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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呕心沥血 建设边区

常银山 常龙编著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以解决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对抗日根据地封锁造成的财政经济严重困难。毛泽东这一英明决策，李鼎铭坚决拥护，忠心耿耿地执行。 　　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为期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报告。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做文章的错误做法和只向人民要东西不去帮助动员人民发展生产度难关的作风，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李鼎铭出席了这次高干会议，他反复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报告，赞叹不已，再一次高度评价了毛主席的经济建设的思想与会议精神，表白了他愿同共产党共同建设好边区的愿望。1942年12月，边区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李鼎铭所作的《政府八个月工作与简政方案报告》，除总结了精兵简政和“三三制”工作以及边区人民的生活、经济建设工作方面的成绩与问题外，重点指出：“边区政府目前必须集中力量于两大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第二是增强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与军事教育，并要将脱离生产人员减至最低限度。”①他认为工农业生产，必须在保证军民自给有余的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农业方面要制定开荒计划，发放贷款，鼓励发展种植养殖和家庭纺织，工业方面要发展纺纱织布、造纸、制造毛毯、肥皂，在自足基础上，外销创收。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厉行节约，千方百计减轻人民负担。李鼎铭的报告，真正体现了他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建设模范边区的思想。 　　李鼎铭和林伯渠遵照中央指示，领导边区军民率先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坚决贯彻党中央规定的应以发展农业为中心，在生产建设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在大生产运动中，李鼎铭经常说：发展生产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动员群众发展生产不尚空谈。我们陕甘宁边区地域辽阔，发展农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历史上这里的人们就以农业为主导产业，我们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只有靠发展农业，带动牧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才能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 　　为了贯彻“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方针，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陕甘宁边区最大的特点是地广人稀、荒地很多，但是人口分布却不均匀。绥德分区一些县是人多地少，历史上就有移民习惯，在这战乱时期，老百姓为了谋生会逃来边区的。为了妥善安置移民和难民，鼓励他们发展生产，边区政府曾多次制定公布优待移民和难民条例，规定移民难民开公荒可以有长期使用权，三年不交公粮。垦私荒者三年不交租，并减轻其他负担，政府帮助解决吃住困难，借贷和调剂耕牛、农具、籽种；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李鼎铭曾在米脂和榆林道尹公署做事时就主张移民，并向国民党省政府打报告未批，一气之下便借病辞职返里。这时他高兴地说，我为移民之事想了好多年，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所以他非常关心移民和难民的生产生活，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经验，指导边区的工作。1942年2月，米脂县马丕恩一家6口人，带一口锅、两块破被卷和仅有的半碗小米和半碗黑豆，来到边区农场。他和17岁的女儿杏儿承包了农场土地45垧(每垧3亩)，开荒8垧。由于起早贪黑，辛勤劳动，加之精耕细作，在遭灾的情况下，收了4l石粮食，除按合同交农场一半外，还分得粮食21石。李鼎铭知道后，和林伯渠主席俩亲自了解情况，立即予以嘉奖，授予他们劳动英雄的称号。在边区召开的劳动模范大会上，为马丕恩、马杏儿父女俩发了奖品，分别颁发了林伯渠亲笔题写的“移民模范”“妇女模范”的奖状。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鼓励移民和难民生产的政策，这就为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争得了一支劳动大军。据统计，1941年和1942年全边区分别安置移民7855户、207401人和难民5056户、12432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劳动力。如果按每人每年开荒20亩计算，他们一年可开荒20多万亩，为边区发展农业生产做出巨大的贡献。 　　第二，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劳动致富的农民，吴满有②、杨步浩③是当时最出名的劳动英雄。中共中央为了鼓励生产，推动大规模的劳动竞赛，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杨步浩学习。