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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常银山 常龙编著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严峻的战争形势并没有多大改观：一方面日寇的侵略不断打大，全国人民抗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放松对陕北的军事围剿。当时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生产落后，财政历来困难。自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财政开支更因人员增多，且成为国家性的财政开支而数额巨增。所以财政困难就成了边区突出的问题之一。在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前，财政开支中尚有51.6%～85.79%取自外援。这些外援，一是来自按照国共合作协议，迫使国民党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定额军饷。二是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捐助。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军事上进行围剿，经济上进行封锁，财政几乎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财政收入变为只具地方性，“而财政开支则仍有其国家性”。因此边区经济处于极为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困难，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财政总方针。边区政府本着“一切为了抗战胜利，服从军事第一”的原则，保证边区抗战经费的自给，满足各种工作上最低限度的需要。1942年，边区军民响应党的号召，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广泛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李鼎铭虽然年高体弱，但他身体力行，处处率先垂范。他首先订出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并付诸实施。为了完成交粮两石的任务，他经常大清早就提着粪筐拾粪，他的工作人员何海旺见他提着拾满了粪的筐子很吃力，就把自己拾来的粪倒在李老的粪堆上。说：“李老，你的任务我帮你完成。”李鼎铭笑着说：“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虽然年纪大了，在政府里工作忙，但人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也应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啊!”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延安的办公用品、粮食供应、穿的衣服都是供给的，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一切为了抗战的胜利。李鼎铭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他经常问工作人员，吃粮超过标准没有?要求管理员把伙食公布于众，当他看到还有节余，便高兴地说：“过日子就应该这样，省吃俭用好，因为我们处在暂时困难时期。”李老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李鼎铭副主席虽然年迈。但晚上经常看书看报学习，有时也有人请他看病，用煤油灯照明很昏暗。一次工作人员何海旺为了让李老学习看报光线亮点，到总务处领了一包蜡。李鼎铭问何海旺：“你问过林主席(林伯渠)没有?”何海旺说：“没有。”李鼎铭温和地说：“请你退回总务处，蜡还有别的用处。”何海旺只好把蜡交给总务处。 　　1943年5月，刘志丹烈士的灵柩运抵志丹县，举行公葬大会，李鼎铭送去挽幛并题词。当时工作人员带着挽幛发票到总务处报销，李鼎铭把工作人员叫到办公室，严肃地说：“这张发票不能报，这是我个人送的礼呀!由我自己出钱才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钱交给工作人员。 　　又有一次，李鼎铭让工作人员何海旺给他买个小圆镜，装在口袋里方便些。何海旺想一个边区副主席揣个小圆镜很不好看。于是自作主张买了一块书本大的镜子，让他放在办公桌上。可是，李老批评何海旺：“这大镜子贵呀!你怎这样大手大脚地!”何海旺很不好意思。这时老太太姬氏忙为何海旺开脱：“好了，好了!大镜子挂在墙上大家用。” 　　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他经常对老伴说：“我要是再年轻20岁那就好了，可以多为人民干20年事。”他对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是十分珍惜的，所以处处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党为人民工作。那时候李鼎铭副主席的办公室在山坡上，吃饭、开会得下一道长坡，天阴下雨更是困难。但他从没因此而耽误工作。他经常到基层调查研究。他精力是很充沛的，5公里以内总是步行，5公里以外才骑马，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我没病，力争多为人民做点事。”当时边区政府给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副主席配了一辆黑色轿车，而李鼎铭很少用。办公室为他派车，他总是说：“路不远，骑马、步行省钱又方便。” 　　李鼎铭的生活是很俭朴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41年12月当选边区副主席后，办公室由参议会搬到边区政府办公。