是要胜利的，局面要开展的，干部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们应当抓紧时间学习，充实自己，以备将来为人民更好地服务，并且要服务得很好。”老先生的形势报告有力地振奋了米中的全体师生的爱国热情。1947年6月14日，米脂县接林伯渠主席急电，令米中学生东渡黄河，去山西省临县协助共产党工作。 　　老先生在家乡休养工作近两月后，便与组织联系要到边区政府去。他派工作人员到绥德地委、子洲县等处打问情况。不久收到林伯渠主席的来信，老先生便作好向山西省出发的准备。临走之前，老先生到村里与乡亲们一一告辞。他虽然舍不得离开家乡，但为了战时工作的需要，于1947年7月8日早上同边区法院、榆横公署等部分机关人员踏上了转战山西的路途。 　　老先生到了山西临县曲古镇近两月时间后，忽然接到林伯渠来信，让他速赴临县都督村为续范亭治病。续范亭，是1909年加入同盟会的，曾为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后被救治出院，1940年担任了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老先生闻知立即带上工作人员，日夜赶路，两天后来到了临县都督村。不料续范亭病情严重，未来得及吃药就去世了，老先生十分遗憾，连声叹息不止。晋西北各界成立了续范亭治丧委员会，老先生担任了治丧委员会委员，追悼会由林伯渠主持，并有谢觉哉、吴玉章、杨明轩、贺龙等社会各界人士1800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老先生赠送了挽幛。 　　老先生返回曲古镇，不想却又获悉杜斌丞先生遇难的消息，心情极为悲痛。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行非常愤怒地说：“杜斌丞先生遇难，一定要蒋介石偿命，不要以为蒋介石猖狂一时，中国的领土将来一寸也不会给他，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杜斌丞出生于1888年，是中国民盟创始人之一，西北民盟总书记，积极主张联共反蒋抗日，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策划人之一。老先生与他曾在榆林中学共事，颇有感情。杜斌丞在西安从事军政工作时，每次到米脂总要到常春医馆看望老先生，当老先生得知他暗中为共产党办事时，曾对斌丞戏言：“身处险境，虎口拔牙。”而杜斌丞则大笑说：“虽居虎口，稳如泰山。”西安事变后不久，老先生得知杜斌丞被捕的消息后，曾写信请在蒋介石身边任副司令的杜聿明相救，聿明回信说：“蒋难说话，实在无法相助。”1947年10月7日杜斌丞被国民党杀害。毛泽东主席为杜斌丞亲笔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题词。并在边区举行了追悼大会。 　　由于长期的转战，劳心劳力，生活条件太差，以及水土不适等问题，老先生咳嗽不止，有时竟震得耳内出血。老先生一般是自诊自疗，但因年老体弱，难免仍带病坚持工作。 　　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老先生随边区机关人员转战到了绥德义合镇边区政府临时驻地。老先生到义合镇时，正值共产党在农村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老先生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发布表示赞同，并参加了有关土地法的会议，老先生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这项政策伟大极了。”并与林伯渠发出了关于各县政府改组领导机构的文告，以适合战时需要，为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土地革命做了极为重要的准备工作。 　　1947年11月1日开始在绥德义合镇召开了为期25天的义合会议，由中共西北局传达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该会议是边区自卫战争八个月来空前的大会，参会人员有边区一级干部80余人。此时解放军已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各解放区都开始了土地改革。义合会议根据李卓然传达的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定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并做出切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在大会上老先生表示：“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它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成功。” 　　会议期间，老先生了解到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左”思潮，给统一战线蒙上了阴影。在河东临县甚至出现土改过火问题， 　　河西边区副议长安文钦、边区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厅长霍子乐也成了封建地主，被冷落起来，没人理睬。