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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高洁淡素秋——回忆和叔父林伯渠相处的日子

林哲明

一九四八年三月廿六日，叔父林伯渠写了一首七律《无题》，抒发自己的情愫： 　　经武纬文争上游，胸怀高洁淡素秋。 　　渡河早树军威肃，分地竞传陇亩稠。 　　认取新生却旧习，不惯肥马与轻裘。     　　会看三月桃花浪，管领春风防自流。 　　胸怀高洁淡素秋，不惯肥马与轻裘，确实是叔父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小时候，叔父非常喜欢我这个侄女。叔父早期的革命活动，由于我那时还是小孩，什么也不知道。真正懂事，那是在大革命时期。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叔父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里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军长是程潜。叔父随军到长沙，我和叔父的二女秉衡妹一起在周南女校读书，便马上请假去见他。当时我看见叔父穿着军装，心想要是我也能穿上戎装革命多好!在叔父的教育薰陶下，一九二六年我加入了共青团。 　　隔了不久，叔父打电报要我去武汉，参加宋庆龄举办的妇女党务训练班。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我和程潜的侄女博秋从长沙赶去武汉。《林伯渠日记》中记着：“十四日，昙。早起各友来谈。午后二时开中执全体会议。晚九时开政治会议第一次会，提出新设五部之部长：农民谭平山、劳工苏兆征、教育顾孟余、实业孔祥熙、卫生刘瑞恒。会时未将各提出人略历报告，有失体统，且非所以示郑重，且孔尤应有研究之余地，颇有事后悔未尽言之感。博陶自九江来，哲明同博秋自长沙来。”由于我来迟了一步，妇女党务训练班名额已满，只得和博秋一起住在陆军武汉办事处。不久我重入了武昌大学，在学校里搞共青团和学联工作。 　　武汉政府时期，叔父担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武汉政府看到蒋介石逆迹更张，决定派叔父到南京去截获蒋介石归案。但蒋介石从南昌赶赴上海时，并未在南京登岸，蒋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接着，汪精卫在武汉也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形势非常危急。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叔父和我在一起吃告别饭时说：“我就要走了，你要注意。”过几天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反动派要捉拿我，八月我偷偷回了湖南。湖南的反革命势力也很猖獗，无法继续呆下去，我便和嫂嫂、侄子三人在一个漆黑的晚上逃亡，九月到了上海。 　　一九二七年冬在上海又见到了叔父。他是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占潮汕遭到失败后秘密来到上海的。那时我们住在法租界里，郭沫若、蔡畅、张太雷和夫人、张国焘等人经常来家和叔父商谈事情。当时，大家都假装以亲戚身份来联系的。有一天，李立三和夫人也来了，原来他夫人正是我在周南女校的同学，大家见面都庆幸头颅没有下地。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叔父经日本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 　　一九三一年，我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到广东省蕉岭县中学教书。从当时贴出来的布告得知，叔父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同时我也从家人的来信得知，叔父的女儿在上海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只得寄养在他人处。 　　在长征途中，叔父又担负了总供给部长的重任。这时的我则四处奔波，东渡日本，辗转桂林，避居梅县。一九三七年叔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九三八年，我在梅县接到叔父从西安寄来的信，叔父那时兼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党代表，他要我和丈夫一同到延安革命根据地去。因当时我正怀孕，未能成行，而让我的侄子及其他亲属去了延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叔父荣任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站在毛泽东主席的旁边，参加开国大典。解放后，我一直在华南师院附中任教。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九年曾两次到北京去看望叔父。叔父由于积劳成疾，身体逐渐衰弱，但生活仍然很俭朴。一九六○年五月廿九日终因患心脏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叔父离开我们已二十三年多了，但他的光辉业绩永垂不朽!他那胸怀高洁，勤勤恳恳、清正廉明、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丘立才整理·原载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广州日报》)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