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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林伯渠传》编写组

家世与童年 　　林伯渠，中国共产党内少数几个从本世纪初就投身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名祖涵，号邃园。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清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湖南省安福(今临澧)县城北约十公里的凉水井。这里地处丘陵地带，是一个四面环山、泉甘土沃的小平原。一道清溪流贯中央，两岸繁星般点缀着村舍人物，鸡犬牛羊。 　　两百多年来，林伯渠的祖辈，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的家庭，人们说是个“书香门第”。曾祖林长槐，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先后任四川邻水、宜宾知县，后擢升为叙永直隶厅同知。祖父林山萃，是个廪生，早逝。父亲林鸿仪(1865—1906)，曾在武昌博文书院肄业，一八九三年中副贡生。一八九六年经武汉、金陵、上海、烟台、天津赴京师，入太学肄业三年，并兼教读。他研究过天文、地理、数学、矿学和中国历史上的中兴之道，目睹列强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希望中国变法自强。他学养深厚，崇尚“忠义”，“真直”、“笃行”，主张士应“有忠义之性，怀真直之操”，“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①他居京师多年，从不低眉折腰谄事权贵。在京完成学业之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他没有去做官，而是毅然回到家乡，教几个从学生徒。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一农家妇女，她在以教书为业的父亲的教导下，思想开朗，秉性慈祥，操持家务，俭朴勤劳。 　　林伯渠的家庭，自曾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父亲在世时，有水田八石。父逝分家，兄弟四人(伯渠居长)各分得二石，约合十二亩。 　　童年时的林伯渠，体弱多病。由于父亲经常在外，母亲家务繁忙，祖母须为长房其他幼孙分心，加以山乡小村，就医买药，路程很远，人力财力，都较艰难，因而对他的调摄护理，势难周到。这时，家里对他偏重静养，结果使他直至接近学龄时，还举止迟钝，言语不清，甚至心神恍惚，视听模糊。这一情况，引起家人警惕。他们认识到：伯渠的体质原是好的，一时体弱，让他长期静养，反而变得长期体弱。俗语说：“抠成的疮，睏成的病。”“坛里生豆芽，成菜不成材。”家人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由静养改为以动养为主，让他经风雨，见世面，在加强活动中增强体质。 　　年近七岁的伯渠，从家人的怀抱提携中解脱出来后，象大梦后初醒。他来到村里的儿童中，同他们一道，跑遍了周围的农田山林，辨认了许多草木虫鱼，甚至参加拾穗摘瓜和扒柴割草的行列。 　　伯渠在这个年龄来到家庭以外的小世界，天地万物都对他显得格外新鲜，他比一般儿童更加喜欢观察和思考，象太阳升降，月相盈亏，风雨作息，寒暑往来，以至迅雷斗阵，彩虹架桥等天象，一般人司空见惯，习而不察，而在少年伯渠的心中，却常常激起疑惑与遐思。 　　此时，伯渠尚未系统地识字，但他的几个年岁稍长的同伴，已入私塾念书。他常跟一个学童去玩，从旁聆听塾师教授《千字文》，看伙伴们描红习字。不久，他对识字产生了兴趣，便找出家里那本《千字文》，在大人和比他大七岁的从堂兄林修梅(名祖堃，1879—1921)的指点帮助下，自己学了起来。不出一年，他已读完《千字文》，开始读《三字经》，有不懂之处就去问堃二哥。 　　一八九三年冬，父亲应乡试后从省城回来，目睹儿子长高了，壮实了，异常高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儿子竟能认识一千多字，能说出一些文句或段落大意，且能背诵。此后，父亲较为注意开阔儿子的眼界，常带他走亲访友，到牌楼岗去祭扫祖莹，到凉水井周围一二十里的停弦渡等市镇上去赶集。每到一处，就把这里是什么岗，什么垭，什么湾，什么坪，有什么寺观庙宇、古墓、祠堂，乃至丛林老树，流水人家，都一一给予指点，至于带有掌故的，更是详细述说。伯渠边走边听，心旷神怡，兴致勃勃，流连忘返。他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后来在延安作的七律《梦返故乡》，就曾写道： 　　儿时心事浑难忘，梦里仓皇返故乡。 　　腊鼓停弦过闹市，牌楼驻马望阡冈。 　　山容淡远青还在，壁合无间色亦香。 　　最是后园风景好，百花如锦拂檐墙。② 　　伯渠也如邻里的少年一样，爱在夏夜池畔、冬日炉边，听年迈的祖母和乡间耆老讲述民间传说和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德、澧州等地的故事，更爱听博学的父亲谈些英雄豪杰、墨客骚人的轶事奇闻。 　　一次，父亲给他讲起三十年前在本地发生的一件韵事。同治年间，一位学政从省城来澧州主考童生和生员，特地赴新安访问咸丰进士、著名诗人黄道让(1814——1863，著有《雪竹楼诗稿》)。黄以上宾相待，引他游览数日，沿途宾主赋诗联对，唱和甚欢。只是主人酬应较快，而宾客却有时呐呐难出，私心怏怏，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尴尬局面。一天，二人畅游澧水，放舟而下，约十里，来到停弦渡一带。学政赞美山水明媚，立即邀黄道让联句属对。