1943年2月，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6条和吴满有竞赛，并请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厅长作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此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朱德命令全边区部队指战员，都要响应吴满有的倡议，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林伯渠、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区乡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领导开展生产大竞赛。这样，在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中，便迅速掀起了劳动竞赛热潮。同时，边区政府号召工业战线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这样各条战线涌现出杨步浩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劳动模范，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1943年，边区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又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经过—年的艰苦奋斗，各条生产战线都获得了巨大成绩。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11月26日下午，两个盛会在3万群众的欢呼声中隆重开幕。朱德、贺龙、林泊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④等参加了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首先讲了话，他说：“在这样一个处在战争环境中又比较穷困的地区，人民和军队今年居然能做到丰衣足食，这是边区人民和八路军伟大力量的表现。”接着林伯渠简述了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以及边区生产运动的特点，同时大加赞扬：“旧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创造新时代的时候，这个新时代的创造者，就是今天200多个劳动英雄和成百万的边区英雄人民。”最后，宣读了1944年边区生产计划，号召边区军民为普遍做到耕三余一⑤而努力! 　　续范亭在会上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他说：“我60岁了，第一次才看见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把共产党描绘成‘三头六臂’的怪物，是的，共产党人是三头六臂的。三头就是‘枪’头、‘锄’头和‘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打仗，两只手生产，另两只手能写文章、能学习、能抓特务分子。这样的三头六臂对百姓是好的，对中国是好的。” 　　李鼎铭在讲话中首先指出：“原为穷苦地方的陕甘宁边区人民能获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是共产党和八路军谋到的好处。”他号召人民拥护共产党、爱护军队，才能保护住自己。他说：“我们有办法，我们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们非常关怀老百姓，他们惟恐老百姓没吃没穿，尤其他们对穷老百姓更体贴得无微不至。”“在政府帮助发展生产下，今年边区丰衣足食，反观边区外则难民走投无路，饿死的老百姓一堆一堆，边区人民真如上天堂一样。而延安这次举行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是为着普遍的使边区人民能够丰衣足食。”为了把生产搞好，他号召明年要在生产上重点搞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丰衣方面，首要推广植棉，自纺自织，做到家家户户纺织。两年植棉事实证明，不是地质不宜，气候不宜，是过去不知道种棉花的好处。其次是推广栽桑养蚕，发展丝织品；再就是发展皮毛，纺毛织布制皮子，以上是陕北解决穿衣的三种办法。农业较任何事都重要，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翻地，至少做到种庄稼前收获后各翻一次，翻得好，庄稼根扎得深，庄稼长得苗壮茂盛。没驴没牛的穷户，应用人力来变工。二是上粪，警备区上自然粪(人、畜粪)多，延安老百姓还不注意这一点。以后应注意积粪，积肥料。大路上垫草垫土，来往牲口溺尿的‘驴茅厕’比上马粪还好，其他还可沤柴草，储灶灰，崖上的黑土皮最肥。注意多上粪，地就越培养越好，决不是越种越坏。三是多锄草，粮打得多，质量也高。米脂东区的小米，大家都愿多花钱买来吃，颗子大，煮成饭又稠又香。锄草中围土很重要，围土多，根扎得深，风吹不倒，保持水分庄稼长得好。”为了预防荒年，李鼎铭号召边区“多种洋芋，因为洋芋可当饭吃又便于储藏”。他还提出“欢迎难民来南路⑥来边区开荒”，并讲了优待移民政策。他气愤地驳斥了破坏分子关于移民就是扩兵的谣言。最后李鼎铭诚挚地说：“我63岁了，行将就木，还有什么野心，我只是希望边区家家户户都有吃有穿，都能丰衣足食，就达到我的心愿。”⑦ 　　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明确了指导1944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优厚的奖金，还发给毛泽东、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写的奖状，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夺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生产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张图表和照片，生动地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是边区丰衣足食的缩影，李鼎铭拄着手杖仔细进行了参观。 　　