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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

《林伯渠传》编写组

加入同盟会 　　一九〇四年春天，林伯渠告别了家人、父老和师友，在护送官的陪同下，与本省数十名官费留日学生由长沙乘船出发，经武汉、上海，转乘海轮东渡日本。置身于碧波无际的大海之上，只见晴空万里，白浪滔天，阵阵海鸥，随波上下，这在林伯渠还是生平第一次。他不禁为之心旷神怡，意气风发。船过马关，回念甲午战败的耻辱未雪，而今日俄两帝国主义者又在我国领土上为争夺东北而大动刀兵，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宣布“局外中立”，听任东北无数同胞在侵略者的枪弹炮火下，惨遭屠杀。多少人生离死别，多少人背井离乡，在林伯渠心中，忧国忧民之思又不禁起伏翻腾。 　　船到日本商埠长崎，经神户、横滨，改乘火车到东京。在横滨时，已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和湖南留日学生会派员前来接待，林伯渠等一行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到了东京，很快就安顿下来。 　　其时，中国留日学生已有几千人，多数荟集东京，品流很杂，有的是为升官发财来镀金买文凭的；有的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来勤学苦读的，有的是因从事革命，被清政府通缉亡命而来的；也有借名游学，日事玩乐吃喝的。中国留日学生大都进速成学校或普通科。林伯渠在这年夏初进入弘文学院就读师范科。 　　弘文学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于一九〇二年专为接待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院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设有普通科和速成师范科，普通科三年毕业，教授中学课程；速成师范科肄业半年、八个月、一年或一年半不等。由于近年来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弘文学院发展很快，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间，在下谷、神田、巢鸭等地扩建了四所分校。林伯渠到校那年，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有六百零四人，其中湖南籍一百一十人。由于当时留日学生由各省保送，多为集体入学，乡党观念较深，学院亦往往以地名为班名，如称湖北普通班，湖南师范班等。陈独秀、黄兴和鲁迅都曾经在这所学院肄业。其时，日本的生活水平不高，物价较低。弘文学院每年收学费、食宿费三百日元。官费留学生每年可领官费四、五百日元，另有实验费和旅行费，一般说来生活还算是优裕的。师范科学习日语、修身、教育学、数学、理化、史地等科目。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过日语，对各门功课都有根底，因此在学习方面并不感繁难。中国留学生除了上课和复习外，课余时间大都用来跑留学生会馆，进书店，听讲演等。从一九〇三年起，各省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好几种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以及湖南留学生出版的《游学译编》月刊等。更早的第一批留日学生戢翼翚等，也在三年前组织了《译书汇编》社，从事翻译工作。他们相继翻译了欧美资产阶级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以及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等人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大批名著，就地出版，广泛发行，使新来的留日学生林伯渠等大开眼界，耳目为之一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以半文半白的革新文体，宣扬君主立宪，批评时政，过去在国内，就对林伯渠起过颇大的影响。来到日本后，林伯渠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他听到黄兴与宋教仁常常谈起日本义士宫崎滔天夸奖广东有个孙文多次组织反清起义，是当代人杰，早就心仪其人。但是，在一九〇四年，对于满清王朝“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险恶用心，他还不是一下子就认识的；对能不能联合清廷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这一重大问题，他和陈天华同样，还是动摇模糊的。他在留学生中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刘道一、姚宏业、仇亮、田桐、程潜、程子楷、覃振、白逾桓、吴崑、以及秋瑾等①，都是在这期间认识或订交的。宋教仁自一九〇四年秋策动长沙起义失败后，于这年冬天逃到东京，不久即与陈天华等向湖南留日学生发动捐款，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林伯渠参与了捐款筹备工作。《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一九〇五年六月创刊，只出了三期，便遭到日本政府封禁，其后移交给中国同盟会，改出《民报》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 　　一九〇五年是亚洲政局风云谲变，国家多故的年代，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时期、建立新型政党的年代。打了一年半的日俄战争，经过这年五月间的对马海战，俄国太平洋舰队几至全军覆灭。在我国东北领土上作战的四十万俄军，也抵挡不住日本军队凌厉的攻势，节节败退。俄国不得不在美国的斡旋下向日本言和让步。但实际上丧权失地的，仍然是挂着“局外中立”招牌，颟顸无能的满清政府。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这次日俄战争，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就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所以这次战后，中同的立宪派又活跃起来。 　　这年七月，孙中山由欧洲回到东京，经宫崎滔天的介绍，找到黄兴、宋教仁等，秘密商议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织政党的问题。七月三十日在东京赤坂区召开同盟会的筹备会，商定这一革命新组织的会名为中国同盟会，推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八人负责起草章程，并规定了入会仪式和誓词等。 　　林伯渠听到孙中山抵达东京组党的消息，心头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早就渴望着有一天能够亲眼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伟大人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决定于八月十三日下午在麴町区骏河台富士见楼举行欢迎孙文大会。林伯渠和弘文学院的中国学生满怀激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到会的群众达一千三百余人，远远超过了原定六百人的预计，把个小小的富士见楼挤得无插足之地。尽管这时天气炎热，汗流浃背，大家都不愿离开，以一睹孙中山的丰彩和亲聆他的言论为快。当孙中山缓步走上讲台时，周围掌声四起。孙中山首先叙述他的革命主张和经过，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如国人发奋自雄，不难“突驾日本”，“并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最后，孙中山满怀激情地指出：“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② 　　孙中山的演说给林伯渠印象最深刻的是：孙“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③ 　　听了孙中山的演说，林伯渠“觉得很对”④，心中豁然开朗，一下子他就解决了长期以来蒙混不清的问题。他感到孙中山有一种宏伟的气魄，视野广阔，比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平时听陈天华称赞孙中山是“英雄中的英雄”，见章士钊《三十三年落花梦》(宫崎滔天著，即《孙中山传》)的译序中颂扬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果然并非虚语。他拥护孙中山要救中国就必须革清朝君主专制的命的主张，决心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并要求参加他领导的革命组织。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别庄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加盟的有留日中国学生一百多人。会上公举孙中山为总理，其下设执行、评议和司法三部，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陈天华任书记，程家柽，廖仲恺任外务；评议部推汪兆铭为部长，田桐、胡汉民、朱执信、吴永珊(玉章)、覃振、胡瑛等为议员；司法部由宋教仁任检事长，张继等任判事。