黄请学政先提出边，学政脱口而出：“河山图画烟作墨。”黄想了想，摇头说：这可不容易对，要咏的是河山，而“河、山”二字你都用去，我用什么呢?学政得意地催促：以你的高才，定能对好。黄说：迫不得巳，只好遵命。他略加思索后说：你的出边是“河山图画烟作墨”，我且说个“风水文章桨打圈”，冒昧陈词，至希不吝指教。父亲讲到这里，便转身问伯渠：这出边和对边，哪一句为好?伯渠经过一番寻思，回答说：出边太明显，平常，好象一般人都想得到；对边，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明，总之是同出边相反。父亲说：那就是含蓄，隽永，巧妙，把山河比作图画是陈词滥调，“烟作墨”无论在次序上或在形象上都有点不伦不类，而把风水比作文章，又妙手天成地用眼前事、口头语，很自然地承贯下来，用“桨打圈”来形容风水文章对山河的赞美，真是构思精妙，巧发其中。 伯渠对父亲评述的一些用语，不能完全了然于心，但在当前景物和父亲态度的启示下，还是领略了一些意思，从而对吟诗联对发生兴趣。 　　父亲怀着期望儿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心情，除了督导伯渠继续锻炼体魄、注意身心修养和帮助料理家务外，开始考虑儿子的读书计划。他着手编辑一套课本，共计四种，每种都冠以“励志”二字，以便明确编书的宗旨和选材的主要内容。这四种书是《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和《励志曲选》，除“文选”以外，其他各种分量都不算多，但文、诗、词、曲都是撷取自古至今的精华而成。从一八九四年春天开始，父亲即逐渐教伯渠课读。这套课本，后来由于远近各私塾间辗转传抄，流行日广，直至辛亥革命前后，当地仍有一些私塾把它列入蒙学课本。不管编者是否有意，实际上它在当时当地，在废科举、兴学堂方面，却起了一定的驱旧迎新的作用。 　　一八九五年，九岁的伯渠正式进入父亲刚刚创办的私塾就读。主课是“四书”，先读《孟子》，而后《大学》、《论语》和《中庸》。《孟子》语言通俗，行文流畅，内容也能开阔心胸。在那皇帝至高无上的年代，伯渠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语句，感到非常新鲜。读《中庸》时，学到书中说的为学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感到很受启发。 　　父亲秉承祖父及老师彭菊泉的教诲，素来认为为学最忌空疏而不务实，只顾独善其身而不求兼济天下。他认为要经世致用，不仅在于礼乐刑政，尤要充盈府库。他最服膺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相信贾谊的壮语：“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也悦服刘晏的深谋远虑：“理财当以爱民为先”，而爱民“当使之耕耘织纤”，“而不在赐焉”。因此，曾拟出一个书目，叫伯渠细读《史记》的《管晏传》、《商君传》，《汉书·贾谊传》，《唐书》的《刘晏传》、《杨炎传》，《宋史·王安石传》和《明史·张居正传》等篇，这些传主都是力主并坚持改革的人物。正处在记忆力旺盛时期的林伯渠，诵读了这些传记，知道稼穑艰难，为人作事必须务实，这对他后来重视理财和善于理财，是有影响的。 　　开始接受维新思想影响 　　一八九六年三月，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一起，来到设在安福县城的道水书院就读。 　　道水书院创建于一八〇四年，九十多年来书院在教育事业上并无重大进展，它培养出来的人，大都是钻营仕途者，或年轻的老朽。但近年来开始有点变化。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而初步发展起来。一八九五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创办湖南矿务总局，开采铅、锌、锑、锡、黄金等矿产。同时，对教育制度也作了一些变革。湖南学政江标，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对于八股文甚为鄙薄，岁考取士，凡文体奇特、不囿于八股格式的多被取录，从而使全省文风大变。这股清风也吹到了道水书院。一八九六年初，林伯渠的父亲应聘为该书院山长，他把儿子和侄儿带来书院学习。到职后不及一月，他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国子监进修。他的儿子和侄儿仍留在书院学习。这时，道水书院设有四部(经、史、子、集)精选、四部专读、万国坤舆(地理)、万国史记、算学、格知初步等课程，还订有《申报》和《万国公报》，供师生们自由阅览，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势。 　　林伯渠从山村的私塾，来到这个县城的新书院，感到非常新鲜，抱有很大希望。可是书院改革伊始，困难重重，书院开的新课，是由几个中年教师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后才勉强讲授的，当他们把这刚刚学来的知识讲完后，便再也无法继续讲授下去了，新课大都变成了“空课”。林伯渠无可奈何，只好以主要精力研读古籍。 　　林伯渠在书院教谕的指导下，学习了王阳明的著作。他首先感兴趣的是王阳明的《大学问》，因为在私塾时读过《大学》等书，现在他从《大学问》中，得到了关于“格物”、“致知”等概念的新的解释，感到既在复习，又在新学。少年时代的林伯渠自然无力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体系作出科学的判别，但他从王阳明的《大学问》、《传习录》中，却学到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他感到王阳明注重人心的作用，可以使人们在做人作事中看到自己的力量，不依赖命运和神鬼，少依赖环境和条件；在自我修养中要严以律己，注重慎独，做到言行一致。