中共中央对边区“两大盛会”非常重视，11月29日把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毛泽东还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指出“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达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12月9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的陪同下，参观了展览会，邀请了17位劳动英雄座谈，了解移民生产、变工扎工、部队生产、创办义仓和合作社等方面的情况，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 　　1943年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第三届生产展览会胜利闭幕时，李鼎铭在讲话中，首先把边区党政军民及党内外团结一致的事实，告诉劳动英雄们，最后再一次强调把明年的生产搞好。 　　12月17日，林伯渠、李鼎铭邀请部分劳动模范，商谈明年生产具体办法。林伯渠、李鼎铭不断地提出问题向劳模们请教，要求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劳模们对开荒、变工、移民、畜牧、运输和合作社等项工作都发表了意见。特别对林伯渠主席闭幕大会上提出的“耕三余一，两年完成”的口号，充满着信心。对李鼎铭的关于精耕细作的讲话十分钦佩，不少代表说：“李副主席虽不种地但对种地十分精通。”他们认为要做到耕三余一，精耕细作，首先必须做到在种地上也要来个“三三制”，即揭(翻)地三次，锄草三遍，每亩地上粪30担。提出种地要种好，不要贪多，把自己的地种好，再多开些荒地。谈到改造二流子，代表们说今年已改造了4500个二流子，多是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和帮助的办法改造的，今后还要坚持这个好办法。代表们反映说：老百姓普遍要求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这对促进生产很有好处。座谈会开了一整天，劳模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搞好边区的经济建设，谈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李鼎铭在大生产运动中，既是领导者又是劳动者，为了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的号召，他以身作则，自己定出了生产节约计划： 　　一、在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方法)。 　　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 　　三、自民国33年(1944)1月25起，戒绝吸外来纸烟。 　　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⑧。 　　为落实生产计划，他亲自在离延安5公里路的白家坪、罗家坪开垦了两块荒地，在白家坪种7分大头菜，在罗家坪种3亩高粱，他说：“这是我的试验田。”耕地、锄草他亲自去，他不会扶犁，工作人员何海旺、马存堂帮助他犁地。锄草他以前干过，虽说技术不十分熟练，但他总是亲自去。他带着小锄，年老体弱站着不方便就蹲下锄。有时机关事务忙，他就和工作人员变工。机关日常服务性的工作，如扫地、打水、接待客人都由他完成。他的这两块地每年果实累累，年年超额完成生产计划。那时还有临时生产任务随时下达。有一次割草任务下达后大家行动慢了点，他说：“李维汉秘书长带头割草，把手都割破了，大家应快点行动才是。”大家把割下的草晒在地上，他有时间就去翻草，等晒干后交垦区政府。同志们说：“李副主席您年纪那么大了，政府的事情又多，以后这些生产任务我们代劳好了。”他总是笑呵呵地说：“你们的心情我领了，大生产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该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我也是咱边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⑨ 　　12月27日，李鼎铭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关于节约，我同意林主席的意见。至于我自己，也想在这方面努力一下，虽然年纪已大了，但我准备采取变工的办法种些地。其次我到延安工作两年，公家发给我很多衣服、被褥，因此，今年这些东西我不领，给公家省一些。”李老还大加赞赏边区军队在节约上的巨大收获。他说：“几千年以来，国家养的兵部是穿老百姓的吃老百姓的，惟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我们的军队不但生产好，而且节约得也很好。如团结部去年因为调剂吃南瓜、洋芋和饭，就节约了3000石细粮。团结部现在每个战士平均有5000元存款在军人合作社，这5000元在几年以后，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将来到了战后，军队也不用老百姓养活了。”他还指出：“军队生产节约已经很好，我们机关也应该急起直追。去年各机关都做到丰衣足食，但我们不要自满，因此，目前就要注意节约，扩大生产，保证长期的丰衣足食。”⑩ 　　1945年1月14日，在边区参议会礼堂召开边区第二届英模大会，毛泽东主席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李鼎铭致闭幕词，在说明劳动英雄运动的巨大收获与运动中某些缺点以后，即勖勉大家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永远当英雄。并号召农村劳动英雄注意深耕细作，发展家庭手工业，组织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发展生产。(11) 　　第三，开展减租减息。为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在1942年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中共西北局也在同年10月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和《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为了贯彻这两个文件精神，边区政府制定了《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地权条例草案》等。