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贾拓夫 > 其他资料

深切缅怀贾拓夫同志

孙 作 宾

贾拓夫同志是陕西早期党、团组织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我和贾拓夫同志相识是在1933年5月，并在他的领导下参加了省委兵委的领导工作，从此开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仅将我在工作中接触到贾拓夫的一些事，作一片断回忆，以深切缅怀这位知心铮友和对革命事业卓有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 　　1932年12月初，依照中共陕西省委传达中央关于开展甘宁青工作的决定，我们在兰州成立了中共甘宁青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特委)，吴鸿宾任书记，我任军委书记，马豫章任组织部长，李慕愚任宣传部长，常黎夫任秘书长。翌年3、4月间，由特委组织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武装斗争中失败，我于5月间离开兰州，返回西安。 　　我返回西安后，为了使省委能够及时了解掌握甘宁青党的工作和几次组织发动兵变，开展武装斗争的失败情况，分别向省委领导人杜衡、代理军委书记贾拓夫作了汇报。拓夫对我们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在斗争中牺牲的同志深表悲痛。他说：“革命总会有牺牲，我们革命者不能怕牺牲，更不能因革命会有牺牲而不干革命；我们革命者也不要怕失败，革命的胜利或成功，都是从多次的失败中取得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关键是我们革命者要具有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听了拓夫一席之话，与以后在工作中的多次接触，深感他是一位政治上很坚定、很有水平的领导同志，也是一位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不多天，拓夫告我说：“经省委研究决定，你和窦文德、李慕愚3人参加省委兵委的领导工作，主要任务是在杨虎城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同时，他还给我介绍了扶风县李特森同志在西路开展兵运工作的情况，要我同李取得联系。 　　(二) 　　1933年7月28日，省委领导人袁岳栋(小章)、杜衡、贾拓夫等，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召开会议，研究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后的去向等问题时，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袁、杜被捕，贾拓夫等趁混乱之机逃离。据事后得知，拓夫脱险后，迅即通知省委机关转移，将袁、杜被捕事件即刻报告党、团中央并通知各地基层组织。这时，省委工作暂由贾拓夫、刘宗沛、窦文德研究决定。拓夫等同志这种临危不惧，沉着勇敢的革命精神，令人钦佩。 　　袁、杜被捕后，即叛党投敌，致使陕西党、团组织遭到空前破坏，中断了与党中央的联系，许多同志被敌杀害。此时，我因利用在杨虎城部三十八军任职的掩护而没有暴露身份。是年8、9月间的一天傍晚，原省委工作人员陈子敬和我取得联系并转告说：贾拓夫等多位同志在白露湾召开过一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省委破坏后的形势和党、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并拟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陈又说：“现在省委被破坏，你从甘肃回来不久，人们还不认识你，你又有孙蔚如(时任三十八军军长)的关系，掩护条件好，事先搞个临时组织活动，我也要去上海找中央联系汇报。”接着，陈将省委仅有的一架油印机和一些档案文件，交我妥慎保藏。听了陈所说的贾拓夫等多位同志在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与敌周旋，坚持革命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使我深受鼓舞。当时，我和史唯然(解放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曾发誓说：“我们如果被捕，决不投降，决不叛党；打死一个敌人够本，打死两个敌人还有长头；我们不能坐等，要用实际行动和中央联系。” 　　1933年9月，我分别和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余海丰、崔廷儒、胡振家、昝玉祥等取得联系，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形势，于是年10月初决定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余海丰任书记，我任组织，崔廷儒任秘书长，胡振家任军委，昝玉祥任宣传，刘雪琴任秘书，住机关。经与会同志研究，一致认为，不管政治形势多么严峻，都要以“收拾残局，联络同志，恢复组织，积蓄力量，支援苏区，配合红军，盼望中央”为方针开展工作。 　　(三) 　　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和我党提出的联合友党友军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先生恳望能够同我党和红军取得联系。 　　1935年12月间，杨派杜斌丞先生设法寻找陕西地下党负责人，他要亲自面谈十七路军愿同红军建立联系，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主张。杜通过乡友——原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长马豫章的关系，同我见面。杜向我转告了杨的上述主张和要求，也一再恳望我能同杨见面，并将杨的主张转告给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先生。我迅即将这一重大问题向高克林、崔廷儒作了通报。临时省委研究后认为，为了安全起见，应尽快派人将此事向中央汇报，根据中央的指示再决定能否与杨见面。据此商定由崔廷儒速赴陕北苏区向中央汇报，听取中央的指示。崔日夜兼程，于1936年2月间进入小关中时，恰好同中央南下工作团成员贾拓夫、鲁贲、张德生相遇。崔向贾拓夫等说明他此行的任务。由于贾拓夫是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成员，深知陕西地下党当前所处的艰险环境，为使临时省委组织领导工作不受影响，就向崔表示，关于杨虎城先生的建议和临时省委工作问题，由他们直接向中央报告，并要崔迅速返回西安，协力搞好临时省委的工作。 　　崔廷儒离开小关中时，还带回中央南下工作团给临时省委的一封密写信。因密写技术不好，字迹显示得十分模糊，连一句话也联不起来。