会议正式通过同盟会章程，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时成立各省分会，推定各省主盟人。上述同盟会的负责人，后来大都和林伯渠发生过密切关系或者打过交道。 　　林伯渠原和黄兴、宋教仁熟识，他们两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第一个重要起点，从此他便踏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 　　清政府得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东京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如芒刺在背，火灼油煎，便秘密向日本驻华公使要求共同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日本政府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日颁布所谓《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学校之规程》(中国留日学生称之为“取缔规程”)，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公、私立学校入学或转学时，必须持有清廷公使馆的介绍书方准入学；中国留学生必须居住学校宿舍；凡因“性行不良”而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各校不得使之复学。这样一来，清政府就随时可以以“性行不良”为借口，串通日本当局，开除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国留学生，断绝他们在日本留学进行革命活动的机会。中国留学生因日本政府剥夺他们的居住自由和入学自由，群情愤激，上书驻日公使杨枢，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该项章程。结果上书请愿无效，反受日本报纸讥为“放纵卑劣”。日本一国会议员甚至大发谬论，说什么日本帝国的范围应以东京为圆心，划成三个不同半径的圆周，第一个圆周，包括韩国等地；第二个圆周，包括中国东三省；第三个圆周则包括全中国在内⑤。这些极端污辱我国留学生人格和国家尊严的帝国主义分子言论，如同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定以全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程”。十二月四日。首先罢学的是林伯渠所在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他们分头写信给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敦促大家一致罢学归国，以存国格。第二天起来响应的是以秋瑾为首的东京近百名女留学生。秋瑾在青山女子实践学校肄业，为了坚持罢学归国，她动手殴打了学校翻译范源濂，并到处演说，痛斥日本政府的侵略和清廷的卖国，每每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林伯渠对这位年龄比他大九岁的“鉴湖女侠”，十分敬佩。第三、四天，其他学校如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成城学校等也都相继罢学。 　　正当罢学归国浪潮迅猛发展的时候，十二月八日，忽然发生同盟会的著名革命宣传家、《警世钟》和《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在横滨大森湾投海自杀的事件。陈天华有感于祖国的积弱，又慨于日本报纸对国人的嘲讽侮辱，诚恐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行动不能一致，反招人耻笑，因此写下遗书，以死劝勉大家“力学爱国”⑥。 　　陈天华蹈海自尽，更加激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决心。不到两个月，归国的达二千多人。当时东京中国留学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罢学归国，在国内自行办学，宋教仁、田桐、胡瑛、秋瑾、刘道一、廖仲恺、姚宏业和林伯渠等属于这一派。他们组成各校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处理一切罢学归国事宜，会长为胡瑛。联合会制定了四条自治规则，要求罢学学生遵守秩序，以免日警干涉，并派出纠察员持手枪、短刀看守各校校门，阻止中国留学生上学。另一派为胡汉民、汪精卫等，组织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他们被罢学归国派认为留恋个人官费，不顾公义。这派人数较少。两派在留日学生总会馆，争辩非常激烈。林伯渠与秋瑾、刘道一、姚宏业等于一九〇五年底相继回国。其后孙中山由美国来电，表示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归国。原因是担心同盟会员回国后，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同时也怕动摇刚在东京创刊的《民报》的基础。宋教仁、胡瑛等接到电报后，于是终止了集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日本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也对“取缔规程”的实施，作了让步。一些学业未完成的归国留学生，又陆续重返日本复学。 　　林伯渠已在弘文学院念完了师范科的课程。一九〇六年初，他被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往湖南长沙办理振楚学堂，兼在西路公学任职。这两家学堂都是革命党人用以掩护地下活动的机关。他负责与潜往桂林策动巡防营起义的黄兴及在湘西联络会党的谭人凤通讯联系，兼管《民报》的秘密发行工作。这时，湖南早期留日学生禹之谟和陈家鼎等已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弘文学院的湖南同学仇鳌、赵缭等也以学校为据点，在湘阴和长沙开展革命活动。林伯渠分别与他们取得联系，在工作上互相呼应。这年春夏间，恰值长江中下游淫雨成灾，衡州、零陵、长沙、常德四府洪水淹死群众三、四万人，受灾者三、四十万人，灾情惨重，为二百多年来所未有，因此民情嗟怨，暗潮四伏，湖南革命烽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年五月，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程”返上海筹办中国公学的同盟会员姚宏业，感于官绅的阻扼，收不到各地筹款，且见国事日非，愤而投黄埔江自尽。姚宏业是林伯渠在弘文学院的同龄同乡，同奉东京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国办学。对于姚宏业和陈天华的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和惋惜的。湖南同盟会为了表彰陈、姚二烈士的爱国精神，藉慰英魂，由湖南教育会兼商会会长禹之谟和陈家鼎、宁调元、覃振等出面倡议，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于长沙岳麓山，以志纪念，并派苏鹏为代表，赴日本和上海，运陈、姚两烈士的灵柩回湖南。五月二十九日，长沙公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学生以及各界群众一万余人，身穿缟素，手执白旗，为陈、姚二烈士送殡。队伍长达十余里，轰动全城，观者路寒，军警林立，不敢干涉。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领导湖南人民举行的政治大示威。林伯渠率领振楚学堂和西路公学的师生，积极参与了这次斗争。 　　湖南政府因禁阻陈、姚公葬未能得逞，恼羞成怒，于八月间逮捕了禹之谟，严刑逼供，数月后处以绞刑，禹之谟壮烈牺牲。宁调元、苏鹏等受通缉，逃亡外省。在这期间，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等回湖南，运动军队和会党，组织萍浏醴起义。 　　萍乡、醴陵、浏阳三县为湘赣两省交界地区，向来是哥老会的别支——洪江会会众聚集的渊薮。自一九〇四年秋华兴会在长沙发动起义失败，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被杀害后，洪江会会众更加痛恨清政府，因此一经刘道一等号召起义，他们就风起云从，积极拥护，但由于会党山堂林立，互不统属，组织不严，容易泄密。一九〇六年十月初，起义日期还没有到来，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等地已受到官兵巡防营的袭击，会党头目数人被杀。十二月萍、浏、醴起义全面爆发，也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敌军势大，很快就失败了。同盟会的青年英杰刘道一不幸在长沙被捕，遇害于浏阳门外。 　　这年的重阳节，林伯渠和友人登临岳麓山，凭吊这天灾人祸频仍、刚刚经过水淹血渍的破碎山河，到处枫林红叶，宛如死难者的鲜血洒落万岭千山，黄酒茱萸，难招忠魂。因念神州陆沉，何日重振?他不禁百感丛生，泪下如雨，归来写成《游爱晚亭》七律一首。诗云： 　　到处枫林压酒痕， 十分景色赛天荪。⑦ 　　千山洒遍杜鹃血， 一缕难招帝子魂。⑧ 　　欲把神州回锦绣， 频将泪雨洗乾坤。 　　兰成亦有关河感，⑨ 愁看江南老树村。⑩ 　　后来他觉得这首诗的结尾，调子未免过于低沉，因又将它改成“不信沉沙戟已深”，坚信革命必将再起。 　　这年八月间，林鸿仪病逝。