规定：出租人应按所规定的收租额收租，不得多收或法外增收，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25%；承租人应按照所定减租后之租额交租，不得少交。为了贯彻租佃条例，把减租减息政策落到实处，李鼎铭在1943年1月6日答《解放日报》记者问时说：“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虽然在边区施政纲领上有明确规定，但边区内若干地方，还没有完全执行，这不但是违反政府政策法令的现象，而且还危害团结抗战与民主建设事业。当此抗战日益接近胜利之际，为了照顾各阶层利益，调控租佃关系，提高生产热忱，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边区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民主团结，巩固抗战力量，熬过难关，准备反攻，实有赖于这个土地租佃条例的彻底实行，因为这一条例是真正照顾各阶层利益 ，同时又是完全适合于边区需要和抗战利益的条例。它一方面规定地主应当尊重农民的佃权，同时又规定农民应当尊重地主的地权，这就是说，地主对于农民有实行减租并尊重其佃权的义务，同时农民对于地主也有依法交租并尊重其地权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使地主与农民各安其业，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地主与农民任何一方面违反这种精神，则不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要受到广大人民的斥责，今后如果发现了地主不减租或农民不交租的现象，政府必将依法惩办。”(12) 　　为了达到解决土地问题及减租交租目的，李鼎铭“希望全边区的先进绅士与开明地主能够竭诚拥护这个条例，尊重政府法令，认真实行减租并尊重农民佃权；各地广大农民亦应于减租之后依法交租并尊重地主地权，造成边区内各阶层的亲密团结，以发展生产，准备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3)为了把减租减息政策落到实处，李鼎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再一次强调：“在今天抗战的环境下，要叫农民有很大的兴趣种地生产，必须要他有利，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减租减息运动。所有实行我们的号召减租减息的，我们一定要保证交租交息；如果不实行减租减息，那我们也不能保证交租交息。”(14)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1945年底减租减息精神，李鼎铭同林伯渠根据4月边区参议会关于查租保佃贯彻减租的方针，7月21日发布了减租查租批示，同时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分赴绥德、陇东、安边等地帮助复查减租工作。凡经过查租地区，农民即获得相当利益，如安边东滩区一、二乡，过去租额高达到半分乃至倒四六分(即地主六成，佃户四成)，经查后，187户佃农向32户地主收回1945年一年中多交租子即达1178石5斗，农民生产情绪骤增，自动修水漫地400垧。绥德分区过去减租比较彻底，但在查租过程中，仍发现佳县车会区某些村竟有7年从未减租的死角。陇东分区在查减试办中发现违法地主的非法剥削行为颇多。减租不彻底，有的恶霸地主仍欺压群众，横行不法。边区政府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复查减租减息上，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斗争，经过斗争，进行了合理的清算。如合水恶霸地主唐子光，经过群众揭发共52条罪行，清算结果，赔偿农民折抵土地1200亩(清算后唐还有1600余亩土地)。安边农民收回了被三边天主教堂无理占夺的长360里、宽72里的大块土地(约1400万亩)，雪洗了46年的国耻，使13000农民每人分得约35亩耕地。有些被地主非法夺去的土地，也都退还了农民。三边开明地主自动把地献给政府，要求分给无地的农民。11月1日李鼎铭在边府委员会三届二次会上作了《减租工作报告》(15)，着重指出：“今后必须继续贯彻减租，并明确减租对象——乃是地主残酷的封建剥削，至中贫农困劳力不足或地远出租之土地及乡抗工属贫苦孤穷出租之少量土地，不应与地主一律对待。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应进行必要的清算，但须防止乱找清算的对象。”李鼎铭还建议试行土地公债，并调整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欢迎地主自愿献地”，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由于边区政府认真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既照顾了农民的利益，又保护地主的合法权利，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地主经营土地的积极性。米脂县印斗区八乡减租保佃后，大家都说：“生产有了心劲”，修了水坝，利用兄弟亲属关系组织了49个变工小组，使生产计划得以顺利完成。佳县减租彻底，就挖了水窖上万个，多开了数千亩荒地，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第四个办法是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军队实行屯垦这是朱德倡导的。1941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后，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春节，李鼎铭和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组成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驻军，盛赞三五九旅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号召边区干部和人民向军队学习，并在各方面给军队以具体帮助。