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张德生 > 其他资料

在德生同志身边工作的回忆

王志强

解放战争时期，张德生同志先后在西北野战兵团、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当副主任。他的任务主要是做地方工作。 　　1948年出击西府时，张德生同志随彭德怀司令员一起行动，部队一到驻地他就忙着找地下党的同志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指示我们的地下同志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合法组织做工作，发动群众支援我们的部队。 　　1948年秋至1949年春，我军在渭北先后发动了澄合战役、荔北战役、蒲城的永丰战役及春季攻势，基本攻占了渭北地区。在此期间，我多次见张德生同志亲自主持群众大会，站在旷地里宣传我们党的政策，有时找农民个别谈话。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张德生等同志住在西华门国民党的省粮赋处的院子里。德生同志直接领导随军工作团，工作团里的干部大都是从老区调来的地方干部，是到新区担任地方领导工作的。 　　1949年7月打罢扶眉战役，一野主力继续西进。到平凉，孙作宾同志来到一野政治部，常同张德生一起活动，到了兰州我才知道他俩是新成立的中共甘肃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张为书记，孙为副书记。张德生还是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他又是第二副主席，还是甘肃军区的政委，工作头绪很多。他很辛苦，在机关，几乎每天得熬到后半夜二三点钟才睡。一天他刚刚睡下，我看到电铃的牌子掉下来了，赶忙跑到他的房子里，见他抱着肚子坐在床上。我先请了孟服南同志，后去请医生。医生来了，他说胃疼得实在受不了。给吃药治疗后，他第二天照常主持召开省委会议。他常到下边去调查，陇南的大山区，甘南的高寒游牧区，河西走廊的戈壁滩，甘肃新疆交界的沙漠，都去过，到藏民、回民、蒙古牧民家里问寒问暖。有一次去夏河，德生同志和省人民政府第三副主席马鸿宾同座一辆车，马是回族，起义将领，俩人坐在车上共商如何做好临夏的回族工作。到了夏河，黄正清在那里等着，黄是藏族，也是起义将领，他们一起去拉不楞寺，一起召开各界座谈会，做藏族和藏区的工作。 　　1954年上半年，张德生同志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的部长，下半年接潘自力的手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德生同志到陕西工作，正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他常对我们说，农民几千年来是私有者，现在自觉自愿地带着土地、牲口、农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长期坚持对农民进行教育的结果，应当爱护保护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处理好农业社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他多次深入到农业社具体调查，召集区乡干部座谈，召集地县领导干部座谈，回到省上又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讨论，制订具体的办法，有的发了文件，有的登了报。对那些具体政策我不大懂，但德生同志执行政策的严肃认真作风我是懂得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德生同志是个老实人，说话办事实在。1958年，一位先进农业合作社的主任去北京开会，行前德生同志对他说：你们社的小麦亩产已经上千了，实在地说不低了，到北京后要实事求是，不要放大炮，说那些办不到的话、办不到的事。那位同志到京后，顶不住会上的“高产风”的压力，说了大话，登在报纸上，德生同志看后很不满意，待那位同志回省后又去人民大厦看他，在问明情况后，一再告诫，已经说了就算了，今后不能再冒说了。 　　张德生同志很尊敬在生产第一线劳动的工农群众。纺织女工赵梦桃同志因病住在陆军医院治疗，一天，德生同志去医院探望，握着赵梦桃的手，弯着腰，轻声地说：“您是纺织工人的光辉榜样，我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来看望您，向您表示亲切的慰问，同志们希望您早日康复，重回生产第一线。”这时赵梦桃同志的病已经不轻了，她半起身子，紧紧握住德生同志的手，满眼泪花，说她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省委和省政府的关怀，配合医生治病。在回来的路上，德生同志说，赵梦桃同志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型工人，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大家都应该向赵梦桃同志学习。后来德生同志还为此专门写了文章，登在《陕西日报》上，号召全省人民向赵梦桃同志学习。 　　张德生同志也很关心烈士的遗属。一次他到汉中下乡，由县委统战部长陪着登门拜访一位烈士的遗孀。这位大嫂不在家，去了城固。德生同志到城固后没有忘记这件事，登门慰问了这位烈士夫人。德生同志对我们说，这位大嫂的丈夫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她的家里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包括他在内，在汉中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都在这位大嫂的家里住过，受过她的关照和掩护。德生同志对我们说，革命的胜利是无数的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忘了烈士，不能忘了烈士的亲属，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安排好生产、生活和学习。 　　