然而，为了不失信于杨虎城、杜斌丞先生，我只好将密写信和王超北转交的中央关于抗日反蒋的指示信，一并送请杜先生阅看，并把我们派人赴陕北苏区向中央汇报的情况，转告他，恳望杜能将有关情况转陈杨先生。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贾拓夫等来西安工作，老战友重逢，我们的心情十分愉快。在交谈中，我曾同贾拓夫谈及这封密写信因字迹显示不出来而给工作带来困难等问题时，他说：“交崔捎的那封密写信，是鲁贲执笔写的。内容是：崔所谈的关于杨虎城之建议十分重要，由我们直接向中央报告。鉴于目前形势发展很快，情况舜息变化，要崔返回西安告临时省委，要设法在十七路军中深入开展党的抗日统战工作。”这说明贾拓夫等能从全局出发，主动承担任务，对做好白区地下党工作是十分关心的。 　　(四) 　　1936年12月初，我从中共陕甘工委驻地富县下寺湾，到党中央的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向李克农汇报了此行任务的完成情况。翌日，中央又派我执行交通员任务——带领张文彬、老于、王林等四五位同志到西安，再转赴天津、广州等地开展党的工作。我们到西安第3天，就爆发了由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旨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杨电邀，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抵达西安，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大计。为了秘密配合中共中央代表的工作，贾拓夫、张德生等亦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西安。这时，中央代表要临时省委崔廷儒负责解决好贾拓夫、张德生等几位同志的吃住和开展工作活动的据点问题。此事经我和崔廷儒、贾拓夫、谈国帆等同志反复研究，商定将临时省委、中央北方局驻西安联络站和中共渭北工委在西安活动的据点之一——西安北大街二府街二府园李焕卿家、十七路军参谋长王一山公馆，以及东木头市《古门日报》社余海丰家等处，同时作为贾拓夫等几位同志的秘密工作据点。在此期间，贾拓夫曾告我说：“余海丰对我很热情，他过去自首过，可靠不可靠?”我说：“余虽被捕自首过，但没有出卖组织的行为，对革命仍然很同情。”贾拓夫又说：“你能保证吗?”我说：“这点我负责，请放心吧!” 　　(五) 　　1936年12月25日，新的中共陕西省委成立，由贾拓夫任书记。新省委成立后，我和吕剑人、申敬之、汪锋等在省委军事部从事十七路军的抗日统战与党的建设工作，不再担任中央交通员。新省委成立以后，原临时省委即宣告结束，我和崔廷儒曾将临时省委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向贾拓夫作了介绍。他不止一次地表示：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同志们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之中，几次组织临时省委，坚持斗争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对此，我和崔廷儒等都感欣慰。 　　贾拓夫任省委书记后，我因工作关系，曾和他有过若干次的接触。他的那种孜孜不倦善于研究思考、进取求实的工作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彻底性、全面性以及深入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亦即高度的党性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据后来得知，在贾拓夫的积极倡导下，省委创办了《西北》杂志(周刊)。为了使这一刊物能够广泛地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动员组织抗日力量，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并与国民党陕西当局的倒行逆施行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贾拓夫经常根据形势的需要，以“关烽”的笔名在该刊发表文笔犀利的文章，获得了青年学生、各党派各界人士和革命群众的高度赞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央电示调我迅即赴兰州组建中共甘肃工委，并任工委书记，遵此，我到省委机关所在地——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出发事宜。在这时，恰好和彭德怀、贺龙、肖克、李一氓、彭加伦等相遇，贾拓夫将我向同志们一一作了介绍，相互握手问好，有说有笑，使我感到十分亲切、愉快。 　　(六) 　　1939年5月，党中央调我回延安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我从兰州到延安不几天，就向洛甫(张闻天)、李维汉和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工委日常工作的贾拓夫等，汇报了中共甘肃工委成立两年多来党的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及其经验教训。洛甫对我的工作汇报作了中肯赞许，表示基本满意，并对我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非法与合法斗争策略的相互交替运用上，以及争取、利用、改造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群众团体为我所用，以更广泛地、深入地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尚存在着胆子不够大，小心谨慎有余，放开手脚不足等问题，进行了诱导启发式地、耐心恳切地批评。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我表示心悦诚服。 　　汇报结束之后，贾拓夫对我说：“你今天对甘肃地下党工作的汇报，内容较全面充实，又有一定的经验，应将所汇报的内容，尽快地向西北工委、党中央写出书面报告，供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掌握甘肃地下党的工作情况。”我说：“要我口头汇报还可以，要我向西北工委和党中央写出书面报告，实在困难，写不好呀!”贾拓夫说：“对国民党统治区一个省的地下党工作，必须由书记写出书面报告，这是西北工委和党中央早已作出明文规定的事情。这是你应尽的责任。写报告有困难，写不好，不是什么理由，可一边写，一边修改，多写多改几遍就写出来了。这个过程既是总结工作经验教训，使其条理化的过程，也是个人提高的过程。”他的这一席话，使我再也无法推诿，就用了七八天时间，集中精力，苦苦思索，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终于将甘工委的工作总结报告写出来，并报送了西北工委和党中央，我才如释重负。 　　