1942年，李鼎铭在南泥湾香堂休养期间，经常看望开荒部队，问寒问暖，到王震那里研究屯垦有关问题。1942年12月，李鼎铭在《政府八个月工作与简政方案》报告中指出：“要拥护军队，首先要干部尊重军队，教育人民拥护军队。一方面政府要尽可能帮助军队解决困难，另一方面照顾民力的节省，改善动员工作制度。并提议政府还应举行一个拥军运动，为今后拥军工作建立思想的基础。”(16) 　　自1940年12月的生产自给动员会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在农业、工业、商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号召边区军民在1943年达到丰衣足食。为此，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单位都制订出“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3月4日，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林伯渠、李鼎铭、贺龙、徐向前等领导同志以及劳动英雄和各单位的代表1500多人出席了大会。李富春在动员报告中提出了机关生产的总任务16241.21万元。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二流子。”大会还奖励了66名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 　　这次大会，把全边区的人生产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李鼎铭在领导大生产运动的同时，还加强对他分管边区文化建设的领导，使文化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早在边区政府第二届一次会议期间，李鼎铭就提出过关于改进和提高边区文化教育的两项提案。其中关于健全并发展边区中等教育，提高边区文化以利抗战建国的提案，已编入边区参议会文教案第86案。该提案的理由称：“西北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人尽皆知。抗战以来虽有进步，但一般文化水准仍未提高，故除普及国民教育外，应积极健全并发展中等教育，以提高文化，使陕甘宁边区在文化上亦成为全国的模范。”提案的内容：一是米中(指米脂中学)增设高中部，绥师改为完全师范；二是提高中学教职员待遇；三是各区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教师训练班；四是政府应制订教育界服务奖励办法。提案中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措施。这一提案得到参议员的普遍赞同和支持。 　　李鼎铭的提案，对边区发展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1941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发出《关于提高小学质量》的指示，明确指出小学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健全正规制度，提高学校质量。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提出了四项相应措施。27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各县教育经费开支暂行标准》《陕甘宁边区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暂行标准》对各类小学、民众教育馆办公费、书报费、伙食费、粮食费等作了详细规定。《组织规程》规定了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及任务。《暂行标准》对县三科应有的会计账簿、编选预算决算制度等作了明确规定。 　　是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中等学校教职员待遇暂行条例》。 　　1942年1月5日，边区教育厅颁布了《陕甘宁边区1942年教育工作计划大纲》。1月18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新教育学会。6月，边区第26次政务会通过《关于整顿边区各直属学校的决定》。8月18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陕甘宁边区暂行师范学校规程草案》。1944年4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提倡研究范例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5月8日，发出《关于各中等学校今后招生标准的指示信》。10月11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文教大会，11月16日，大会闭幕时，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等8个决定。1946年4月2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1946—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强调“在今后和平建设新时期，随着人民经济的发展，边区文教建设必须更有计划地进行”。 　　1947年，蒋介石对延安进行大规模的进攻，4月，边区政府依然坚持办学，发出《关于战时各中学校工作的指示》，强调各学校必须在教育与战时结合、学习与工作结合的总原则，与支援前线、服务战争的总任务下，不论环境如何困难，需坚持工作。教育内容需加必要的精简与修改，一般的除酌量增加政治教育(即增强学生的胜利信心与提高服务战争的热情)外，文化课可稍予减轻；增强群众工作与军事常识等课程；各中学学生(地干班在内)都要加紧学习。帮助区、乡在邻近村庄进行群众工作并利用一切可能条件，从事一些农业生产。《指示》要求立即纠正有些学校以为在战争期间难以坚持教育，因而大量遣散学生，或要求把学生全部调出工作的做法，否则将无法完成继续大量培养干部这个极端重要的任务。学校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要求灵活精干，对学校人员包括杂务人员在内，要经常进行群众纪律教育。