当时和林伯渠、吴玉章住在一排窑洞里，但是吃饭在边区政府交际处，所以往返要走两公里路。工作人员要为他把饭打回来，他总是说：“走点路好，可以锻炼身体。”每次吃饭他总是拄着手杖去。 　　当时，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吃的都是国库的小米，常常吃到霉沤味，就是领导干部个把月也吃不到一次馒头，都和大家吃大锅饭，不少人吃到霉沤味，很不高兴，经常提意见。李鼎铭教育大家说：“老百姓连旧小米饭也吃不上呢，我们革命同志应该珍惜每粒粮食呀!” 　　李鼎铭有个旱烟袋，常常带在身边。一次何海旺和他开玩笑说：“李老，您是副主席了，还抽这个旱烟袋吗?”他笑着说：“怎么?副主席就不能抽旱烟啦?过去我是李鼎铭，今天就不是啦?以后我打算彻底忌烟了。”他抽的是旱烟，买了烟卷是招待客人用的，而自己从不抽一支。 　　李鼎铭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对中央和边区其他领导人和同志们十分敬重，对自己的下级和身边的正作人员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关心和爱护。有一次，李鼎铭和教育厅长贺连城到边区师范视察工作，倾盆大雨下个不停，随即山洪暴发，道路中断，大伙被困在房子里一整夜。校长派人送来了饭，可是人多饭少，大伙一整天没吃饭，实在饿得慌。李鼎铭让大伙先吃，工作人员何海旺给他盛了一碗饭递过来，他说：你们年轻人容易饿，我不饿，说着把饭递给何海旺。直到1987年，何海旺还在回忆中谈到这件事。 　　组织上先后派给他八个警卫员，个个都处得很好，每次调动总是恋恋不舍。有一次，一个警卫员因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被公安处调查了。李鼎铭说：“人无完人，错误归错误，但他的工作还是好的，责任心强，不要影响他的学习和工作，还是留在这里吧!”这个警卫员又回到李老身边，激动地流了泪。后来这个警卫员进步很快，被调到部队重要岗位上去了。 　　李鼎铭对有缺点的同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同志们既能改正错误，又达到教育的目的。有两名警卫员，生活散漫，纪律松弛，一个不分场合爱喊、爱叫、爱唱，影响别人办公；一个在大街上骑马，影响行人安全，同志们有意见。李老耐心地引导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人民的子弟兵了，从农民娃成长为革命战士可不容易，一定要克服自由散漫的习惯，养成严守纪律，关心别人的好习惯，不能做妨碍集体的事。”经他教育，这两名警卫员处处以一个革命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后来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何海旺的爱人郭友芳在延安时为李鼎铭家当保姆，他总是以诚相待，关心备至，常夸郭友芳：“你这个农村姑娘做的饭挺好吃。”后来何海旺在回忆同李老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里说：“李老当官没有官架子，总是把我们当亲人看待，总是问寒问暖，从不发脾气，真像一家人一样。” 　　李鼎铭对同志热情周到、宽以待人，而对自己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常说：“你们不许搞特殊化，更不能因为是副主席的家属子女而盛气凌人。”一次小儿子李之纪①得罪了炊事员王之福师傅，王师傅脾气大得很，卷起铺盖就要走。李老知道了这件事，首先批评了儿子的不对，然后亲自到王师傅宿舍里为他赔礼道歉，王师傅感动得流了泪，他说：“我对不起主席，为你添麻烦了，以后一定安心为革命做好饭。” 　　1939年，李鼎铭送三儿子李达夫②去山西投奔二儿子李力果参加牺盟会的决死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李达夫来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组织安排李达夫在边区政府工作。1941年底，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担任副主席。一天他找达夫谈话，提出三件事：“一是你要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入党；二是你应该到基层去工作去锻炼，到基层能增长知识，与老百姓的心贴得更近一些；三是不论到哪里工作，不得搞特殊化。你只能工作在前，享受在后，千万不能以副主席的儿子自居。”不久达夫向组织递上一份申请书，到边区最艰苦的地方安塞县去工作了。同时申请加入了共产党。多少年来达夫一直记着父亲的教诲，勘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为人民工作。 　　李鼎铭对群众特别关心，时刻想着群众的疾苦。他经常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常常遇到群众上访的事，有时工作人员为了不给他找麻烦，把群众领到别的地方了解情况。可是李鼎铭总是要亲自接待群众，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意见，即使工作忙，他总安排时间让群众把话讲完，然后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942年7月，李鼎铭副主席在南泥湾中央休养所避暑。他经常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到部队了解开荒种地的情况，去农村了解群众生活，为群众排忧解难。有一位姓马的农民，是南泥湾的老住户，儿媳妇因瘫痪不能下炕，一家人十分焦急。老马经常求神拜佛，乞求神灵保佑，盼儿媳早日康复。然而，儿媳病情日趋恶化，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李鼎铭副主席得知后，多次为她看病，药物、针灸并用，不久这个妇女病好了，老马送上药费被他谢绝了。后来老马才知道，为儿媳妇治病的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激动地不知说啥好，逢人便说：“贵人扶持!