这些，对他后来加强自我修养和启发教育他人，都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一三年流亡日本时，他就曾多次引用王阳明的言论以自责、自励。 　　林伯渠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轨道上继续滑行的岁月，他在湘西的山乡目睹贫苦农民衣衫褴褛、日食维艰，甚至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种种凄凉景象，同时也闻知太平军攻克常德、澧州等地的英雄事迹，以及当地农民起义失败惨遭杀戮的情景。例如他就曾听人们讲述过，一八九〇年九月，澧州哥老会首领廖星阶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率领会党二百余人携刀带棍，拥进作恶多端的团总、监生杜彩珍家，将他杀死。几天以后，又率众进袭澧州城，被反动武装击败，廖星阶避走不及，为巡缉营拿获。次年，他与会首徐树堂被押解省城杀害。被捕的陈启元、鲁详美、石盛旦等头目，亦先后被就地处死。其他会党分子有的被押往边疆充军，有的在本籍监锁。林伯渠来到道水书院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凡此种种，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云。 　　林伯渠开始伤时忧国，同情劳动人民，除了社会时势对他的潜移默化外，与其父对他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林伯渠父亲林鸿仪是个思想与时俱进较为开明的人士。他在林伯渠将入道水书院肄业时，曾经慨然叹道：“日本国……历代以来，虽与中国启衅，而为害犹浅。乃去年一役(按：指甲午战争)，涂毒我生灵，割据我土地，重耗我金币，岂其中政教之果有以胜人耶?抑中国之孱弱实甚耶?”③ 　　他对自己的家乡安福县，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到处是鸦片烟馆，感到十分痛心，曾经写道：“洋烟之害人，至今日而益烈。吾乡前五年并无烟馆，今且累累相望矣。此殆于刀兵水火之外，又添一劫运也。”④他自己衣食无虞，但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却深感忧虑。就在应聘道水书院山长前夕，曾奉县命去考察邻县石门的雄磺矿和天门书院。他看到有上千工人的雄磺矿，名为官办，实为豪强所占，他们唯利是图，不顾工人死活。矿洞深暗、坡陡，工人偶有失足，便粉身碎骨，而劳动所得却“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因而书成一绝： 　　是谁凿破混沌天，石洞幽深百丈悬。 　　上下千人纷若蚁，生涯大半在黄泉。⑤ 　　林鸿仪这种对待帝国主义、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对林伯渠有很大影响。他诵读父亲抄给他的《碘洞七绝》以后，对矿工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林伯渠到道水书院一年以后，书院的新课改变了过去形同虚设的状况，逐渐有所好转，他即以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新课的学习。在新课和报刊所传播的新知识的影响下，他的精神面貌也渐渐变得清新活泼，尝试着以新的眼光去接触自然，观察社会。一八九八年的一天，林伯渠登上了书院东南隅的奎星楼，直至顶层。他举目四顾，万象纷呈。东西是原野平铺，南北有岗陵起伏。近看道水，港曲帆翔；远望浮山，云遮雾掩。加上那鹰飞鱼跃，犬吠鸡鸣，他感受了万物的静态，也领略了万物的动姿，而且与平时所感受领略的大不一样。他好象在经历着一次精神沐浴，恍惚身处万物之中，心超万物之上，总觉得在美好的江山中，有一些酸心碍眼的东西在那里扬尘鼓浪，窒息人们的呼吸。这书院外面，什么城隍庙、龙王庙、火神庙，还有什么祠、宫、坊等，咫尺之地，殿宇林立，里面供奉的各种偶像，无非是昭告人们要安分守己，劳而无怨，死而无恨。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天主造人物之说，殊太不经，然竟有信之者。”⑥“风水之说，达者弗道。”⑦难道我们应该相信神道吗? 　　第二天，他把这些感触告诉了年已十八岁的堂兄林修梅和另一同学黄右昌⑧。二人听罢，提出了首先捣毁神像的主张，林伯渠欢欣鼓舞，积极赞同。随后，他们开始结交对扫除迷信颇有见识的学友，还特意把学友中知县的儿子也联络进来。于是，一股捣毁神像的小小思潮，便在道水书院逐渐形成。 　　一八九八年夏末的一天，在林修梅的指挥下，林伯渠和几十个学友齐心协力，一举捣毁了城隍庙的神像。县署闻讯，立即派人赴现场勘察，到书院查询。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知县的“少爷”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并且当众供认不讳。这使县署的差人十分尴尬和棘手，后来只得敷衍从事，不了了之。 　　事隔四十六年，林伯渠与黄右昌在重庆相晤，彼此互赠诗篇，他还记忆犹新地怀念在道水书院时“丱角交游”、“奎楼聚首”的少年英雄气概。 　　一八九九年春，林伯渠又回到父亲跟前就读，并接受了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影响。林鸿仪在京师就赞同维新运动。他从北京归来时，戊戌维新运动已经失败，湖南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组织的南学会被查禁，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等均被革职。