由于坚持了“教育与战争相结合，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大中等学校学生随军转战陕北。延安大学奉命东移，由志丹出发，途经靖边、绥德、米脂，到山西临县。西北党校奉命东渡黄河，他们提出“边走边学，边学边走”的口号，坚持在战争中学习。同时对一些中学进行适当缩减合并，以适应战时需要。 　　对干部的教育抓得更为扎实，以培养党的区县级干部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能够了解具体情况掌握政策为目的，坚持“学用一致，言行一致，和社会现实沟通，教导一致”的方针。实施理论和实践统一，教、学、用一致，实行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具体到抽象、由文化到理论的原则，在当时的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的比重中居第一位。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个教育为内容，提出“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使边区干部政治水平、业务水平、理论水平、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自卫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推动边区文教工作的进一步发展，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了文教大会，出席会议的有绥德、延属、三边、关中、陇东五个分区和部队、延安市机关学校、少数民族共8个代表团450余人。l0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阐明了解放区新文化工作的地位、性质、任务，以及新文化工作中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群众需要与自愿两条原则的极端重要性。还指出，新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毛泽东的讲话为大会和解放区文教工作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李鼎铭在会上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边区工作重点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发展教育。要大胆贯彻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鼓励民间创作。进行文教工作要与生产相结合，在搞好生产的同时，搞好文化教育。进行文教工作要照顾人民的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会上李鼎铭代表边区政府为战斗在文教工作第一线的模范人物及优秀团体颁发了奖状及奖品。这次大会开得十分成功，正如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的：“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件重大工作。表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长足的进展，将来修中国文化史的人对此不可不大书一笔。” 　　1944年12月，在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上，李鼎铭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肯定了边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成绩，指出了缺点，提出了任务和措施。他指出：“抗战以来，边区人民发展与巩固了新民主的政治经济，新民主文化也有了许多发展。”“教育方面，已经开始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去年确定6个中等学校改为中级干部学校，培养未来干部，这是一方面；设置地干班，进行在职干部教育，提高现任干部，这是另一方面。中等学校已由1941年的1436人增至今年的1772人，地干班(附设于中等学校)人数由1943年上期的32人增至今年下期的320人。”“中等学校与完小，教学内容已有改进，由脱离边区到与边区实际结合。”“地干班与在职干部的学习，已着重提高文化。”“群众教育的改革和开展，也已有了新成绩。如小学教育，提出民办公助政策后，民办学校大量出现，形式开始适应分散的农村环境，学制开始打破旧的一套，教学方法开始联系实际。”他在讲话中表扬了一些学校的好做法，对与会者鼓舞很大。同时也指出部分地方对识字教育未能根据群众自愿与需要的原则，发生了形式主义的毛病，部分小学改造不力，群众不满意和文盲人口占90%以上等问题。 　　他指出：“今后任务在不妨碍生产和服务于生产的条件下，普及新民主文化，消灭封建迷信在群众文化中的优势。”“政策方面，由于是一个反对150万人民头脑里的敌人的困难斗争，孤军奋战，必然失败。必须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中间力量，团结帮助与改造他们，使之与我们并肩向封建文化的残余进军。反对投降封建残余的倾向，又反对打倒一切的倾向。其次，由于是一个在陕甘宁边区，在农村环境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等等落后条件下进行斗争，忽视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必然失败。必须坚持民办公助的政策，以村庄为单位，使群众乐于接受，乐于普及。纠正民办仅为解决经费，民办就不要公助(对学校的具体帮助与对教育方针的领导)，大量民办后连少数好的公办也取消的错误认识，又纠正命令‘民办’等等错误做法。”“继续有效地深入教育群众运动，改造旧学校应分清缓急，应先扫除农村的积极分子中与乡村干部中的文盲。应建立据点，各地的学校、县以下的各级政府，合作社以及模范变工队都有推广识字的责任。应重视冬学，将冬学与自卫军冬训配合，并与平时的夜校或识字组联系起来。应利用民间所存在的组织形式(如庙会、教堂等)进行各种社教活动。” 　　李鼎铭还指出：“要做好这些工作关键在干部。