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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给我起名字

林用三

一九三九年，我出生在延安，生活在一位受人尊重的老人身边，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林老，这就是我的父亲林伯渠同志。我有哥哥和姐姐，他们有的在前线，有的住校学习，很少有时间生活在父亲的身边。在延安的窑洞里，只有我经常伴随着父亲。正象许许多多的家庭一样，父亲对孩子的亲昵疼爱，使孩子在长大以后，还经常沉醉于甜蜜的回忆之中。 　　父亲窑洞墙壁上歪七扭八的图画，是我的“杰作”；父亲戴的眼镜，断了一条腿，是我爬桌子取得的“战果”。这类的事，有好多，好多。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力的增强，留在我脑海里的，更多的是父亲的教导。印象之深，正象被辛勤园丁修剪过的小树，那去掉叉枝的斑痕，永不磨灭。 　　一九四五年秋天，我可以上学了，多叫人高兴啊!父亲送给我一个小小的土布书包，几枝铅笔，几个本子，对我说：“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长大了，就应该懂事了。今天让叔叔送你去，以后你就自己走。”父亲沉思了一会，接着说：“还要给你起个名字，就叫用三吧。用三就是三用：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我默记着父亲的教导，去上学了。 　　从我们住的窑洞到延安小学，要下一个大坡，再走一段平路。我每天来回跑四趟，这看看，那转转，新鲜极了，还交了一些小朋友，又认识了不少叔叔阿姨，成了一个“出名”的孩子了。那时候的延安，常常演秧歌戏，演出的时候，总是很热闹的。有一天放学，正赶上演秧歌戏，广场上围了好多好多人。我人小个子矮，怎么也挤不进去，急得在人们屁股后面来回转。可巧有几个认得我的叔叔，硬是把人墙扒开，把我塞了进去。戏散了，我随着人群哼着戏中的歌词，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迎面碰上来找我的警卫员叔叔，他一见我就说：“快回去，你爸爸让我来叫你哩!”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父亲的窑洞。父亲放下手中笔，叫我坐下，生气地问道：“你凭什么把别人挤开，自己坐到前排去看戏?”我本想申辩几句，转念一想，立刻明白了父亲生气的原因。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绝不可以有丝毫的特殊。——正是这样，我从小就开始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到大灶吃饭，一直和警卫员叔叔们睡在一起。我默默无语，再一次领受了父亲的责备，决心以后注意，再不惹父亲生气。 　　没过多久，一天放学，正赶上下大雨，同学们都回不了家，老师也很着急。我怕老师要送我，就偷偷地溜出了校门，冒着大雨往家跑。浇透雨水的黄土，可真难对付，一会“咬”掉了我的鞋，一会让我来个仰面朝天，等我跑到家的时候，早已经成了“泥球”。父亲疼爱地看着我，让警卫员叔叔快给我找来换洗的衣服，并对我说，“你去住校吧，过过集体生活，这样对你更好。”于是，我转到了抗日小学。 　　一九四六年，由于备战，我转到了离家百里以外的延安保小。第一次远离父亲，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这一年的暑假，他让警卫员叔叔来接我回家。我推门走进父亲的窑洞，只见他微笑着转过身来。我向他行了一个礼，说：“爸爸，我回来了。”他看着我说道：“好孩子，快过来，让我亲亲。”我立刻扑到他怀里，他抚弄着我的头，一股股暖流流过了我的全身。假期过得真快，父亲为我送别的时候说：“胡宗南就要进攻延安了，将来转移，你就跟着学校，我的事很多，照顾不了你，有老师管你们，我是放心的。”我明白父亲的话，但是并不完全理解父亲的用意。 　　不久，转移就要开始了。同学们都满有把握地说：“真的要转移了，爸爸会来接我的。”我可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知道父亲，我相信父亲的话，他是早就决定要我跟着学校转移的，但是我多么希望这时候能够见到他，哪怕是短短的几分钟也好。我曾独自一人站在山坡上，用含泪的双眼望着灰蒙蒙的通往延安的大路。我盼呀盼呀，终于盼来了父亲的消息。他让警卫员送来几百元边币，并让警卫员转告我，要听老师和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话，希望我争当转移中的行军模范。我那时候七岁，努力按照父亲的要求去作。我用双脚，走完了两千里路的行程，由延安来到了太行山。在行军中，参加了儿童团，被评为模范。 　　一九四八年，父亲把我接到西柏坡。久别重逢，我心里多么高兴啊!父亲表扬我说：“你长大了，也懂事多了。”是啊，我已经九岁了。长途行军的锻炼，克服了我身上的娇弱，我这才体会到父亲当初的用意。我们在一起没有几天，父亲又离开了我，前往东北，去执行中央委派的任务了。 　　一九四九年，我们这些小土包子随着学校进了北京城。多新鲜哪!电灯，电车、自来水，还有抽水马桶。有一次，父亲打趣地问我：“你是不是把抽水马桶塞起来洗脚?”我说：“没有，老师说了，那里面很脏，不能洗脚。”父亲又笑着问道：“听警卫员说，你们用去污粉洗衣服，是吗?”“这倒是真事，但是糟糕的是怎么也洗不干净。”父亲停住了笑声对我说：“洗衣服要用肥皂，不能用去污粉。这里面有科学，要弄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好好学习。学到真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 　　为了让我能够真正学到一点东西，父亲费了不少心血。常常抽空为我圈点大字，为我修改日记，还经常检查我的作业，了解我的学习成绩，有时候还让我唱一两支歌，考考我的音乐。一年、两年，父亲看出了我的志趣。有一次，父亲对我说：“看来你不是天才，也不十分聪明，但是只要努力，还是可以做一个好的技术人员。”