副议长安文钦被没收土地财产，并扫地出门，导致边区参议会中不少人动摇或投敌。至于其他地主富人的情况更为严重，有的还被严刑拷打；有的将地主装入麻袋淹死；有的将地主在炉渣上用绳来回拖着往死整；还有吊打等等刑法。这股“左”的思潮竟波及到了边区政府，有人认为林伯渠的夫人朱明是资产阶级小姐，有享乐思想，也应该批斗，搞得林老左右为难。老先生在会议上就极“左”问题发言说：“贯彻土地法，实行土地改革是好事，但应正确的把握执行，不可过激。打狐子为皮，富人多余的东西没收了就行了，不能随意将他们处死，应该给他们留条活路。至于犯有人命的地主富人，应根据条文，该枪打的枪打，该关押的关押，也不能搞酷刑。现在有的做法，这怎么行呀!共产党能这样干吗?……”谁知老先生的发言刚完，立即遭到一些人强烈的反对，其言词大为不恭。老先生的一番由衷建议被置之门外。 　　老先生的小儿子之纪见父亲近来心情不好，咳嗽也不断加重，很是担心。当得知父亲在义合会议上受了挫折时，不知如何是好。但还是安慰父亲说：“爸爸，你有病不可犯急，人家在会议上的话不要在意。”老先生说：“荣辱同蒂，生死同根，固无所虑。可我总觉得共产党这个做法欠妥。现在毛主席又不在义合，有些话只有以后讲了。”说着老先生又是一阵咳嗽。老先生从安文钦、贺连城、霍子乐的处境，联系自己转战数处 受冷落的一些事情，心情不禁越发沉重起来。 　　主持西北局义合方面工作的马文瑞是陕北人，深知老先生的为人品格及才能，得知老先生有病便来看望。老先生躺在炕上，见马文瑞在有些人躲避他还来不及的情况下来看他，很是感动，忙挣扎着往起坐。马文瑞急忙上前将老先生扶住说：“李副主席，你躺下吧!”老先生顿时一双有神的大眼里聚满了泪水，微微颤动着下颌，神情显得忧虑重重。他伸出一双瘦瘦的手握住马文瑞的手，一时沉默无语。马文瑞问：“李副主席，你还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老先生两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也许我不该开口，可我就是想见见毛主席……”马文瑞说：“毛主席正在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你安心治病，等病好了，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马文瑞走后，老先生的病时好时重。 　　一天，有位下肢瘫痪的农人，双手拄着拐杖来找老先生医治。当这农人发现老先生自己也病得不轻，还为他坚持医治时，感激地声泪俱下说：“你老不顾自己有病，还为我治病，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农人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老先生多日凝重的脸上才露出了微笑。 　　老先生为农人治好了病，可自己的病却越来越重，时而咳嗽得耳内出血。老先生自感情况不好，便对身边家人说：“与共产党合作，最欣慰之事，就是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协助共产党赶走了日本鬼子，除了我的大心病。至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恐怕我看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年从政，可边区工作仍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若能年轻二十年，我将干出许多的事业。尔今最大的憾事，第一，医著未完成。第二，哲学概论未出版。第三，新中国眼看建立，我却看不到了。特别是未能给百姓留下一部治病的书，深为愧疚，事到如今，只有靠振山来完成了。《概论》一书，我死后，你们若有条件，要将此书尽快出版。我这一生活得很忙很累，似乎天天有事干，尔今又在这轰轰烈烈忙忙碌碌中病倒在床……”老先生说着又是咳嗽不止。 　　老先生重病中仍不断让家人去打探共产党打胡匪的情况。当家人向他说到共产党二万多军人战胜十倍之多的胡匪军，和米脂沙家店战役中米脂游击队与中央红军共歼敌人的喜讯时，老先生难得一笑地说：“这很好!共产党陕北转移作战拖住胡匪军，就支援了全国其它战场的作战。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是西北战场的转折点，沙家店战役奠定了共产党将走向更大胜利的基础。” 　　一天中午，炊事员小曹将馍头与饭菜用盘端到老先生睡觉的炕上，然后轻声对老先生说：“李副主席，吃饭哩。”老先生挣扎着坐了起来，接过小曹递过来的馍头与菜，可老先生刚吃一口馍头，便不停地咳嗽喘息起来，小曹以为老先生是馍头噎着喉咙，忙端来了水，可此时老先生已不会言语了。小曹见情况危急，立即去向领导汇报。边区政府立即调名医李振山、张介夫等五、六人前来为老先生诊治，但老先生终因脑出血医治无效，三天后不幸去世，时为1947年12月11日，享年66岁。 　　边区政府派副秘书长常黎夫协同家属李振山、李之纪等亲视入殓。老先生的二儿子李立果此时正在东北战场，三儿子李达夫也因工作忙不在跟前。义合镇民众听说老先生逝世，都来吊丧祭祀。老先生病中治好的农人，为老先生披麻戴孝痛哭流涕，一直护送老先生灵柩回到桃花镇。此时是陕北最冷的冬12月，老先生灵柩所经村庄，沿途民众不顾天寒地冻夹道迎灵，吊唁拜祭者接连不断，边区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李鼎铭先生/李泽民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