他对此感到非常痛惜，但仍坚信“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中外，纵令处之危险之秋，苟有自强之精神以鼓舞一世，未有终于不振而甘居人下者也。”⑨他认为乐于教人，善于教人，就一国言，为一种优良之世风，就一家言，为一种优良之家风。为了作育人才，他从北京回到安福后，接受了澧州的聘请，到钦山寺举办新式学堂。 　　钦山寺学馆于一八九九年春始业，就读的有澧州、安福、石门、安乡等县学生三十余人，林伯渠与林修梅也由道水书院转到学馆。 　　自从维新运动失败，科举、读经、八股文又颇得势，林鸿仪既鼓励学生读新书，求新知，作实用文；同时对以应科举考试为目的、注全力于读经作八股文的，也不强求他们改变意志。但他认为科举复盛，不过是回光反照，学堂兴起，却是势所必至。因此，他决定让伯渠为升入高一级的学堂作准备，新旧课兼修并读。新学以历史、地理为主，算学次之；古籍有《诗经》、《楚辞》、《易经》、《书经》、《礼记》、《春秋》、《老子》、《庄子》、《韩非子》、《左传》、《公羊传》等等，其中有的是继续肄业，有的是新开课程。父亲苦心孤诣、耳提面命地贴心教导，儿子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地勤奋攻读，几年时间的学习，使林伯渠在中国史地、古代汉语、诗词歌赋等方面，奠定了深厚的根底，并且长期受用，永志不忘。后来到了延安，他在《六十自寿》中还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六十年匆匆地越过了生命的途程，回首往事，儿时聆受庭训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林伯渠在学业上得到了父亲的教诲指点，在政治思想上也接受了他“随势前进，择善而从”和维新派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出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孔子改制考》借用孔子名义，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搬出和附会了西汉时公羊学派的“三世”、“三统”说，为维新运动制造理论根据。林鸿仪非常欣赏这种理论，在钦山寺学馆期间，他就用了六个月时间，以自己的现解和见解，指导伯渠攻读公羊学说。 　　公羊学说的所谓“三世”，是说社会的发展按其先后次序，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由乱到治，越变越好。所谓“三统”，是说夏、商、周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出现，都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为一个“统”。西汉公羊学派这种理论，是为了适应刚刚兴起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以便证明刘邦虽然出身于亭长的卑微地位，但他所建立的朝代却是受命于天的一个新的“统”，它同上一个朝代没有继承关系，却完全有存在的权利。尽管康有为、梁启超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塞进公羊学说的框架，但在当时条件下，它却有力地冲击着顽固势力，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根据。 　　林伯渠学习了公羊学说，联系当时的现实，在思想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而印象非常深刻。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他在日本东京听孔教会讲《公羊传》后，就在日记中写道：“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相督责，计六阅月毕业，颇解其义。”⑩ 　　向往富国强兵 　　一九〇二年，林伯渠考取了刚刚成立的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打掉了光绪皇帝举起的变法维新旗帜，可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后，在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危机深重的时刻，为了摆脱窘境，她却想把自己打扮成实行“新政”的旗手。一九〇一年一月她与光绪皇帝颁发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八月，下令整顿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并令各地将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这种变革，主要是废科举，立学堂，改变教育的组织形式，而它的教育方针，仍然是早先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货色。然而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毕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广设学堂，遍采西学，也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在此情况下，湖南成立了中、南、西三路师范学堂。西路师范是当时湘西的最高学府。创办之初，它令湘西各县每县选送二人入学。十六岁的林伯渠在思想开通的父亲的支持下，“经过县考”进入了西路师范。学堂所在地古城常德，是湘西门户，交通方便，市井繁荣。