贵人扶持!” 　　有一个外地女人，因男人去世而失去依靠，流落在南泥湾一个苗圃当小工，劳动生活很不便。李鼎铭回延安后，给她找了个保姆活，并托人为这女人成了家，这女人逢人便说：“我这苦命人碰上了大救星。” 　　他在南泥湾休养期间，有一个河北籍战士，有30多岁还没成家。原来他家46口人，被日本鬼子杀了43口，只逃出3人，其他两个也失去联系，他自己在战场上也负过伤。李鼎铭副主席说：“人家负了伤，南泥湾这地方太潮湿，把他调到延安去。让他成个家，留个后代吧!”这个战士调到延安后，非常感动。他刻苦学习，认真工作，进步很快，不久被提为营级干部。后来他给李鼎铭写信说：“部队就是我的家，革命处处有亲人。”表示不忘副主席的关怀，为抗战胜利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李鼎铭的高尚品质，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中央领导和毛泽东主席常到边区政府看望李鼎铭。在1942年至1943年春节，群众闹秧歌时，秧歌队里高举领袖肖像，有毛主席、朱德、林伯渠和李鼎铭的像。1944年，李鼎铭生日时，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等中央领导亲自来到李老家为他祝寿。李老家准备了一桌便席，毛主席和李老一家人边吃边谈，气氛十分活跃。两个小时过去了，毛主席同李老的家人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毛主席走后，炊事员王之福站在门口望着远去的毛主席激动地说：“共产党一定能胜利，毛主席这样大的官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握手，真了不起，革命一定能成功。” 　　林伯渠在李鼎铭62寿辰赴生日宴时赠诗大加赞扬李鼎铭品德高尚，知识渊博。诗一首，曰： 　　三祝华封非偶然， 　　连绵福泽岭梅先。 　　寿身仁术兼国医， 　　道德胸藏字五千。 　　谢觉哉在1945年11月2日赴李鼎铭生日宴时赋诗曰： 　　俯仰无惭一点元， 　　荣期修证溯渊源。 　　乐山乐水清如此， 　　名相名医道自尊。 　　得自天才成大寿， 　　善为治不在多言。 　　傲霜菊对须眉古， 　　百万边氓为负暄。 　　颂扬李鼎铭先生严于律己，办事公正，言行无愧，对民主革命事业一片丹心。 　　李鼎铭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与党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他积极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通过他又联系和团结了一大批有威望、有影响的开明绅士。他有什么重要事情，总喜欢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也很喜欢与李鼎铭交换意见，所以他和毛主席建立了直接的书信往来关系。米脂县著名绅士李健侯先生根据他多年积累的有关李自成的资料，撰写了一部40章近35万字的章回小说《永昌演义》，记叙了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从起义到当大顺皇帝直至失败的全部历史。李健侯把书稿交给李鼎铭，让他转给毛主席审阅。1944年春，毛主席看过之后，高兴地写了复信，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这部巨著。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鼎铭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给李鼎铭的这封信，充分肯定了《永昌演义》作者李健侯先生的功劳，同时又赞颂了农民革命运动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批评地指出了这部书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有贬抑其整个农民运动的缺点，建议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部书加以修改。毛主席给李鼎铭复信时，又送给李健侯先生200元以资鼓励。李鼎铭委托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常黎夫代笔给李健侯回了信并附了钱。 　　由于种种原因，李健候先生未能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出版任务。而李鼎铭对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却十分珍贵地保存在自己家里，它已成为当年毛主席与李鼎铭建立密切关系的见证。毛主席的手迹已成为当今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永昌演义》这部著作，在40年后的1984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终于同读者见面了。李健侯先生的夙愿实现了，他在九泉之下也可含笑安息矣! 　　注： 　　①李之纪(1919—1971)，李鼎铭的四儿子。1943年参加工作，曾担任过李鼎铭副主席的秘书。1955年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为人正派，乐于助人，工作勤奋，积劳成疾。1971年11月7日于北京逝世。 　　②李达夫(1909—1969)，原名李之伦，李鼎铭的三儿子。幼年随父从医学习调剂。1939年随二兄李力果赴山西参加抗日决死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赴延安抗大学习，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安塞县政府、国家燃料工业部工作，曾任石油出版社处长、社长等职。 　　 爱国典范李鼎铭/常银山 常龙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