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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同志 好领导 ——怀念张德生同志

杨和亭

我是1942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开会时和张德生同志相识的。1945年参加党的“七大”时同在一个代表团。1949年甘肃解放后我们都到甘肃工作，他是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我在临夏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以后兼任临夏专区专员。1952年调任甘肃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还兼任甘肃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德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几年。德生同志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好同志、好领导，特别是我在临夏地区工作的那一段日子，德生同志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那时的临夏地区包括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大部地区和临潭县、临洮县、洮沙县，是回族、藏族、汉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土族等7个民族的杂居、聚居地区，人口80余万，有伊斯兰教、喇嘛教(黄教为主)、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寺庙星罗棋布，琼楼玉宇，辉煌壮观，多姿多彩，风格各异，显示出各个宗教的独特艺术和崇高地位。 　　该地区曾出过伪省主席11人，除金树仁是汉族外都是回民，80多名国民党军、师、旅长军官。 　　临夏又曾是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家族长期统治之地(历史人称五马的根据地)。他们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对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之外，千方百计染指宗教(宗教内部回族即有20多个教派，矛盾很深，藏族部落之间也有矛盾)，操纵教权，制造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利用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回汉族之间的矛盾。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已被赶下台的反动统治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妄图继续利用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联系散兵游勇(初解放时约有两千左右武装)与人民政权进行对抗。所以，解放初临夏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 　　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和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共甘肃省委和张德生同志根据临夏的特殊情况，要求地委把党的民族政策贯穿在一切工作之中，把民族工作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一环来抓，指出做好临夏的民族工作不仅对临夏的整个工作而且对甘肃全省的工作有重要意义。但是，正是在处理临夏的民族问题上，我们地委领导由于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经验，特别是没有少数民族工作经验，走了一段弯路，犯了简单急躁的错误。1949年10月至12月发生了不少回汉群众参加的武装冲突。张德生同志对此非常关心，及时委派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同志赴临夏，加强具体领导，平息骚动。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严重事件呢?客观上有民族、宗教矛盾的历史渊源，但主要是我们主观上对新解放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思想准备不够，对回民群众的思想情绪和特点缺乏深刻的了解，工作方法上照搬了汉族老解放区的一套经验，犯了“左”的、简单急躁的错误，主要表现是： 　　1.收枪问题。收缴散存在民间的枪支，是新解放区一项普通的政策，但在临夏却成了回汉群众武装冲突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临夏，民间散存的大量枪支，主要在回族群众手里，由于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了反动分子“保枪、保教、保命，防止汉族的报复”等欺骗宣传，拒绝向人民政府交出枪支。当时唯恐这些枪支被反动势力所利用，地委遂拟了由军分区司令部和专员公署颁发的收缴枪支布告，命令持枪者限期向人民政府交出枪支，结果更加引起了回民群众的恐惧和抵触。 　　2.民兵问题。组织民兵是汉族解放区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但在临夏却不是如此简单。当时一些同志的大民族主义思想错误地认为，在临夏回族居多，汉族为少，回民是压迫民族，汉族是被压迫民族，因而组织民兵时吸收的汉人多，有些地方给汉族人民配发了枪支，这就出现了一方面收回民的枪，一方面给汉民又发枪的敏感局面。加之一些地方对新组织起来的民兵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进行严格的训练，违反纪律报复回民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回民群众的不满和恐惧心理，说民兵和旧社会的“团练”一样。 　　3.剿匪问题。临夏的土匪成分比较复杂，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有之，而大多数是被反动分子利用民族矛盾欺骗裹胁为匪的回族群众。对于这里的剿匪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明确指示必须以招抚为主，但地委强调没有军事上的胜利就难以招抚，结果有的地方重视了军事行动，轻视了发动群众和政策攻势，再加上没有把剿匪和号召一般群众反正真正区别开来，分别对待，出现了个别地方一个民族打一个民族的现象。 　　4.对待回族上层人士问题。刚一解放，我们曾使用了一部分愿与人民政府合作共事的回族上层人士，他们在工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久，也出现了怕犯右的错误，地委便决定在群众中提出“反霸”的口号，收了一些上层人士的私枪，并向这些人士硬性借粮和推销公债，这就使得个别回族上层人士和我们疏远了，甚至有的暗中策动支持土匪与我们为敌。 　　临夏问题从发生到平息时间不长，但影响和损失却是很大的，地委干部的思想包袱都很重。1950年8月，张德生同志主持处理了这个问题，先后在全省地委书记联席会和第一次省党代表会议上讲了4条意见：1.