林伯渠奔丧回临澧老家，办完父亲的丧事，便回长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从事边疆革命 　　一九〇七年，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的黄兴、宋教仁等，鉴于长江流域起义屡遭挫折，清廷在东北边疆统治较弱，而该处地广人稀，物产丰富，日俄两帝国均虎视眈眈，日谋侵夺，因而有“边疆革命”的计划。从一九〇五年起，宋教仁就关心东三省的形势，曾收集资料写成《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介绍东北“马贼”的情况，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上发表。他从日本报刊有关记载中，了解到东北“马贼”不下十余万人，其中有个绰号“韩边外"的山东人，在延吉附近夹皮沟一带，聚众数万。韩死后，由其孙韩登举继承祖业，慷慨好客，曾为保乡卫国，组织“正义军”，与入侵该地的日俄军队作战，有可能成为反清革命的同盟者。这年三月，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决定由宋教仁、白逾桓与曾在东北“马贼”中当头目多年的日本退伍军曹古川清一同前往安东，联络东北“马贼”和发展当地同盟会的组织，中心目标则是联络韩登举，谋在夹皮沟一带建立边疆革命的根据地。在宋教仁看来，夹皮沟纵横数百里，韩登举的统治根深蒂固，如运动有效，最高理想就是掌握它的大权，兴办教育，振兴实业，训练陆军，广招人才，以图将来远大的发展；如做不到这一步，退而求其次，则要掌握当地的实业权，发展生产，兴办实业，以达到经济上富裕的目的；如上中两策都做不到，则采取下策，只要求说服他多多捐助革命资金。这一做法不须花很多时间，只要派一名能言善辩的人去就可以了(11)。 　　宋教仁等于一九〇七年四月间到达安东(今丹东)后，即致函大孤山“马贼”李逢春，朱二角、蓝黑牙等，号召他们统集辽河东西、黑水南北两岸的义军，合为一团，共谋起义。他认为，如果起义军西渡山海关，永平就无法防守；如果南出喜峰口，北京就告危急。若要为革命干一番大事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而且南方有同盟会党徒“不下数十万众”，若“南北交攻”，就不难制清廷的死命。(12) 　　与此同时，东京中国同脆会总部通知在湖南的林伯渠，设法前往东北，共同策划边疆革命的进行；又派吴崑由日本赴安东，协助宋教仁等工作。林伯渠接到通知后，为将深入满清皇族的老巢干革命而感到十分高兴。这时恰值江苏臬台朱家宝调任东北吉林巡抚，要找懂得办新教育的人才同往。朱是云南人，翰林出身，为人较正派。林伯渠通过在朱幕下当文案的亲戚汪德植的介绍，到南京见朱，很受重视，遂被任为随员，同往吉林。同行的还有一位姓周的同盟会员。他们两人的任务是调查东北边疆形势，联络绿林豪杰，配合宋教仁等，在东北建立据点，进行边疆革命。 　　林伯渠于一九〇七年春末到达南京，舟车劳顿之余，把酒临江，纵览石头城这座六朝故都，山环水抱，龙蟠虎踞，委实壮观。转念此次北行，深信同盟会虽然多次起义失败，今后革命必将如春草重生，终有推倒清朝反动统治的一日；值此千载难逢的时机，男儿大丈夫，正应擒螭斩鳄，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岂可自命清高，甘老泉石!他想到这里，不禁壮怀慷慨，诗兴勃发，走笔写成《过金陵》七律一首。诗云： 　　冬冬更鼓逼岩城，(13)露冷征衫酒微醺。 　　隐约山川龙虎踞， 频烦车马剑书轻。 　　乘时未许甘泉石， 入海还期斩鳄鲸。 　　莫为六朝空叹息，(14)行看原上草重生。(15) 　　这年秋天，林伯渠到达吉林省会后，巡抚朱家宝把他交给提学使吴鲁安排工作。林伯渠为了避免引起官方的注意，最初仅报了“湖南学堂学生”的学历，以“精通业务”被委派为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同时被委派的该所监督，是优级师范毕业生杨锟铻。 　　劝学所原是清朝末年停止科举考试后举办州县地方自治、为劝导民间兴办学堂而设的机关。由于吉林改设行省建制不久，县治多未分立，因特设省劝学总所为各府、厅、州、县办劝学所的示范，地点设在省城巴尔府门内正黄旗官房，其中附设宣讲所、劝学宣讲员养成所、阅报所、教育研究会、绅董接待所等。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于十月初正式成立，林伯渠借办学为掩护，宣传革命，他与杨锟铻在给提学使吴鲁的呈文中特别强调了兴办新学，作育人才的重要。呈文写道： 　　“窃维列强竞争，时事日迫，兵战、商战、实业战，要皆根本于学战。国势强弱，视学务盛衰为转移。东西洋学校林立，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下至隶竖、走卒，皆能手执一编而读之，灼知夫优胜劣败强存弱亡之机，故其国之兴也勃然。三省介乎日俄之间，森林遍野，矿产丰盈，土脉膏腴，沃壤千里，豺虎之俄，狼鹫之日，眈眈逐逐，各思攫为已有。三省殆，全局危。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兵战不可，商战不能，实业战则需时甚长，而有所不能待。推原其故，总由其士夫氓庶，安于固陋，罔知学问，仇视新学，遑言智识。学校不兴，教育不能普及，民智遂末由而开，长此浑朴，伊于胡底!是放学战之在今日，为必不可缓之图，而劝学宣讲各所，所由不可不立”(16)。 　　这份呈文，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忧时的激情，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中肯的。 　　在《劝学总所兼宣讲所试办章程》中，林伯渠写道：“普及教育，传输文明，乃本所应有之责任。劝学则期吉林无地无学，无人不学而后止”，宣讲则除应讲有关教育宗旨以及停科举、兴学堂的政府文告以外，“举凡有关地方自治，改良社会，破除迷信之白话报纸，皆可随时宣讲。”“无论何人均准听讲，即衣服褴褛者，亦不宜拒绝”(17)。 　　关于劝学、宣讲人员的选择，林伯渠在章程中规定：“皆须心地光明，志趣纯正，口齿灵便，声音宏亮，身无嗜好，通达时务者为合格。盖劝学宣讲，非通彻中外大势，时事利弊，我国积弱之原，富强根基端在何处，言之著著，切中肯彀，方能动听”(18)。 　　劝学所设教育研究会，为当地中小学教员及有关教育人士共同商讨改进学校教育的场所。 　　其时吉林省会教育还很落后，新式学堂多未建立。城乡私垫五百余处，学童达七千余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亟待改良。在林伯渠主持下，将省城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区，各成立新式小学一所，同时在劝学所内设立便利贫民子弟半工半读的半日学堂一所，各小学和半日学堂一律由劝学所供应学童的纸、笔、墨。第二年春，又设简易师范一班，以培养小学师资。劝学所于各学区设劝学员，负责调查当地庙产、无益公捐、以及劝导商绅富户捐款办学兼管理学校人事、经费等工作。又设调查员，周游各区，专门负责调查学校一切应兴、应革事宜，以资改进。林伯渠一方面通过办学，秘密宣传革命，培养革命人才，另一方面又常借检查各地办学的机会与当地的革命党人联系和发展同盟会会员。 　　正当林伯渠在吉林省会劝学总所开展工作的时候，宋教仁等在东北联络“马贼”起义的计划已遭挫折。先是，宋教仁等于一九〇七年的春夏间在安东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随后于八、九月间联络李逢春等绿林准备起义，派白逾桓、吴崑到碱厂招兵，不料古川清向清政府告密(19)，致使白、吴两人被捕(后中途逃脱)。宋教仁逃往大连后，化名桃源宗介，与曾在《盛京时报》任主笔的同盟会员、留日学生徐镜心，前往吉林省会，组织木植公司，暗中与林伯渠等联络，密谋起义。徐镜心被安排在吉林高等小学教书，后来由于宋、徐被清政府通缉，无法立足，计划遂告流产。 　　同盟会辽东支部的重要成员张榕、吴禄贞等不赞成宋教仁依靠绿林“马贼”起义的策略，主张潜伏待机，在军界、教育界和联庄会中发展革命力量。因此宋教仁联络“马贼”起义失败后，林伯渠等同盟会员继续留在东北。 　　这年九月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并吞朝鲜后，妄图以所谓“间岛问题”(20)为突破口，加紧入侵我东三省。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派遣陆军大佐斋藤季治郎率领日本军警和朝鲜反动组织“一进会”的首领金海龙等，进入我吉林省延吉厅境内，借名保护韩民，设立机构，滋生事端，阴谋霸占我延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获报后，以“延吉为三国势力角逐之地，东亚安危所系”(21)，急忙奏请清政府委派原邮传部右丞陈昭常为吉林省边防督办、吴禄贞为会办，前往延吉厅与日人交涉。他还向清政府请准赏给夹皮沟练总韩登举参将衔，借以驾驭，以免为日本人利用。 　　“间岛”问题的发生，使东北地区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同盟会总部关于边疆革命的计划，一时不易进展。宋教仁、吴禄贞和林伯渠等同盟会员，都曾到过夹皮沟访问韩登举，受到热情的款待。宋教仁从韩的口中获悉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伪证，妄图侵占我延吉地区的阴谋，回到东京后，参考了大量图书资料，写成《间岛问题》一书提供清政府，以无可辨驳的历史事实证明“间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协助吴禄贞收回了我国在这里的主权。林伯渠后来回忆访问夹皮沟的往事时说： 　　先是，一山东人混名韩边外者，光绪初年间到吉林南部挖药淘金，久而久之，在牡丹江南，延吉厅与桦甸县间，名南山沟子的一个区域(南北百余里，东西二、三百里)，另立制度，类似一小王国(时日本报纸称为“东方秘密国”)，有枪四、五千枝。日俄战时，双方都与之结好。我们寻到该地时，韩已死，由其孙韩登举继业，似已受政府招安。但他仍是江湖气概，招待我们住了几天，并介绍我们往哈尔滨、宽城子(长春)去找几个“马贼”头子接洽。