1985年6、7月间，正当各地准备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中共甘肃省委和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来到西安，送给我一份他们在中央档案馆复印的我在延安所写的《甘肃工委工作总结报告》，约我写一篇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文章。于是，我以追怀过去的心情，仔细地翻阅了这份复印件，并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甘肃的实践》为题进行构思时，清晰的回忆起46年前贾拓夫督促我一定要写好这份总结报告的认真、亲切、动人情景。这时，我对一位曾长期从事过档案专业及其教育工作的晚辈感慨地说：“这件甘工委的工作总结报告，是我当年调回延安不久，在贾拓夫一再督促下才写成的，要是没有他的督促我是写不出来的!想不到今天这件报告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七) 　　1939年6月至1941年夏初，我在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和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贾拓夫作为主持西北工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后又任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长兼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和我交淡工作、学习情况时，曾几次向我询问了解甘肃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的情况，尤其是他所谈的如何结合实际，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问题，很有见地。稍后得知，在此期间，贾拓夫为掌握第一手材料，曾多次与西北工委有关同志一道，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主要是回族和蒙古族)，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主持和参与撰写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调查报告。毛泽东主席在这两份《提纲》上作了“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的批注。说明这两份《提纲》很有水平，对当时党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或研究参考价值；又说明贾拓夫是执行毛主席所倡导的深入实际，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的模范。 　　(八) 　　1942年5、6月间，我由中共关中特委调回延安。贾拓夫、欧阳钦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我谈话：“依据中央和西北局的决定，派你担任中共甘宁工委书记，要尽快地到陇东分区庆阳组建甘宁工委机关，积极地开展甘、宁两省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我就向贾拓夫、欧阳钦说：“高岗现在是西北局的书记，此人曾先后整过蔡子伟、黄子祥、黄子文、李仰南、王伯栋、史唯然等许多好同志。1935年我在西安搞临时省委工作时，王伯栋从陕北苏区来西安和我联系，我俩在交谈中，我将自己拟动身赴陕北苏区之行告之。王当即劝阻我说：‘你不要到陕北苏区去。高岗曾多次地说西安地下党都是右派，你如去了，高麻子非整你不可!我就是因批评了高麻子的错误行为，被高麻子整得在苏区实在待不下去，才出来的。’所以，我不愿意担任甘宁工委书记，请组织能够考虑，另行给我分配工作。”贾拓夫等对我所申述的以上意见，不置可否，都强调说：“新成立的甘宁工委是党中央先行提出并作出决定的。它在组织上受党中央和西北局双重领导，中央由刘少奇同志分管，重大问题必须首先向刘少奇同志请示汇报后，才能作出决定。这些，我同欧阳钦同志已给刘少奇同志作过汇报，他是同意这样办的。你应按照组织决定，去搞好甘宁工委的工作。”听了贾拓夫、欧阳钦的以上谈话，我心里踏实了，就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分配，表示愿意赴庆阳负责组织好甘宁工委工作。 　　过了几天，当我要离开延安前夕，贾拓夫曾对我又说：“在研究讨论总结地下党组织工作情况、经验和制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时，我提出：我们的地下党员应钻进去，爬上去，钻得越深越好，爬得越高越好，才越好隐蔽，越好掩护，达到积蓄力量的目的。但有人却说我右了!?”我说：“你概括的这几条地下党组织工作经验，很符合实际，我虽有同感，就是没有你概括得好，怎么能说右?” 　　(九)  　　新中国成立后，贾拓夫在西北大区、国务院财经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我们曾有过几次接触交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我对贾拓夫长期处在“被作为右倾代表，屡遭批判，检讨没个完”的逆境之中，仍不放弃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精神十分钦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夏，北京的造反派几个人来到青海西宁，向我“调查”贾拓夫的所谓历史问题，我明确地告诉他们说：“贾拓夫30年代在西安搞地下党工作，很出色，中央是肯定的；解放后，他在西北和中央搞财经工作，得到陈云同志的称赞。其他情况，我一概不知。”然而，这几个造反派对我的回答却很厌烦，似乎不愿意听，突然地说：“贾拓夫是叛徒，已畏罪自杀了!?”对此，我当时岂能相信?但只好缄默不语。“文革”后期，当我确知贾拓夫被康生诬陷为“老反党分子”，遭到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们的疯狂残酷的迫害致死的惨景后，心情非常悲愤。 　　贾拓夫同志，安息吧!历史早已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出了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审判，并把他们所竭力推行的极“左”路线及其给中华大陆造成的浩劫，牢固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历史的使然。今天，全党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遵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的精神，进一步地清除且带有革命色彩的“左”倾思想观念束缚，迎接即将出现的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你如有知，当会含笑九泉! 　　(1992年6月24日)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