“临夏地委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上的基本错误是没有真正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相反地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恰恰破坏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其性质是‘左’的急性病，是以简单急躁的方法，对待复杂的民族问题”。2．“临夏地委所犯的错误，地委固然有责任，但省委也要负责任”。“省委对于民族工作的策略步骤上，规定得不够明确，掌握得不够稳当，在若干重要问题上，轻率地搬运了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这主要表现在过早地，因而也是冒险地向临夏地委提出了‘反对勾结土匪的恶霸’和‘重点减租’的意见。在临夏地区收枪已经发生问题之后，省委不但未加坚决制止，反而修正并批准了临夏地委所拟的收枪布告。”“在民兵问题上，虽然给临夏地委指示”，“待群众发动起来后再组织，但未指明多民族地区如何才算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是不够明确的。”“当时已有的近千民兵，没有指示地委严格整训，也是有缺点的。”3．“临夏地委能够在临夏那样复杂的地区在短时期内基本平息了带有民族性的武装骚乱，这更是一个重大的成绩”。4．“进行少数民族工作，必须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反对轻率急躁情绪；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反对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把民族政策贯彻在各个部门一切工作中去。增强少数民族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德生同志的讲话一方面严厉地批评了地委工作中的失误，肯定了地委在处理临夏问题上的成绩，一方面主动承担了省委领导上的责任，指出了民族工作的总方针。他的这一讲话为全面做好临夏问题的善后工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德生同志对临夏地委的批评是严厉的，但对干部的组织处理却是在认真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前提下从宽的，给我以党内警告处分(以后省委决定撤销对我的警告处分的决定，并发了文件)，对其他有关同志也给了适当的处分。对我的处分，到现在我仍是心服口服的。 　　德生同志和甘肃省委在帮助临夏地委总结临夏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接着领导我们充分发动群众，搞好民族团结，慎重地进行土改运动，取得了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初，因考虑到临夏是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工作一直没有开展，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深入群众，发动回汉群众，广泛开展民族团结的各种形式的会议，取得剿匪、镇反、生产救灾、抗美援朝、减租减息等运动的胜利，社会秩序渐渐稳定，民族关系日益融洽，广大农牧民对土地的要求普遍强烈起来，到1951年后半年就全面铺开了土改工作。对临夏地区的土地改革，中共中央、西北局、甘肃省委都十分关注。西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齐集兰州安排部署。习仲勋同志说：“临夏地区的土改，必须认真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做好民族团结是搞好土改和一切工作的关键。在土改中要保存富农经济，而且怕‘左’不怕右。”张德生同志就临夏土改的方针政策、策略步骤作了详细的指示，省委专为临夏的土改工作作出了12条规定，要求严格按照政策法令办事，在增进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有秩序地进行土改。西北局组成有百余人的土改工作队，由王振邦同志带队进入各地，一直把土改搞完才撤走。中央民委和西北民委组织北京等地有名声的宗教人士和民族上层人士到临夏地区参加土改工作。遵此精神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做法。例如在诉苦、划分阶级、组织说理斗争、没收分配财产中，均以本民族干部领导为主，本民族群众为主，既照顾了民族感情，利于民族团结，又堵塞了反动分子进行挑拨离间的空隙，分配胜利果实时则在“天下农民是一家，各民族农民是一家”的合作口号之下，互助互让，互相尊重，不分民族按照贫苦程度公平合理分配，各民族群众都满意；对于地主出身而又参加人民政府工作的民主人士，主要是采取和平或者“谈判方式”来解决，其中群众要求斗争的罪恶重大者进行缺席控诉，同时教育农民适当让步，既不伤感情，又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同时也教育了本人；对于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宗教人士，仍按宗教职业者对待，其中历史上有血债民愤较大的在不诉苦、不斗争对其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规劝其赔偿农民的损失；喇嘛教寺院的土地“坚决不动”。回族宗教的土地自愿献出者，经农会协商同意后接收分配。临夏地区的土改1952年6月胜利结束，临夏土改的一些经验还被西北局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张德生同志重视民族工作。他曾说，在甘肃做工作事无大小都要与民族工作联系起来，要切实实现各族人民的平等团结，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在临夏工作那一段，德生同志对藏族地区的工作也是关怀备至，多次到藏区调查了解情况，召集喇嘛、和尚、牧民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1952年我调任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兼省民委副主任。这一年的伊斯兰教古尔邦节，统战部提出由省委领导同志带队给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拜年，有的同志想不通，德生同志不仅给这些人做思想工作，而且带头参加。这个举动虽然只是向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致意的一件小事，但影响很大。它说明了德生同志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广大信教回民认为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真正落实了，非常满意。 　　德生同志是位善解人意关心人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不仅对自己的下属关心帮助，就是对与自己职务、级别相当的同志也是如此。他善于处理协调同这些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把意见矛盾及时化解。表现了德生同志崇高的个人品质。 　　今年我已届85岁高龄，许多往事已经记得不大准确，或有模糊遗忘，但德生同志留给我的记忆仍然清晰可见。我始终非常怀念他!  　　(1995年1月20日于西安)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