(22) 　　为了解边驱形势，林伯渠还到过长白山尾龙潭山风景区和敦化县境清始祖起兵誓师处的鄂达里台等地，他对东北边防的失固，清政府外交的庸懦，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延吉狗窃鼠偷式的入侵，感到无穷愤慨；同时对延边人民遭外敌的蹂躏，以及边疆革命的受挫，寄与满腔同情与惋惜。一九〇八年他写下了《游龙潭山》绝句三首和《游鄂达里台》律诗一首，充分反映了他当时忧国忧民的心情。 　　《游龙潭山》 (录一) 　　龙潭铁锁久销沉， 山鬼无灵扰夕阴。(23) 　　眼见群芳消歇尽，(24)何人重有惜花心。(25) 　　《游鄂达里台》 　　故老争传鄂达里，登临却趁大寒时。(26) 　　西来峻岭连天白，北走长江入海迟。 　　十里炊烟控朔漠，三边狗盗越雷池。(27) 　　和戎尽有诸公策，满眼狐乌(28)雨雪诗。(29) 　　东三省的边疆革命虽然遭到挫折，但同盟会会员在东北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吴禄贞出任吉林边务帮办，后又升任督办，握有一部分兵权，柏文蔚在吴幕下历任参谋及延吉厅屯田营标统。延吉厅地区原只有一所小学，朝鲜移民居当地居民的多数，他们的私塾常被日本军警和“一进会”强迫脱离中国，归附日方，延吉厅在林伯渠、吴禄贞的帮助下，成立了学务公所和劝学所兼宣讲所，并于晖春等地设(高、初)两等小学，于各乡设初等小学；将朝鲜移民所办的蒙养学校一律改为官立小学，对朝鲜移民的子女入学，给予特别优待，从而得到朝鲜移民的欢迎和倾心信服，加强了国防安全。 　　林伯渠办学优异的才能和对日本情事的熟悉，终于暴露了他留学日本的经历。一九〇八年清政府吉林省档案的记载，就改称他为“日本毕业学生林祖涵”。一九〇八年七月，朱家宝调职安徽，陈昭常升任吉林巡抚，林伯渠也被调到吉林提学司图书科当科员，名义上仍兼劝学总所会办。十月，又调任提学司普通科一等科员。普通科掌管各级师范学堂、中等学堂一切事务及通俗教育和博物馆等。 　　一九〇九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到东北进行革命活动，以任吉林巡抚陈昭常(与廖同乡)的翻译职务作掩护。林伯渠在东京留学参加同盟会期间，与廖仲恺已见过面，此次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两人同在省城，常相往来，或纵谈国家大事，或密商革命方略，志同道合，自此结成肝胆之交。这年九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图门江中韩界务条款”，由清廷作出某些让步后，收回延吉主权，保全了祖国神圣的领土。除了吴禄贞在延吉边防对日坚持强硬态度，功不可没外，宋教仁与廖仲恺、林伯渠等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九一〇年，林伯渠童年时代由父母指腹为婚的原配夫人司马殿英在家乡病逝。这一年他和吉林省会一位小学教师伍复明结婚。伍是南京人氏，随家到吉林工作。婚后一年生下女儿林秉衡。 　　一九一一年五月，长春府中学堂学生刘某，因清政府苛征租税与蒙租柜差役口角遭殴，引起该校学生不平，三十余人奔往蒙租柜，捣毁门窗，与差役互殴，打伤蒙员数人。为此吉林提学使屡电该校监督开除闹事学生，交长春府看管，听候惩办。该校学生不服，全体罢课。提学司委派省视学詹钰与林伯渠前往查办。林伯渠到长春后，极力保全学生，说服詹钰共同复电提学使，“力能转环，必求一完善之策以处之”，并嘱长春绅缙们出面向省方求情，结果使八十余名学生得以保全学籍。这次长春青年学生的反苛租斗争，在吉林全省颇有影响，其后东北人民抗租抗税斗争不断扩大，至辛亥革命时，发展为武装起义。这年秋初，林伯渠还为在吉林民政署工作的湘西留日同学程崇实编纂的《法学大辞典》作了校订。该书在吉林印行，对普及资产阶级法律知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林伯渠在东北工作整整四年时间(30)，同盟会边疆革命计划的成就虽不尽理想，却也为日后东北的光复，打下了基础，约于一九一一年八月，林伯渠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召，回到上海工作。 　　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 　　中国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以边疆革命未著成效，中央革命又不易实行，乃转移注意力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认为该处天灾频仍，保路风潮叠起，官逼民反，人心思变，且有新军、会党可供利用，发动起义，较易成功。因此于一九一〇年在东京召开十一省区同盟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画起义的领导机关。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陈其美、宋教仁等为总务干事，以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和会党，首先发动两湖起义。由谭人凤前往湖北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等在长沙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等组织四川分会。 　　林伯渠由吉林回到上海后，被同盟会中部总会派往湘西从事运动西路巡防营的工作。当时湖南共有二十个巡防营，分五路驻扎各县。湘西驻有八个营，其中驻在常德的三个营。巡防营中上层军官受旧军队封建积习影响较深，驻守长沙的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尤其狡猾顽固。但在下级官佐和士兵中，却已有不少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林伯渠和廖湘芸一道赴常德从事巡防营的策反工作。各营文书等下级官佐多是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时的同学，一经接头串连和宣传爱国反清的道理，他们很快就同意接受白布条，准备届时起义。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心大为振奋。湖南首先于十月二十二日响应起义。起义军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很快就占领长沙，杀了顽固分子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湖南巡抚余诚格弃城逃走。随即成立以焦、陈二人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通电全省，号召各属响应起义，同时委派杨任为西路招讨使，带领同盟会会员和武装士兵百余人于十月三十一日抵常德。常德巡防营统领陈斌生见大势已去，部下不稳，只得同意起义，西路各县，就此光复。 　　湖南起义胜利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一片新气象。人们纷纷剪掉象征满清统治的发辫，商民等各界群众热烈欢迎义师，长沙全城举行提灯游行以示庆祝。但是，年轻的革命党人缺乏经验，丧失了对潜在的旧势力的警惕性，革命政权建立不满十天，立宪派就乘湖南革命部队出发援鄂、长沙防务空虚之机，发动流血政变，于十月三十一日诱杀了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拥谭延闿为都督。谭将杀害焦、陈的责任归罪于乱兵，又以猫哭老鼠的手段，厚殓二烈士遗体，令各机关下半旗致哀，甚至扬言要为焦、陈铸造纪念铜像。常德旧势力的代表陈斌生，也于十一月三日杀害了西路招讨使杨任等十余位同盟会会员，杨等且被剖心祭奠黄忠浩；澧州会党起义反抗也被镇压下去。到年底，立宪派几乎攫取了湖南省各属起义取得的全部革命果实，革命党入嗟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林伯渠对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等人的被杀害，感到痛心疾首。他不能再留在长沙，便偕同几位同盟会会员前往上海。十二月初，江浙革命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转赴南京。这个月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到南京，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职。但是，孙中山上任不到五十天就被迫妥协，让位给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辛亥革命在湖南及全国的失败，对林伯渠震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湖南独立时，“秩序较紊乱，军政府什么人都可进入。一班旧派人，一方面看不惯，一方面眼红。于是以咨议局及教育会为中心，长沙的豪绅地主秘密集议，谋夺取政权。新军五十标梅某阳虽赞成革命，但思想守旧，由他诱致焦、陈‘会商要事’(纵火烧和丰火柴公司、讹言有奸细)，要陈副都督出城弹压，于途中突然杀之，并杀焦于旧抚署前。……谭延闿就做了都督。湖南独立，仅一形式而已。这是革命初起时，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规政权的一个教训。”(31)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对袁世凯妥协经过，林伯渠回忆说： 　　袁世凯当时拥有北洋重兵，实权在握，一面藉革命党之势迫清廷退位，另一面又挟清廷向革命党要大总统。中山先生是不赞成向袁世凯妥协的，主张培养和扩张南方革命军力量，“犁庭扫穴”，打到北京去，扫除一切旧东西。但是宋教仁偏要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这套上层机构；主张国会竞选；同盟会改组，扩大基础，成为国会内最大政党(民元春，由宋主持，将许多官僚党派合并于同盟会，改称为国民党。