因此，培养边区知识分子与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在今天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为此，必须办好地干班与各种规模较小的干部培训班，分区至少办好一个中学，县至少办好一个完小。” 　　当时，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倡导下，教育工作坚持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必须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第一干部在职教育，第二干部学校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完全教育”的思想。干部教育，除了在职干部每天的政治或文化学习外，在延安曾先后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医科大学、民族学院等20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边区的社会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一环。抗战初期，边区的文盲占总人口99%。为了尽快扫除文盲，李鼎铭除提倡办识字班、识字组、夜校、冬学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积极参与了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创办的新文字协会，1941年12月7日，他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对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起到积极作用。 　　在李鼎铭的提倡和推动下，边区的中小学教育和国民教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43年，边区有中学、师范8所，完小、初小444所。特别是边区政府制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后，各县还创办了57所村学，150多所私立小学，3300多个读报组和230多所夜校和半日校。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李鼎铭积极配合林伯渠贯彻讲活精神，鼓励边区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深入斗争实际，和工农兵相结合，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创作、演出了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不仅大大地丰富了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教育了人民大众，鼓舞了人民志气。如《兄妹开荒》《白毛女》《夫妻识字》《禁赌》等作品，对人民教育鼓舞极大，至今在人们心中记忆犹新，仍为人民所喜爱。当时，边区“民众剧团”的方向和道路，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陕甘宁边区群众文教建设的面貌，也为之一新。 　　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边区广大军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个阶层之间，党、政、军、民之间，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李鼎铭特别提议，政府应举行一次拥军活动，为以后拥军工作建立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1943年春节前，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拨款62000元，由李鼎铭同林伯渠等分别率领慰问团，慰劳延安附近的驻军和抗属。南泥湾等地的驻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在驻地修筑道路，平整场地，搭彩门，张灯结彩，排练秧歌，热烈欢迎慰问团。 　　李鼎铭深刻地认识到，军队是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中坚力量，军民团结则是夺取抗战胜利和自卫战争胜利以及建设新中国的保证。因此他十分注意党政军民之间开展以“拥政爱民、拥军优抗”为中心的双拥活动，号召群众做好当前工作。他经常满腔热情地赞扬八路军的好作风。1943年12月，他在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满怀激情地说：“我们的党政军民是个大家庭，大家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团结战斗在一起。军队上一方面用血肉保卫边区，一方面实行拥政爱民，自己生产，自给自足，减轻人民负担。还帮助老百姓耕地收割，一点报酬也不要，这样的军队我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拥护军队。”1944年1月27日，正值春节，西北局办公厅举办的欢迎在延党外人士宴会上，李鼎铭十分激动地发了言。他首先谈了他在南泥湾休息时对三五九旅努力生产的深刻的印象。他接着说：“自来当兵叫做吃粮的，于今咱们边区军队不仅打仗是模范，而且节约与帮助老百姓也都是模范。三五九旅某部(团结部——笔者注)去年用南瓜洋芋做饭，就节省了3000石细粮。我亲自看到他们开荒，节省民力及拥政爱民的实际精神，真使我五体投地。”(17)他怀着必胜的信心说：“在去年生产、整风及军民团结大大改善的基础上，高司令(高岗——笔者注)所提出的今年政府工作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1945年，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队政治部敲锣打鼓为李鼎铭赠送了一面题为“民主典范”的光荣匾，以敬仰李鼎铭拥军优抗的模范事迹。