父亲亲自送伯渠入学，让他熟悉环境，带他走亲访友和游览城郊的名胜古迹。林伯渠离开了安福家乡，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眼界大为开阔。 　　西路师范开办时只有百来名学生，第二年发展到一百六十余人。在这里，林伯渠先后学习了经书、诸子、历史、地理、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博物学、化学、物理、日文、英文、体操和音乐等课程，从而使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较过去宽广许多。 　　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期间，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他对湖南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风流人物、西路师范的创始人熊希龄，非常敬佩，并且发为吟咏。原来这学堂的主体房屋，曾经是明朝荣定王朱翊珍的王府，但几经兴废改建，早已不是昔日模样，遗物只留下几个巨不可抱的石磉和一口胭脂井了。林伯渠对王府到学堂的变化，有感于衷，便信手写来： 　　此是何处?父老传言，云是昔日王府。断井还浸婢妾泪，遗础犹呻龙凤宇。金屋高悬午夜灯，照得轻歌曼舞。为问当年王后宫，今日该由谁作主?凤凰莅止鸣高岗，麒麟云集结新侣……(11) 　　这里的“麒麟”是美喻弃科举而入学堂的新来学友；“凤凰"当是指熊希龄。熊是湘西凤凰县人，曾有“熊凤凰”之称。他素来主张变法维新，为了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材，曾于一八九七年冬从北京回湘，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和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筹办了时务学堂，并任提调，延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严重地打击了湖南的顽固守旧派。戊戌政变后他被革职，敛迹回家，改图在较小范围内兴学，以待再举。这次创办西路师范，他联合湘西名士戴展成以得地利，假清军头目黄忠浩之名以取人和，而学堂的实际主持人则是他自己。 　　林伯渠这一吟咏，由学友而至师长，辗转相传，终于为熊希龄所知。熊问他为何要这样写，他说出了自己认为一个维新运动的斗士理应受到尊敬的心情。熊希龄一面告诫他：你自以为是含蓄，而人家说你别有用心，你将有口难辩，一面提示他：学堂订有一些有益于青年的报刊，可在课余尽力去阅览，从中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但发为言论，见诸行动，却要谨慎小心，不要给我招祸。林伯渠虽然觉得这似乎有些小题大作，却也是一片真心，特别是受到了要努力求新知的启示。 　　在西路师范期间，林伯渠眼见国势孱弱，外侮侵凌，他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和以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列强，一心向往“富国强兵”，其所以如此，从一个方面看，也是继续受着他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一八九七年，林鸿仪对山东胶州的教案中，德帝国主义借故挟制中国，要督抚李秉衡、知州许颂鼎抵罪，而“中朝竟甘受其挟制”，将李秉衡革职，发往军台，逼迫知州自尽，就深感洋人欺人太甚，“殊堪太息”(12)。他完全赞同义和团的反帝行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奋力抗击八国联军时，光绪皇帝曾多次传谕嘉奖，他工工整整地将嘉奖令全文抄录在笔记本上，从这里也可窥知他对义和团的胜利是何等兴奋。他这种爱国主义的态度，对林伯渠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激起青年林伯渠热望“富国强兵”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当时的许多进步书刊。那时，学堂附近有一个启智书局，经理唐承隋是林伯渠父亲在武昌博文书院的学友。书局经常出售一些港沪出版的进步书刊，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他便将内容更激进一些的藏之后室。林伯渠凭借父亲的关系，经常在星期日去阅读或购买这些书刊。 　　当时在西路师范进步学生中公开、半公开或秘密地流传的进步书报，主要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严复译的《天演论》、康有为、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等，到了一九〇三年下半年，甚至还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邹容的《革命军》。林伯渠为了发动同学们阅读这些书报，联络一些进步学友，发起成立了新知学社。由于音乐室设在学堂的东北角，幽深僻静，加之上课时间不多，门虽设而常开，学社的成员，常到音乐室去阅读或聚会。开始时他们是各自阅读，继而相互交谈，讨论问题，有时甚至高谈阔论。久而久之，引起了学堂一些顽固分子的非议。熊希龄对学生看进步书刊，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当听到非议、责难时，他只好让庶务把音乐室锁起来。林伯渠等学社成员只得分散开来，把书报拿到距学堂不太远的神武寺、祗园寺等僻静的地方去阅读。