张德生同志还有很高的革命警觉性。1955年1月初的一天下午，德生同志去拜访即将到民盟中央工作的原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杨明轩同志，我和段明发同志也跟了去。我们到时，杨老正在会客室接待一个来访者，他见德生同志来了，介绍说来访者叫李万铭，安康人。我和段明发见他们3人闲谈起来，就退出来到杨老的警卫员王天民同志处聊天。过了一会，李万铭先出来，他穿一身旧军棉服，走路有点跛，王天民指给我们说，这个人来时自我介绍他是军参谋长兼师长。又过了一会，德生同志从杨老的会客室出来了，一回到雍村，就让我给他挂兰州的电话，找军区廖汉生政委。电话接通了，德生同志说：“有个叫李万铭的人，自称是十二军参谋长兼三十五师师长，奉中央军委命令去兰州商谈重要军务，现在西安，他自报家门去拜访杨明轩副主席，我刚从杨老那里回来，杨老说他不认识此人，我和杨老都觉得这个人的说话多有矛盾，军区近期是否要开重要会议?廖政委在电话上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还说此人可能是个骗子。德生同志初步有了个底，便立即请来几个同志商量，将此事交公安厅，经侦察，揭露了这个大政治骗子，这就是五十年代轰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著名剧作家老舍写了《西望长安》话剧，无情地鞭挞了李万铭这个政治骗子，也无情地揭露了那些在胜利面前丧夫警惕和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 　　张德生同志的廉洁作风对我的影响和教育更深。德生同志初到甘肃那个时候，一些藏族头人来见他，常赠送一些鹿茸、麝香等名贵中药材，甚至还有赠银元的。他先是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婉言拒收，实再不收不行的，他就让我和他的司机高志诚一起，送交办公厅行政处，上缴大公。西安玻璃厂有个干部来看德生同志，德生同志外出不在，那位同志走时留了一点从家乡带来的土蜂蜜。德生同志回来批评了收下蜂蜜的公务员，让我拿着退给人家。大约在生活仍很困难的1963年初，由于德生同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办公厅行政处从机关农场的生产粮中，给他分了两袋面，但他自己没用，全交给机关食堂公用了。有一年从澳门来了一位客人，本当由公家宴请，由于德生同志青年时期同这位客人有过来往，便请到他的家里吃了一顿陕北的家常便饭，给公家节省了开支。 　　张德生同志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要求很严格，首先从政治上关心同志们。我的文化程度低，在他的安排下，我在省文化干部学校学习了3年。毕业回来，德生同志又让到省委行政处学开汽车，学修理汽车，干了1年多，才又回到他的身边作行政秘书。 　　1964年7月，德生同志住进了北京医院进行检查，由中央保健局负责组织专家会诊。傅连暲局长和各位专家商定，剖腹探查。结果打开一看，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肿瘤，取出了一个核桃大小的切片检查，是腺癌，腹内有许多水，抽出200CC，又放进了些抗癌药，对心、肺、肝、胆都进行了手摸检查，胆上有10公分大的疙瘩，直肠两边也有10公分大的两个疙瘩，专家们说已到晚期了，多则两个月，少就很难说了。我听了这话，真是晴天霹雳，十分难受，止不住泪水流了下来。关腹后，德生同志苏醒过来，他说：“请将真实病情告诉我。请报告中央，我要回陕西去，不能将时间消磨在病床上。”“请报告中央派人接替我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正在北京开会，他向中央报告了德生同志的病情和请求。刘澜涛书记到医院来看德生同志，说：“毛主席、刘主席、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都很关心你的病，请你好好养病，中央同意你的请求。” 　　手术后两周，德生同志乘飞机回到西安，住在省人民医院。当天他就提出要开省委常委会议，在同志们的劝阻下没有开。他才休息了几天，就在省医院南院会议室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先是省委常委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个班子，有外地来的同志，也有在本地工作多年的同志，外地来的同志有外地的工作经验，本地的同志有本地的工作经验，请同志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团结，共同奋斗，把陕西的工作做好。”医护人员都很爱护他敬重他，洪护士长去请他休息，他说“时间不多了”，这样一直讲了3个半小时。第二天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他又讲了3个小时的话。后来德生同志搬到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大约过了20天左右，他给大夫说：“肚子疼呀!难以忍受。”大夫开会研究，再次作了手术。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已经不能进食了，一直睡在床上，靠输液、输血维持生命。1965年过春节时，给他包了6个小小的饺子，他只是在嘴里嚼了嚼又吐了出来。他的爱人王文同志到他的身边，他说：“我死后，医学上需要全部尸体给全部，需要部分给部分，谁都不能阻挡。不要给组织提任何要求。”这些话他给来的亲属不知讲了多少遍。在德生同志的重病期间，许多同志要来看他，我怕影响他的治疗，想婉言拒绝，他说：“叫来吧，我的时间不多了。”刘国声同志来看他，他握着刘国声同志的手说：“我对不起你。”刘说：“不怪你……” 　　在德生同志的重病期间，医护人员辛辛苦苦想尽了办法，终于抢救无效，1965年3月4日下午6时，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陕西失去了一个好省委书记，我失去了一个好老师，十分悲痛。他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1995年3月28日)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