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李鼎铭在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中，由于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与西北局的一系列指示，团结边区军民，致力边区建设，不仅使边区军民度过了难关，做到了丰衣足食，而且使教育、文化、卫生事业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把边区建设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他受到边区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注： 　　①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3日第1版。 　　②吴满有(1894—1959)，横山县石湾镇麻地沟村人。1928年横山大旱，他被迫背井离乡，逃荒来到延安吴家枣园落户，先后卖掉儿子和女儿，死了妻子，遭受国民党政府催粮逼款的严刑拷打，并下在监狱。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吴满有分得田地，生活好转，在大生产运动中，他深耕细作踊跃交公粮、公草，买公债，在延安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上他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边区政府号召“向吴满有看齐”。各县开展学习吴满有运动。他还接受毛主席的委托，让毛岸英在他身边锻炼。 　　1943年12月，日寇轰炸延安时，他做担架动掀全家人支援前线。1944年，他帮助抗属使其耕三余一，又为毛主席代耕粮两石，送子参军，到南泥湾指导军队播种。1947年，胡匪进攻延安，他将自己家中粮食除留口粮外，全部捐献政府分给灾民，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③杨步浩(1905—1977)，横山县魏家楼乡杨家楼村人。家庭出身贫寒，8岁丧母，10岁给地主当长工。1928年，躲债逃难到延安碾庄村。沿门讨饭，次年父亲和弟弟相继被饿死。1935年，中央红军列延安，他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生活翻了身。1936年，同妻子加入共产党。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他早起晚睡，精耕细作，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年年交爱国公粮。1942年，被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授予劳动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称号。1943年，他随边区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军队，与部队首长欢晤。当听王震说毛主席、朱德也有生产任务时，杨步浩自愿为他们代耕，每年交小麦一石。他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多次交往，感情至深，他经常带年饭、鸡蛋到杨家岭看望毛主席。在他40岁生日时，毛主席、朱德派人送酒送钱，并送写着“与人民同寿”红绸幛祝贺。1946年正月15日，他代表川口乡人民向毛主席献上“人民大救星”金字匾，并讲了话，与毛主席合影留念。 　　全国解放后，他三次进京看望毛主席和中央首长。1952年12月，到北京参观，应邀到毛主席家作客。1961年9月，他带12小袋土特产进京，看望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同毛主席在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后与毛主席畅谈延安往事，1977年7月6日，延安发生特大洪灾，杨步浩在洪水中不幸遇难。 　　④续范亭(1893—1947)，山西亭县(今原平)人。名培模，号恕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镇远队长。后任国民联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935年12月16日，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遇救未死，一时震动全国。西安事变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战争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第二战区保安司令。1939年后，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历任山西新军抗日决死队总指挥，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9月12日在山西临县病逝，根据他生前志愿，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⑤耕种三年，节余一年的粮食以便弥补灾年用粮。 　　⑥南路指延安一带。 　　⑦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9日第1版。 　　⑧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1月28日第1版。 　　⑨摘自何海旺回忆文章(未刊稿)。 　　⑩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1月28日第l版。 　　(11)摘自《解放日报》1945年1月15日第1版。 　　(12)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月7日。 　　(13)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月7日第1版。 　　(14)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1月31日第2版。 　　(15)摘自《解放日报》1946年11月2日第1版。 　　(16)摘自《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3日第l版。 　　(17)摘自《解放日报》1944年2月2日第1版。 　　 爱国典范李鼎铭/常银山 常龙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