同盟会成分遂起了根本变化)；以为法律是神圣，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黄克强也看不透，觉得不应再起战争，糜烂人民，还是以培养干部，兴办实业为上策。而同盟会当时许多党员，都抱着帝制一倒，万事大吉的见解，或者“功成告退”，或者忙于做官。而最重要的是汪精卫的妥协，……极力主张将总统让与袁世凯。……反责中山先生不顾全大局，提倡所谓“六不做” (不做官、不做议员、不治产等)，完全放弃了政权斗争。整个形势如此，中山先生以及少数赞成他的主张的人，被迫陷于孤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迄今回忆，仍令人痛心不已。(32) 　　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后，由于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力图组织责任内阁，限制、分享袁世凯的权力。醉心独裁、日夜做着皇帝梦的野心家袁世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派遣刺客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因此又爆发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 　　在国民党人的压力下，湖南都督谭延闿于七月间宣布湖南独立，暗中却向袁世凯、黎元洪表示“如湖南独立，即服毒自尽”。黎元洪则劝谭“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33)。当时国民党人犹以谭延闿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任命程子楷为讨袁第一军司令，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邹永成为湘鄂联军第三军军长，决定程子楷与邹永成率部进驻岳州。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他的堂兄林修梅也在这里任营长。 　　林伯渠对自己的入盟介绍人宋教仁的惨遭杀害，满怀悲愤。他和林修梅兄弟两人都是孙中山武装讨袁主张的积极支持者。但是，由于谭延闿就任都督后大量裁减新军，湖南兵微将寡，缺乏实力，加上南方各省对出师讨袁看法不一，岳州的军队只能采取守势，效法洪秀全当年在田家镇铁锁横江的故智，载石沉船，以阻北军的渡江进袭。 　　一九一三年七、八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二次革命的首要人物，相继于七月底、八月初逃亡日本，林伯渠也受到通缉，再次浮槎东渡。 　　林伯渠第二次来到东京，先后进入日华学校、中央大学、正则学校和东亚商业学校学习。有一段时间，他每天要到两、三所学校听课，午前上日华，午后去中央，夜间到正则。除了学习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社会学、统计学、簿记学、国际法、宪法、民刑法外，兼学日文和英文，还抽出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有些译文还寄回湖南在《沅湘报》上发表。 　　二次革命失败，使大多数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林伯渠体弱多病，经常服药，且“心境恶劣、精神昏瞀”(34)，也一度陷入迷茫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抚今思昔，惶悚殊深。盖马齿加长，而知识愈陋；外感太棼，而德业不增。茫茫前路，直不知税驾何所也”(35)。但是，疾病缠身和国家多难、山河日非的无限忧思，并没有把他压倒。他很快就警醒过来，努力进行自我鞭策。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勉励自己“从此前进、力戒悠忽”(36)。不过，他这时仍然是向儒家学说王船山哲学找寻修心养性之道，自然还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于孙中山，许多老党员对此表示反对。廖仲恺和林修梅、林伯渠等少数同志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不拘小节，毅然打手印，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对林氏兄弟的忠心耿耿，极为感动，曾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所为。”(37)从此对林伯渠、林修梅异常器重。 　　一九一五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妄图独占中国。急欲爬上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俯首屈从。孙中山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揭露袁氏窃国的滔天罪行，号召各地革命党人起义讨袁。林伯渠被派回国，到“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38)。其后，他又被派任为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党务科长，从事反袁组织工作。同年年底返回日本。 　　其时，在东京有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反袁秘密团体中华学会和湖南留日学生林伯渠、易象等人发起组织的反袁团体乙卯学会。两个学会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一百余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为干事。李大钊比林伯渠小三岁。他于一九一三年冬来到日本东京，次年春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是该校经济学教授、《资本论》日译者河上肇的学生。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间，他在早稻田大学担任经济学会责任干事和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归国请愿团的文牍干事。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是当时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著名反日爱国文件。林伯渠对李大钊一见如故、结为知交。林伯渠特别重视经济学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李大钊的影响。由于神州学会反袁斗争的关系，他还结识了广东留日学生容伯挺等人。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取消共和，悍然称帝。曾任云南都督的湖南邵阳人蔡锷，由北京出走昆明，与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程潜、林修梅等也于一九一六年初返国，召集旧部组织湖南护国军，于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靖县召开有四十八县代表参加的湖南人民讨袁大会，宣布湖南独立，推举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林修梅为参谋长。林伯渠于三月四日由日本启程返湖南。途经上海，因痔疮发作，不便行动，入医院割治，出院后即奔赴湘南，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 　　这期间湖南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纷纷起义，永兴、武冈、湘乡、保靖、新化、衡山等地，捷报频传，吓得袁世凯的走卒、湖南都督汤芗铭如坐针毡，急调湖南矿警督办郭人漳部守卫长沙。不料郭人漳野心勃勃，阴谋夺取省城地盘，与汤火并；后经日本领事调解，才停战言和，共同演出假独立丑剧。汤芗铭的假独立，虽然成了袁世凯的“送命汤”(袁世凯于六月六日活活被气死)，却未能阻止湖南护国军对长沙的进攻。谭延闿趁机诱说汤芗铭拼凑原有湘军巡防营成立湖南护国军第一军，以谭的旧部曾继梧为总司令，赵恒惕、陈复初、刘建藩等为梯团长。谭随即率部与程潜合力于七月初将汤芗铭逐出湖南。 　　林伯渠在这期间，为反袁驱汤奔走各方，备极艰险。后来，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自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一日午后起行，“此后奔走湘鄂，迄五月二十九日汤氏在湘宣布独立及汤氏七月五日之出走，皆危险时代，故不记。他日有暇，当略编政态变状与就中艰苦情形，备观览焉”(39)。可惜以后林伯渠政务频繁，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窃国大盗袁世凯于六月六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职务，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八月四日委派谭延闿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二十日谭到长沙正式视事，林伯渠于九月初往上海请示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等人共商革命方略，后回湘出任省长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不久又代理政务厅长。