这个新知学社后来发展到四、五十人，对开阔同学们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些新书报中，林伯渠受影响最大的是《新民丛报》。该报是一九〇二年创办的一种月刊。它反对慈禧太后，支持光绪皇帝，因而遭到清廷严禁，但却受到知识界的欢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晓畅浅显、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颂扬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历史人物，宣传种种与中国封建传统相背离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他的政治文章曾尖锐地指出，列强要“保全中国”，正说明中国处于被列强支配宰割的严重状态中。他还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官僚政治的腐朽堕落，抨击慈禧太后徒有虚名的“新政”，甚至说，“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13)。《新民丛报》的宗旨是恢复“百日维新”的新政，实行君主立宪。阅读该报的人，固然有受它的影响而赞同君主立宪的，但也有很多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迅速地趋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林伯渠就是属于后一种人。 　　林伯渠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向往“富国强兵”，不只是接受了进步书刊的影响，现实的反抗斗争也给了他深刻的教育。比如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就使他感到非常惋惜。唐才常是湖南浏阳县人，是谭嗣同二十余年的好友、维新派的激进分子。一九〇〇年七月，他眼见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运动，便以时局紧张、须力图“保种救国”为由，在上海邀请数百人举行“中国国会”，订立了三条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清光绪皇帝复辟。”(14)这些条款，虽表现了唐才常政治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但他希望拯救国家于水火的精神，却博得很多人的支持。召开“国会”以后，他又秘密组织了自立军，亲赴汉口进行部署，拟于八月九日，由他统一指挥，分别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新堤，以及西路师范所在地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不料叛徒出卖，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被捕，八月二十二门同时被杀害，起义失败，林伯渠痛心疾首，此事更加激起了他救国救民的热忱。 　　林伯渠后来回忆他在西路师范的政治思想状况时说：“戊戌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其思想言论，对国内知识界影响很大。我在西路学堂时，即获读《新民丛报》，加以唐才常汉口起义等影响，所以蒙混的仇满和富国强兵的思想，当时是很强烈的。”(15) 　　清政府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为了解决师资和实行“新政”的需要，先后派遣一些官员和青年出国留学。一九〇三年冬，西路师范举行选拔留日学生考试，林伯渠以第一名录取。随后，他结束了西路师范的学习，前往日本。当时清政府企图在留学生学成归来后，经过考查，赐予进士、举人、贡生等衔，使之变成为己所用的人。可是事与愿违，这些青年学生接受新知识，富有政治敏感性，大多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 　　① 林鸿仪：《日记》(未刊稿)，1896年农历2月13日。 　　② 《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午版，第35页。 　　③④⑤ 林鸿仪：《日记》，1896年农历1月2日、1月21日、3月11日。 　　⑥⑦ 林鸿仪：《日记》，1896年农历5月7日、1月16日。 　　⑧ 黄右昌(1885—1970)，咸丰年间澧州进士黄道进让之孙，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⑨ 林鸿仪：《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旅致中兴论》稿，载1899年《日记》本中，无具体月、日。 　　⑩ 《林伯渠日记》，1913年11月23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湖南版)，第30页。 　　(11) 林伯渠青少年时的同学枕少卿回忆。 　　(12) 林鸿仪：《日记》，1897年农历11月8日、15日。 　　(13) 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 　　(14)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192页。 　　(15) 《林老谈辛亥革命》，《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0日。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