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张德生 > 其他资料

回忆德生同志的几件小事

赵均平

1956年9月，张德生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为了迎接八大第二次会议，德生同志从1957年冬天就开始思考酝酿在八大二次会上发言的主题思想。这期间，他一面照常召开省委常委例会，推动日常工作，一面花了大量精力，翻阅党的文件，重温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内部讲话，并且邀集各方面的同志，或促膝深淡，或集体讨论，直到1958年初，他才初步确定了发言的主题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调动亿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年初春的一天黄昏，他在院子转了几圈，便邀我同他下一盘棋。德生同志多年来一直集中精力于工作，甚至闲暇时间也在思考问题，很少参加娱乐活动。我不懂得下棋，只能勉强“走走步子”，为了不扫他的兴致，同时，我知道他的棋艺并不过人，有时上小学的孩子缠着他下棋，他还输过，于是我便放心大胆地同他对奕。一盘棋下来，没离坐位，他又谈起了“发言稿”。我脱口而出，说：“主题思想很好，但下笔颇难。”他很认真地问：“怎么个下笔颇难呢?”我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等，这些基本的东西写起来恐很难写出新意来，弄得不好，就写得很平淡，没有特色。他“噢”了一声，站起来说：“现在还不到动笔的时候，到时候组织个写作班子，一定要写好。”此后，他又把这个主题思想，拿去同一些身经百战，资历很深的老同志商量，虚心请教。 　　后来，省委副秘书长朱平、毛岚两同志成为写作班子的主要成员，我也身在其中。初稿出来后，德生同志亲自主持讨论研究，不包括小修小改，文字润色，校正标点符号等，单是从深化主题，调整结构等方面进行步步深入的大修改，就搞了17次之多，直到临去开会，还请专家就标点符号是否规范，逐个作了校正。由于精心组织，精心起草，发言稿终于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5月间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后，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接着可以说在各方面引起了轰动效应。会后，他的发言稿在国外被多种文字翻译转载，在国内还被节录在大、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上。 　　1957年四五月间，党内整风运动刚开始，中共彬县县委有同志写来一封信，批评省委张德生书记头一年秋天去彬县时，因为汽车进不了县委的大门，结果便把大门内的一个用砖砌起来的照壁拆掉了。德生同志看了这封信以后，把我喊去，十分严肃地问：“你知道吗?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乡为什么要人家拆照壁呢!”我仔细地看完信件，回忆了一下，便对德生同志解释说：“这个事情有很大出入。” 　　彬县县委的院墙紧临大街，县委的大门是砖墙上修着一个很大的门洞，距门墙大约一米左右，用砖在院内砌起一个同院墙平行的照壁。站在大街上向门内望去，有照壁遮掩，这大概是修照壁的用意。但这个照壁距门墙太近，莫说汽车进不去，架子车也难出入，只能推着自行车通过。当然，那时县上自行车也不多，县城的主要交通靠步行。我们当天下午到达时，车子停在大门外边，因为那时县上很多人没有见过“小卧车”，所以许多群众纷纷来，站在远处看新鲜。这时，县委有同志主张，干脆把照壁拆掉，让汽车开进来。县委同志在商议中间，警卫员来告诉了我，我立即去对县委书记说：“绝对不能把照壁拆掉。”县委书记解释说：“这个门和照壁都是解放前修的，现在不适应了，平时拉煤运粮很不方便，我们早就打算拆掉照壁了”。我仍然阻挡，说：“不管什么原因，也不管县委怎么定的，反正不能拆掉。”接着，我问他：“车子停在大街上，也妨碍群众行走，别处有没有个什么地方停车?”他说公安局有个院子，车子也能开进去。以后车子便停在公安局大院了。 　　我回忆了这个过程，也请德生同志想一下，我说：“咱们走的时候，县委大门里的照壁不是完整无缺地竖在那里吗?我们是在大街上上的车啊。”他想了一下，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咱们走后人家把照壁拆了。”