这期间他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南神州学会筹备会，同覃振、龙璋等组织正谊社作为中华革命党在湖南的外围组织，团结各方力量，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参与湘南护法战役 　　一九一七年七月，皖系军阀段祺瑞，一方面暗中支持张勋和督军团叛乱，推翻民国，解散国会；另一方面又装模作样，在马厂誓师，把自己打扮成“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封为国务总理，并让直系军阀冯国璋取代黎元洪的总统职位。 　　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为此通电全国，揭露段祺瑞演出“假共和真复辟”的丑剧，率领一部分海军和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九月初组成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举为军政府大元帅，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和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副元帅(陆、唐均未就职)。中国政局由此再次出现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 　　湖南省地处要冲，为南北双方军事必争之地。段祺瑞重新登台后，旋即委派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自称“中立两面不讨好”的谭延闿，在交卸督军职务前，预先安排湘军将领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用重金把原来亲北方的零陵镇守使望云亭骗往北京。当谭延闿召开湘军将领会议、商讨傅良佐来湘的对策时，对谭心怀不满的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表态欢迎傅良佐，使其余将领默不敢言，独有林伯渠的堂兄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愤起抗争；并于会后移师衡阳准备与粤、桂、滇等自主省份联合，响应护法，以武力抵抗傅良佐督湘。 　　谭延闿卸任湘督，同时辞去省长职务；军民两署各官佐纷纷跟着辞职。林伯渠也辞去省长公署总务科长兼代政务厅长的职务。他递上辞呈后，还未办交卸的谭延闿，却委派他和教育科长熊崇煦，交涉股长陈寅恪三人为研究员赴美国考察经济和教育。林伯渠表面上接受了委令，领取了出国旅费(40)，还和熊、陈两人学了几天英语，暗地里却和林修梅、刘建藩、覃振、易象，以及林支宇等中华革命党人商定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衡阳、零陵发动起义。八月中旬，林伯渠先叫人把家眷送回临澧老家，自己在办完省署移交工作后，也回临澧省亲，以便就近了解湘西形势，等候衡阳、零陵起义消息。 　　九月十三日，傅良佐下令撤换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的职务，并派员前往接任。刘、林二人遂于九月十八日通电全国，宣布湘南二十四县自主，与段祺瑞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在通电中历数段祺瑞“阴怂张勋复辟”，“阳为讨逆兴兵”，“占据国家机关”，“借债诛锄异己”，“为国之殃，较袁尤甚”。通电还宣布湘南二十四县实行戒严，自后“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与此同时，刘、林二人还下令：湘南各县金融、交通，概责成县知事切实检查掌握，封存货币，不准外调。 　　衡阳、零陵宣布独立自主的第二天，林伯渠即由临澧老家束装就道，奔赴湘南。在广州处境艰难的孙中山，得悉林修梅，刘建藩起义护法，无比兴奋，即致电起义将领，表示嘉奖，并密派程潜、林支宇等由粤北入湘南，协助起义军作战。程潜被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林文宇为湘南民政处长，林伯渠为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不久，林伯渠又被派赴广州向军政府孙大元帅汇报起义经过，并请孙敦促粤桂两省，速即出兵湘南，支援义军作战。孙中山除力促陆荣延出兵外，还于十月十七日委派林伯渠为湖南劳军使，到湘南前线，慰问起义将士，借以鼓舞士气。 　　傅良佐在长沙接获湘南起义的消息后，一面宣布长沙戒严，一面调派第一师代理师长李佑文，率所辖第一旅向衡山进兵。不料第一师官兵在起义军“湖南人不打湖南人”的宣传攻势下，纷纷倒戈，整营整营的投奔起义军。李佑文吓得星夜逃命，只身走回长沙。傅良佐闻前线兵变，仓皇调北军南下增援。九月底，傅又令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挟三万令人的优势兵力，向仅有五千余人的起义军发起进攻。义军零陵副司令黄岱不幸战死，衡阳、宝庆相继失陷。陆荣廷眼见北军快要打过粤、桂边界，危及他的统治，才于十月下旬下令出师援湘，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统领马济、韦荣昌等粤、桂军万余人分道入湘。起义军声势复振，接连收复衡阳、宝庆等地。 　　十一月三日，林伯渠与覃振、易象等由广州到达衡阳。林伯渠随即奔赴前线，代表军政府孙大元帅慰问作战将士，并于数日后致电孙中山，报告起义军近日作战连获胜利的消息，转达程潜、林支宇等将领感谢慰问之意。电文如下： 　　广州孙大元帅钧鉴： 　　祖涵江(三)日抵衡，晤程总司令、林处长(支宇)转达尊意，极为感谢。我军由衡山、宝庆、攸县进攻，连战皆捷。商民安堵如常，特此电闻，林祖涵叩。(41) 　　粤桂军出师援湘后，湘南战局陷于胶着状态。这时直系军阀代总统冯国璋和江苏督军李纯等，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因主张和平解决南方战事，而与受日本帝国主义扶掖的皖系军阀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日深。在湘南前线作战的北军王汝贤、范国璋本属直系，见战局失利，不愿为傅良佐火中取栗，将所率部队从前线撤至株洲，企图借居间调停与南军和好，取傅良佐湘督而代之。因此，王、范于十一月十四日通电停战，声称“自零陵发生事变，力主和平解决，……此次湘南自主，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自应双方停战”(42)。 　　通电发出后，吓得傅良佐汗流浃背，连夜与省长周肇祥等新任官员，由长沙逃往岳阳，而由王汝贤代行督军职务。当北军后撤时，起义军乘势进攻，北军溃不成军，不过几天，王汝贤、范国璋只好继傅良佐之后，亦逃往岳阳。国务总理段祺瑞也因此而再次被迫下台。 　　十一月二十日，程潜率起义军进入长沙。湖南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推举谭浩明为湖南省督军，程潜为省长，林伯渠为省署财政厅长，易象为政务厅长。时谭浩明仍逗留衡阳，不愿就职。不到一月，程潜即被桂系及谭延闿派排挤，辞去省长职务，专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出驻湘阴新市。十二月中旬，谭浩明来到长沙，以联军总司令名义兼摄军、民两政，决定不再设督军、省长，改行三厅制(军务、民政、财政)，以桂系参谋长陈继祖为军务厅长，前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亲桂系的刘岳峙为民政厅长，林伯渠仍任财政厅长。林伯渠在谭延闿督湘时，曾筹画全省财务，湘南起义之初，又协助湘南政务处长林支宇筹措军费，由商会发行一元、五元、十元货币，暂不兑换，军民一律通行，不得低折；通令部队保护商贾正常贸易，不准随意扣留非关军事物资。这些措施，得到商民的拥护，保障了市场的稳定和战争的供给。谭浩明原先想委任林支宇为财政厅长，借此分化湖南革命势力，因林支宇坚不接受，才留任林伯渠为财政厅长，林伯渠为顾全西南护法大局，终于勉为其难。 　　这时，湖南形势复杂，财政十分支绌。除岳阳以北的湘鄂边境，仍为数万北军占据外，南军又有湘南护法军、桂军、粤军以及湘西等地各种杂牌军之分，总数不下五万余人。虽号称联军，实则各自为政，除林修梅旅等少数护法部队纪律较好外，其余大部均自行就地收捐截税，强提银行、厘局存款，甚或勒索商民，打家劫舍。北军所过的战区，更是奸淫烧杀，十室九空，尸横道路，臭气熏腾，有些村镇不见人烟。在这种战争环境下，筹办财政，自然十分艰难。林伯渠在初任财政厅长时，曾写过一份呈文给省长程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困难情况。文中说： 　　缘军兴以来，人心惶恐，厘金则税源枯涩，田赋及各项杂税，商民亦观望不前；且各路军饷，往往随地取求，其间假借名义，勒索款项者，遂所不免，甚至地方痞徒，乘机肆抢，正供所入，损失弥多。近如益阳、安化、宁乡、石门、桃源等县知事公署，及益阳三汊矶、靖港、靳江河、*(上朗下木)、南，华、澧、安各厘金征收局，并湖南银行之常德、益阳、安化等处分行支店，或被勒提，或遭劫掠，损失公款，警报纷来，其中由军队迳赴县局提用者有之，由县局已解银行支店或起解在途被兵提去者亦有之。似此情形，各县局即能多所征收，亦无补公家之毫末。如分行支店受此打击，多至不能营业，金融停滞，更觉险象环生。况查各县局相距银行支店较远之处，征存赋税，因道途不靖，未能起解者，尚复不少。加以各水警署向泊各厘局护卡巡船，近亦因故，纷离汛局，款尤旦夕可危。坐此各种原因，以至总行实收之款，日益寥寥，应付奇难，几等无源之水(43)。 　　林伯渠同情劳动人民，关心百姓疾苦，生活朴素，廉洁奉公。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听母亲提到父亲当财政厅长，就是给她买过一匹省青布，此外什么也没有。”送礼物来的客人准会倒霉，总是受到她父亲训斥一通，然后要听差抱着礼物随客人一起送回去。 　　在桂系谭浩明的干预下，财政厅长更不好做。