确实，我参加过课外小组，做过潜艇模型，也做过通电就能转的电动机，也架起过矿石收音机，一件件都得到过父亲的赞许。 　　“你喜欢搞科学，也应该懂一点政治。”这是父亲说过多次的话。记得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就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说你行军的时候参加过斗地主，那你自己又算是什么阶级的人?”我想啊想，不知听谁说过，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于是我回答说：“我想我是小资产阶级。”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又问道：“你有什么财产?”我说：“我有被子、衣服。”父亲停住笑声慢慢地说：“这个道理，你们慢慢应该懂得，我们的被子、衣服、用品全是公家发的，哪一样也不是自己的，是老百姓给我们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人。作为无产阶级的人，就要为人民服务，作人民的勤务员。”我那时候虽然还不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我知道，那些勤勤恳恳、随叫随到的勤务员，都是非常好的叔叔。在延安，父亲让我向他们学习扫地除草，在北京，我向他们学习生炉子、洗衣服。难道父亲也是这样的勤务员吗?是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我想到他对任何事情都是做得那样认真仔细，大到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小到准时去参加我们小学生的家长会，为我们的墙报题写《红领巾》刊头，这不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勤务员吗! 　　父亲严于律己，也严于要求我们。北京的条件越来越好，可他仍然象在延安那样，让我们去食堂吃饭，从来不用汽车接送我们。我就是这样在父亲的指引下，由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小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了一定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 　　一九五三年，我小学毕业了，父亲让我通过升学考试去争取进自己理想的中学。我考上了一○一中学。这是一所还带有战时气氛的干部子弟学校，座落在北京西郊。父亲非常高兴，他送我上学的时候说：“你还年轻，还应该继续过集体生活。”在一○一中的校园里，我度过了自己的初中生活，加入了共青团。有一次。父亲问我：“听说你一直当班主席?”我说：“快两年了。”父亲继续问道：“是大家选的，还是老师指定的?”我说：“每个学期都选举，大家让我当，我也只好当。”父亲听了，严肃地说：“当班主席，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学会做工作。首先要自己做好，别人才能赞成你。你上小学的时候，记得当过卫生委员，我就很赞成，因为可以改一改你那用袖子擦鼻涕的坏习惯。做了工作，可别吹牛皮。我看你还算一帆风顺，可并不了解社会。初中毕业以后，你就考市里中学，过过走读生活，去了解了解社会吧。”我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在市里走读上高中，但是父亲让我了解社会，到底要了解些什么呢? 　　我由原来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来到了工人、市民的子弟中间，我才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了解了我和他们之间的生活差别。记得在一次团的生活会上，有人给我提了一条意见。说对我是“敬而远之”。我告诉了父亲，父亲说：“这意见提得好，说明你还没有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我有些不服气，争辩道：“他们不和我接近，我干嘛要和他们接近呢?”父亲有些生气了，用责备的口气说：“我看你越来越变了。你小时候，对老百姓的苦生活还有同情心，现在为什么就不同情了?他们能有你这样的条件吗?你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到你那些同学家里去看看呢?”我这才第一次去同学家作客，相比之下，我的生活条件要比他们好得多。我向父亲作了检查。父亲说：“我看你还是只爱和干部子弟交朋友，不喜欢和老百姓交朋友，他们当然不喜欢你，这就是脱离群众。你应该主动和他们交朋友，应该向他们好的地方学习。” 　　我生活在父亲的身边，父亲对我的关怀，绝不表现在对我的娇纵，而是表现在对我任何一点细小的过错，都决不放过。 　　一九五九年，我就要上大学了，父亲非常关心我的志愿。我说我想学航空。父亲同意我的想法，并说：“应该有个志向，也应该有胆量。中国革命进行了那么多年，才取得胜利，建设好这样的国家也绝不是容易的事。我只希望你能学到一些真正的本事，脚踏实地地做些工作，为国家建设出力。” 　　一九六○年，父亲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悲痛笼罩着我的心，我含泪站在父亲灵前宣誓：“一定要牢记您的教导，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一切力量。”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六年了。重温父亲的谆谆教诲，心中倍感亲切。我一定遵循父亲这些教导，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永远向前! 　　 怀念林伯渠同志/中共临澧县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