我说：“有这个可能。”停了一下，德生同志十分严肃地说：“即使这样，也要检讨。因为拆照壁是由咱们引出来的。你想，没有照壁，人们站在大街上不是把县委院子看得一清二楚吗!这不好，我没想到这些事，你也粗心大意。” 　　这件事对我教训很深。我原以为拆照壁不怪我们，谁知道最后还得检讨。事后我同秘书长谈起这件事时还有些抱屈，秘书长笑了笑说：“这正是你年轻缺乏经验的地方啊!”他解释说：你只从拆照壁的是非和责任上考虑，这样当然你没有啥了，可德生同志考虑的是拆了照壁县委活动方便不方便，这件事会不会影响省委在基层、在群众中的威望。 　　1958年5月间，德生同志在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时，要我在会议期间，打电话约请某部一位副部长同他见面。后来我从中央组织部打来的电话中，获悉是准备调这位副部长到陕西工作。当时这位同志不在北京，又经过多次电话追踪，才在太原找到这位正在基层检查指导工作的同志。由于不能面谈，只好约请他们在电话上长谈了一次，事后不久，这位同志欣然奉调来陕，在陕西工作多年，贡献颇多。在此前后，他还从中央其他经济部门要来了一批政治坚强，思想锐敏，懂得经济，作风严谨的省级领导干部，对于发展陕西地方经济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德生同志是1965年患肝癌病故的。只是在他谢世以后很久，我才意识到实际上早在1957年前后他就开始患肝病，可惜当时的诊断手段落后，加上他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始终对病症不在意，没有及时发现，等到最后由一个盲人按摩师在右腹部摸到癌肿瘤时，已到晚期，无法救药。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教训。在1958年，记得一次他连续发病，肚胀，食量减少，浑身无力。开始在省医院住院治疗，主要是服用中药汤剂，经过三四天的调理，症状稍有减轻，他便立即出院工作，谁来劝阻都不行。但工作几天后，又感到体力难支，于是便到长安县常宁宫干部疗养院去疗养，这次去住的时间稍长一些，但也只七八天，便又匆匆出院上班，谁知过了不到半个月，他便精疲力尽了。这次我下决心要动员他住院治疗。为此，我请来了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还请来了卫生厅长、省医院院长等，屋子里站了一大堆人，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有的说无论如何要继续治病，并且解释说，一般中医大夫治病，最初用药都有一个“投石问路”的过程，通过初步用药检验，还要不断调整方剂，因此，希望他继续住院治疗。有的主张接受西医系统地全面检查，一定要查明究竟是什么病，才能对症下药。大家说了许多，他一直微笑着听着，等到大家都没有什么新的话要陈述的时候，他慢悠悠地说：“你们都是好心好意，谢谢你们。可是，我没什么病呀!只不过有点累，休息一下就好了。”接着便问：“今天是怎么回事，你们都跑来了?”我正准备说明是我请大家来的时候，秘书长抢先说：“因为你的病没有好，就出了医院，去疗养也没有完成一个疗养期，省医院和常宁宫疗养院都有意见，报告了卫生厅，这样大家都来了。”接着秘书长立即反守为攻，说：“没有病，有点累，不治疗也应当疗养呀!”并且说：“常宁宫不行，一个是距离太近，工作难以脱身，一个是那里住的都是老同志，认识人太多，去了也休息不了。我主张你干脆去北戴河疗养一段，让身体好好恢复一下，再回来上班，怎么样?”这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主意好，应当好好疗养一下。德生同志没有表态，坐在那里沉思起来，秘书长以为他基本同意了，便高兴地说：“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由我们给中央办公厅报告，请他们安排一下?”德生同志立即举起手阻拦，说：“不，不。”接着，要我立即要电话，他要同周总理通话，大家不约而同地喜形于色。那时，德生同志办公室有一部直通中央的电话，我拿起话筒先问总理在不在办公室，对方回答在时，我说：“陕西省委张德生同志请总理讲话”，电话立即接通。谁知他拿起话筒，精神便立刻振奋起来，在电话上向总理道了问候之后，一再表示自己身体很好。这时，大家才面面相觑，弄清楚德生同志并没有接受外出疗养的建议。当他同总理谈起工作时，秘书长招招手，示意大家蹑手蹑脚地离开办公室。