当时报纸曾有这样的记载：“林君目睹湘省财政如沧海横流，沛然莫能御，光洋每元竟涨至五千左右，汉汇汉银一千两需湘纸一万一千两，现货来源断绝，货币愈发愈多，以至百货腾贵，农泣于野，商呼于市，补救乏术，坐视不忍，诚难乎其财政厅长矣，故亦提出辞职书，联帅亦予慰留。”(44) 　　一九一七年底，湖南战场南北两军虽然暂时停止了战斗，但却没有达成协议。一九一八年初，皖系军阀张敬尧通电主战；军政府孙中山和湘军将领也力主进兵，把北军逐出湖南省境。一月二十七日，湖南护法军攻克岳阳名城。北军在撤退时，纵火烧城，死伤居民二、三千人，大部分店铺民房化为灰烬。 　　这期间，段祺瑞已向日本借得巨额款项，直系也不甘心于他们的部下王汝贤、范国璋在湘被逐，直皖两系再度合伙，段祺端复任国务总理，部署四路兵马，大举进攻湖南。一路由曹锟率领吴佩孚的第三师等居中统筹；一路由张敬尧所部第七师进攻岳阳；一路由张怀芝率领杂牌军从江西侧攻湘东；一路由吴光新率领卢金山师和冯玉祥旅由沙市进袭湘西。四路北军号称四十余万人，而湘、桂、粤联军合计不过五万余人，众寡悬殊，势难抵敌。三月间，岳阳、长沙相继为北军占领。程潜、林修梅等退守衡阳，力图固守衡州，挡住北军精锐吴佩孚部队的进攻，而以赵恒惕、刘建藩部从右翼袭击北军的薄弱环节张怀芝部。 　　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林伯渠随同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军务、民政厅长等乘船撤离长沙，经湘潭抵衡阳。在衡阳，他和民政处长林支宇、衡阳道尹陈焕南、前政务厅长易象，国会议员王恒等一道为部队筹措粮饷，策划守城工作。王恒是江西人，久羡衡州名胜和南岳山水，几次邀约林伯渠同游，终因军务倥偬，未能成行。四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兵临衡阳城下，林伯渠等又撤往耒阳、郴州。 　　正当衡阳失守的时候，刘建藩部在攸县向张怀芝部发动攻势，连克攸县、醴陵、株州，前锋直薄易家湾，离长沙仅数十里。北军望风披靡，长沙旦夕可下。五月一日，刘建藩夜雨抢渡白石港，不幸落水身亡。起义军遽然失去大将，一时军心混乱，遂转胜为败。北军复陷株州、醴陵。醴陵经北军轮番烧掠，疮痍遍地，血肉成丘，湖南善后协会一九一九年编纂的《湘灾纪略》称：全县战事结束后“仅遗二十八人”，虽或言过其实，但也可见兵灾之惨重。 　　北军攻陷醴陵后，谭浩明退回广西，吴佩孚进占耒阳，段祺瑞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入驻长沙。吴佩孚以自己功高赏小，督军位置落给别人，愤愤不平，因而通电主和。护法军也势疲力竭，难以反攻，六月以后双方达成协议，划界停战。 　　林伯渠于同年五月十五日由耒阳到达广州，向孙中山军政府汇报湘南战况和筹商护法军今后发展办法。这时，广州一部分国会议员和海军为桂系威迫利诱，正在进行改组军政府的活动。在林伯渠到达广州的前三天，广东督军莫荣新还逮捕了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杀害了陆军次长崔文藻。孙中山被迫向非常国会辞职，通电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为一丘之貉”，并于五月二十一日离开广州，经日本到上海。对于桂系军阀的反动阴谋和吴景濂等一部分国会议员的无耻行径，林伯渠感到十分愤懑，但在广州逆流汹涌的形势下，只好极力隐忍，等待时机，徐图打开新的局面。恰巧这时王恒也到了广州，故友重逢，格外欢喜。林伯渠从东亚酒店迁出，和王恒一起住在名利栈。恰逢旅日留学生中华救国团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派代表张有相、李大年来到广州，发动各校学生组织联合会，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林伯渠完全赞同救国团关于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永久性的救亡组织的主张，认为学生除了用功读书之外，还应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去唤醒民众，以救危亡。但王恒却认为学生本份是读书，读好书就是救国，临时做做爱国宣传就可以了，不必设立什么常设机关，免得影响学业。两人争论得很热烈，可就是谁也说不服谁。两年后王恒写文章还提起这件事，说：“后来经过年余，吾友伯渠的意见还是与我相反”。(45) 　　在广州，林伯渠还见到了留日时代的老朋友，一九一六年在日本一起参加反袁组织神州学会的容伯挺。他正在主办一家对南方颇有影响的大型日报《广东中华新报》，记者和编辑大都是留日归国学生，其中有杨匏安等人。他们努力于开展新文化运动，报道了不少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林伯渠为这次南行结识了一批热心救国和新文化运动的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广州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便回到湘南，协助程潜、林修梅处理政务，整军经武，以图护法军东山再起。 　　这时谭延闿正在运动回湖南。谭延闿自年前卸任湘督后，一直蛰居上海，傅良佐被逐后，北京政府曾派他重任湖南督军，他见谭浩明率军入驻长沙，为讨好桂系起见，却表示不愿就职。后来见谭浩明退回广西，便急忙向日本商人弄到三十万元作回湘活动经费，并亲自前往广西找陆荣廷，表示愿回湖南收拾局面。陆荣廷担心吴佩孚的军队打进粤、桂两省来，也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同意让谭延闿回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以缓和南北对峙的紧张局面。一九一八年七月，谭延闿来到永州，很快就与吴佩孚搭上关系，彼此信使不断往还。 　　同年十月初，直系江苏督军李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派出他的谋士白坚武从南京来到湘南活动。他先到衡阳会见吴佩孚，传达直系头子和英美等国外交使团关于实现南北和议的意向。十月底，白坚武又来到永州(零陵)会见谭延闿。由于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时的好友，又是孙中山视为主要敌人直系的密使，因此，林伯渠连续两次访问白坚武，以便了解他此行的意图。白坚武到永州的第四天，谭延闿和林伯渠邀他同游城西的朝阳洞。这是唐代文学大师柳宗元贬谪永州时常来游览的胜境，洞分上下两洞，泉声潺潺，十分清幽。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对这里的景色曾有过生动的描述。白坚武边欣赏风景，边念起他的《衡永道中口占》诗来。诗云： 　　径石崎岖逶迤峰，万山千曲穴中通。 　　北南人地天为限，竖子穷兵气尚雄。(46) 　　诗中讥讽湘南起义将领是穷兵黩武的“竖子”，自诩他使吴佩孚与谭延闿“万山千曲穴中通”的勾结。林伯渠见谭延闿和白坚武正谈得十分投机，再同他讲护法大道理也是徒然，便作一诗讽谕他们。诗云： 　　洞泉泠泠似清磬，危倚石栏恰可听。 　　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47) 　　意思是说，不要以穿穴千曲，一滴泠泠，自鸣得意；水总是要归大海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只有革命护法，才是光明正道。可是，官迷心窍的谭延闿和以纵横家自视的白坚武，哪里会省悟这首富于人生哲理的诗呢?几日后，白坚武接受了谭延闿四百元光洋的赠礼，躇踌满志地回南京复命去了。 　　湘南停战后，护法军困处一隅，几万军队麇集在一小块贫瘠的地区，不独粮食艰难，连食盐也供应不上。一部分桂军、粤军留在那里，全靠当地筹饷供给。除了少数部队军纪较严外，许多部队经常发生苛索百姓，甚或公然抢劫的事，弄得当地居民疑惧日增。林伯渠目睹湘南人民曾以满腔热诚欢迎护法联军，渴望从此跳出苦海，何曾料到终于又重新陷入“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惨境。他和堂兄林修梅为此万分难过，不禁越来越怀疑依靠这样的军队，革命能否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中国训练新军几十年，却练成这个样子，是不是练军的根本方向存在什么重大问题?他们听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工农兵坐了天下，感到十分惊奇，十分羡慕，却又不知这个新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很想有朝一日能够亲自去看看。 　　这年十二月，南北议和的声浪，愈传愈高。林伯渠来到广州，访问了在广州的国会议员、老乡李执中和报界朋友容伯挺等人，调查了西南各方面对南北议和的看法，然后到香港和中华革命党的机关联系，在香港寓所跑马地霎东街A1三楼写信给寓居上海的孙中山，汇报谭延闿在永州与吴佩孚勾结的情形以及广州桂、滇等各派系对议和的态度。孙中山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他复信，指出：“彼辈果不复稍存顾虑，竟借和议以遂其分赃割据之阴私者，此与国家何与?与人民又何与?而护法之旨又安在?吾党惟有竭力诛之，以求永奠此民国耳”(48)。 　　在旧历新年前，林伯渠又回到广州，除夕他还游览了著名的羊城花市。在香港和广州期间，林伯渠曾先后写下两首诗，抒发他的感想。一首题为《香江感事》。诗云： 　　去来忽复岁时改，月下寒*(左上丬右上寽下虫)犹有声。 　　对面青山非吾土，谁家锦瑟弄清音。 　　独怜湖海千行泪，解释人群一片心。 　　未必寓形同野马，高楼负手一沉吟。(49) 　　另一首题为《游花市》。诗云： 　　初到岭南地，果然天一方。 　　看人除夕晚，争市吊钟芳， 　　店悬三蛇酒，庙烧六祖香。 　　如何能惯习，运会早开张。(50) 　　前一首写他身临异域，有感于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以表示他爱国主义的情怀和护法起义受挫后对人民苦难的无限同情。