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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区风云 血战七里坪

江英

1932年，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妄图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两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以何成浚指挥的左路军专门对付湘鄂西苏区，中路和右路军全力负责“围剿”鄂豫皖苏区。敌总兵力共26个师又5个旅，约30余万人，另有4个航空队。敌战术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编组保甲，实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反动地方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反攻倒算，以配合其军事进攻。 　　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即将展开，徐向前向鄂豫皖分局提出建议，立即进行反“围剿”准备，以对付敌人的进攻。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被近年来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他提出红军当前的作战计划是：第一步进逼罗山，破坏京汉路，并歼灭新到这一带的敌军；第二步，沿京汉路南下，歼灭宋埠、黄陂一线之敌，威逼武汉。 　　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徐向前率领红军主力由潢川地区西进。他一再提出建议，停止在京汉路的作战行动，部队集结休整。张国焘就是不同意。张国焘提出，红军要实施不停顿的进攻，夺取麻城，威逼武汉。当时，还有人提出，国民党军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是“偏师”，新的“围剿”不会来临。徐向前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我们打的多是国民党的杂牌军，黄埔系精锐部队还没拿出来，怎么能是“偏师”呢?然而，张国焘坚持他的看法，要红军围攻麻城。红军包围麻城后，由于敌城防坚固，久攻不下。 　　红军一系列作战行动，虽然给敌人以一定的打击。但并未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正当徐向前率领红军主力围攻麻城的时候，东线敌军向我霍邱县城进犯。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率部坚守霍邱县城。在敌人以飞机、火炮为掩护发起的猛攻下，城外失守。敌攻入城内，红军展开巷战，终因众寡悬殊，一个团的守城部队全部损失。矿继勋利用夜色脱险。 　　与此同时，西线敌陈继承纵队由罗山地区南犯，卫立煌纵队由孝感地区向西推进。张国焘无视严重敌情，令红军再次围攻麻城。 　　这时，国民党军开始向苏区大举进攻，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拉开战幕。国民党军这次发动的“围剿”，动用了大批“王牌”部队，从北线、东线和西线逼近根据地中心区域。蒋介石要求各部队疾速深入根据地中心区，逼迫红军于一隅而歼灭之；命令担任主攻的陈继承纵队占领七里坪。张国焘这时感到局势严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于是决定放弃围攻麻城的计划，要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主力星夜向西转移，迎击敌军。 　　红军主力赶到黄安地区，敌已筑好工事固守。徐向前让部队原地休息准备战斗。这时，有情报说，敌人正向红军两翼迂回。徐向前向张国焘、陈昌浩提出，部队立即转移。经过争论，这才决定：部队连夜撤出，向七里坪转移，再寻找机会打击陈继承纵队。 　　七里坪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当地群众久经革命战争的锻炼，对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忠贞不渝。在群众支持下，红军参战部队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飞机的轮番轰炸，徒涉倒水河，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斗的激烈程度，为鄂豫皖苏区前所未有。徐向前在山上指挥战斗。两军厮杀在敌前沿阵地，白刃格斗，杀声震天，扭打成一团，致使敌军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作用。七里坪作战，虽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同时，也使红军受到重大伤亡和消耗，继续处于被动地位，反“围剿”形势日趋严重。 　　七里坪战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北移檀树岗、新集。9月3日，敌陈继承、张钫两纵队5个旅进犯新集。红四方面军主力与敌激战后，向皖西转移。在向皖西转移途中，鄂豫皖中央分局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战况。中央复电，“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隐蔽我主力目标，严格的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然而，当时已失去了执行这一指示的条件。张国焘面对敌人重兵分路合进，决定红军退出汤家汇及金家寨，转至英山苏区燕子河一带。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回到黄安地区。这时红军主力转战两个月，在苏区内兜了一个大圈子，没能粉碎敌人之“围剿”。作战中，红二十五军的蔡申熙也牺牲了。 　　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区域已被敌人占领，红军处境更加困难。在敌人紧逼的情况下，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张国焘认为，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才能保存红军的力量；沈泽民提出，红军主力不应脱离苏区，应该留下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以待时机。徐向前不赞成上述两种意见，主张红军主力拉出苏区去打，待机重返苏区。最后决定：留下一个师和地方武装，由沈泽民负责，坚持游击战争，方面军总指挥部率主力跳出苏区，到平汉铁路以西活动。 　　第四次反“围剿”，从8月上旬开始到10月中旬为止，红军苦战两月，歼敌万余人，终未能扭转战局，遭到了失败。徐向前总结失败的教训，认为，主要是：第一，错误地估计了客观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盲目轻敌，丧失了主动地位。第二未采取避强击弱、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因而未能形成战役优势。第三，王明路线的推行，搞得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