他向总理十分简要地汇报了陕西工作总的形势后，说陕西是老革命根据地，老干部多，好处是革命传统容易发扬光大，但同时有个缺陷，即懂得现代化工业经济的人不多，这是陕西地方工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要求将在某省一个油田工作的一位陕西籍高级干部调回陕西，弥补陕西领导干部的不足等等。过了两三个月，这位同志便调到陕西担任主管工业交通的副省长。 　　德生同志虽然去世将近30年了，但人们一直崇敬他的人品，怀念他对党的贡献，特别是对他用人不讲亲疏，唯才是举，始终从工作需要从发，到五湖四海选聘贤良，津津乐道，备加赞扬。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点历史事实。 　　有一年夏季，一天晚饭后，德生同志要我同他到省委机关各个院落去散步。这些院落是由大街和小巷相隔开，又相对集中在建国路南什字和信义巷周围。所到之处，我对每个院落都一一作了介绍，他也很感兴趣。我虽然是省委成立时来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但由于人员不断增加，加之办公和住宿也不集中，机关的大部分同志我不认识。但仍然在途中遇到一些他或我认识的同志。他认识的，就站一会儿，问长问短，我认识他不认识的，我边走边打招呼时，他也非常谦和地向同志们笑着点点头。 　　接着一天晚饭后，他兴致勃勃地要我同他上街去走走，我问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他说到钟楼去。于是，我便喊通讯员打电话叫警卫员，要车。他摆摆手说：“不要，都不要，咱俩散步到大差市，坐公共汽车!”我说：“那怎么行?”他十分郑重地问：“你说怎么不行?”我争辩道：“公安保卫部门有规定，候补中委以上领导同志出门，一定要带警卫员。”他反问道：“有这个规定吗?为什么要作这个规定?”我只坚持解释说：“确实有这个规定。如果不按规定办，党政机关保卫队有意见。”他稍加迟疑，便笑着说：“公安机关清规戒律多得很，要相信绝大多数是好人。”我插嘴争辩说：“万一碰上个坏人，有了问题可交待不了啊!”他仍然笑着说：“不会的，绝不会有问题。”并且说着说着就要出我们宿舍小院的门。我看阻挡不住，给通讯员交待了一句，叫他立即打电话通知政保队，便跟着追出小院，在他走出雍村大门以前同他走在一起，并且心想尽量走慢点，拖点时间，等候警卫员赶来。那时，政保队驻在新城省政府里面，已往德生同志外出，都是事前打电话通知政保队，警卫员按时赶到执行任务。不久前，中央一次开会时，毛主席讲话中曾谈到提倡各地领导同志到群众中去走一走。我理解：“到群众中去走一走”，是有准备有安排地去，没想到德生同志要单独去上街挤公共汽车。我陪着他走在大街上，十分紧张，左等右等不见警卫员来，心急如焚。他却心情舒畅，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你看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不是很好吗!早该这样出来了。”他发现我无意同他说话，虽然同他紧紧地走在一起，却不停地东张西望，便问：“你在张望什么?”我说：“我看虎子(我们习惯叫警卫员的小名)来了没有。”他问：“你什么时候叫虎子了?”我说：“临出门的时候，我托人打电话叫了。”他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转一下就回去了，叫虎子干啥，多此一举。” 　　还有一次，他去北京开会，按规定我们事前连同警卫员的火车票都已买好了，但在临动身前，他坚决不带警卫员。我反复陈述了公安保卫部门的规定，他还是坚持己见，没办法，我打电话请来秘书长，说来说去，他仍然不同意警卫员去。后来，我把政保队长、公安厅长也前后找来，同他讲规定，他寸步不让，最后有些生气地说：“我是去中央开会嘛，还怕不安全?你们说说去中央开会，一定要带警卫员是啥道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是这个意思，是路途中间。”他仍然坚持说：“火车上有啥问题，到北京下了车，中央办公厅就有人在车站上接，有啥问题。你们总是不相信群众，疑神疑鬼的。”我看他生气了，便摆手招呼大家告辞。政保队长出来后又到我办公室问：“你叫大家出来，事情怎么办?”并且吐吐舌头说：“我的妈呀!不带警卫员，出了问题，谁负得起这个责任!”最后，我想了个办法，叫政保队立即给警卫员换车票。本来的票位，是德生同志、我和警卫员同在一个软卧包厢，现在立即去把警卫员的票，换在同软卧车箱紧连的一节硬卧车上，并且给警卫员交待，沿途他只和乘警联系，不要露面。事情这样办了，但这是我们自行安排的，一直不敢让他知道。 　　(1993年1月20日)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