后一首则是叙述他初游五羊花市，看到的岭南风物，并希望广东早日打开新的局面。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在欧战结束、巴黎和会以及驻中国外交使团的影响下，南北两政府派出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但未有结果。三月上旬，林伯渠到上海谒见孙中山，面陈林修梅等郴州起义军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护法的情况。三月十三日，孙中山给林修梅写了复信，信上说： 　　顷令弟伯渠兄来沪，备述近况，并奉惠书，甚慰。湘中频年苦战，皆兄与诸同志历任其难，而兄主义坚定，贯彻始终，尤为吾党坚贞之士。南望郴中，良深注念。此次沪上和议虽开，然以北方屡怀狡诈，对陕中义军，竭力进攻，故和议又形顿挫；如再事迁延，北方仍无悔祸之意，则战衅不免再启，吾人为主义而战，为正道而战，自非奠定真正之共和，不能自卸其责。望兄与诸同人互相策励，力尽救国天职，国事幸甚，一切除面告伯渠兄外，专此奉复。(51) 　　南北和会开始前后，主张和议最力的江苏督军李纯，派白坚武“慰问民党”(52)，仆仆于京、津、沪、杭道上，遍访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省军政要员。三月九、十两日，易象、林伯渠先后在上海访问了白坚武，纵谈南北各方对和议的动向。十一日，易象宴请在沪神州学会会员，并邀白坚武列席。 　　一九一九年夏天，在湘南永州的谭延闿进一步和直系吴佩孚、桂系陆荣廷勾结，力图分裂湘南义军，打击拥护孙中山的程潜、林修梅等湘军将领。林伯渠和谭延闿有过一段同事关系，特地赴永州见谭，告以孙中山联段反直的策略(时段祺瑞已下台，直系在北方占优势)，劝他应以护法大局为重，不可与陆、吴沆瀣一气。素以圆滑狡狯著称的谭延闿，却顾左右而言他。林伯渠被激得满肚子气，又不便发作，在临别前录了《诗经·国风》一章，请谭书赠留念。诗云：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 　　这首诗是说：不耕不种，为什么你要去取别人的劳动果实?不狩不猎，为什么你院子里却挂着野兽?意在讽刺谭延闿，你这个空头督军，既没有出过力，打过仗，为什么硬要来湘南争夺地盘呢?谭延闿看过之后，不动声色，提起笔来，从容挥毫，写至末尾，故意在纸上留下一块空白，用稍小的字，写上《诗经·国风》的另一段：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意思是说：湖南这个地方大得很，采桑的人却没有几个，你和我一起回去吧，反拉林伯渠一把。七月，谭延闿与桂系在赵恒惕的支持下，以通敌罪名逐走程潜。同年底，林修梅也被排挤离开郴州。湘南护法起义，苦战两年，至此失败。 　　林伯渠回到上海后，在孙中山事务所协助办理党务工作。后来他回忆说：“我自五四前后即与(孙中山)先生同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常往返于上海广州”(53)，又说：“我在上海环龙路住过一两年，看孙中山写《心理建设》、《有志竟成》、《社会建设》等几篇文章”(54)。这期间，由于辛亥革命以来，护国、护法战役不断失败，使林伯渠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同时也促使他反复思考失败的原因，探求新的出路。同年秋天，他到了杭州，写下一首七律《西湖纪游》，表达了他对几年来国内政局烟云多变的感慨，和对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憎恶。同时有感于革命屡遭挫折的非计，壮志未酬，未免借酒浇愁。诗云： 　　俊游如此才三日，山色湖光取决收。 　　到眼烟云纷万态，何人台榭足千秋， 　　艰难自笑宁非计，历碌看人共一丘。 　　犹有情怀消未得，聚丰园里酒盈瓯。(55) 　　正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林伯渠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决心去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出路。 　　① 杨毓麟、姚宏业、田桐、向逾桓、吴崑皆弘文学院学生；除田桐、白逾桓、秋瑾外，其余皆湖南人。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9页。 　　③ 《林老谈辛亥革命》。 　　④ 林伯渠与陈瑾昆教授谈话1946年6月15日。 　　⑤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⑥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页。 　　⑦ 荪：香草，亦名荃。《楚辞·九歌·湘君》：“荪桡兮兰旌。”天荪：指天上的香草。 　　⑧ 帝子魂：帝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均嫁给舜。舜山巡，死于苍梧(在广西)之野，娥皇、女英悲痛至极，死于湘江。 　　⑨ 兰成：南北朝时梁朝人庾信，小字兰成，出使西魏，被留不放。梁亡，作“哀江南赋”，怀念乡关。 　　⑩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页。 　　(11)(12)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249、356—357页。 　　(13) 岩城：即石头城，指南京。 　　(14) 六朝：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都曾在南京建都。 　　(15)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2页。 　　(16) 清代吉林档案。 　　(17)(18) 清代吉林档案。 　　(19) 松本英纪：《宋教仁和间岛问题》，《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42—2546页。 　　(20) “间岛”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出来的名词，指吉林省延吉地区。该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日本侵略者捏称“间岛”原属韩国，以此挑拨中朝关系，并为其出兵侵略制造借口。 　　(21)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 　　(22) 《林老谈辛亥革命》。 　　(23) 龙潭二句，指清政府边防不固，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清王朝在东北扰害人民。 　　(24) 群芳消歇：指东北进步势力受摧残。 　　(25)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3页。 　　(26) 大寒：节气名，阳历1月20日或21日至2月2日或3日。 　　(27) 三边：指延吉地区，因与朝鲜、俄国接界，故称三边。狗盗：指日本侵略者。雷池：指国境线。 　　(28) 狐乌：指日、韩浪人。 　　(29)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页。 　　(30) 据清政府吉林省档案，吉林提学使于1907年9月1日委派林祖涵为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1911年8月10日，双阳县呈报更正《管理教员一览表》上有林伯渠亲笔批语，可见林伯渠离开吉林在这年8月10日以后，前后整整4年。 　　(31)(32) 《林老谈辛亥革命》。 　　(33)《黎大总统政书》卷26。 　　(34)(35)(36) 《林伯渠日记》(湖南版)，第17页，30页，48、46页。 　　(37) 《朱蕴山回忆》(未刊稿)，1979年。 　　(38) 《林伯渠自传》(1941年)，《人物》，1982年第2期。 　　(39) 《林伯渠日记》(湖南版)，第111页。 　　(40) 后来林、朋二人均未出国，把旅费退还省署。 　　(41)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6日。 　　(42)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365页。 　　(43) 《湖南大公报》，1917年12月7日第7版。 　　(44) 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月16日第6版。 　　(45) 王恒：《学生救国运动为什么失败呢?》，《革新评论》1卷3号，1920年6月1日。 　　(46) 《白坚武日记》原稿。 　　(47)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2页。 　　(48) 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藏稿。 　　(49)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8—9页。 　　(50)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8—9页。 　　(51) 《国父全集》(3)，台湾1973年版，第607页。 　　(52) 《白坚武日记》原稿。 　　(53) 《中国走向自由》，《新华日报》，1943年2月11日。 　　(54) 黎澍等访问林伯渠记录，1956年10月23日，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55)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0页。 　　 林伯渠传/《林伯渠传》编写组.—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