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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肃反”——杨光华和他的“肃反”报告

刘树发，王小平

湘鄂西“肃反”的具体起因是以逼供信办法审讯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张锡侯。他供出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某些人有勾结，准备在5月18日举行暴动。因此，又逮捕被供出的人，再逼供，成为“改组派”的人就供得越来越多了。同时，关向应在红三军军部驻地吴堰岭审讯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时，供出了“红三军中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招出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一批师、团、营干部。“肃反”从此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展开了。 　　身为红三军军长的贺龙见到他的部下不断地因“改组派”名义被捕，而捕人却从不通知他，更不与他商量。有时，正在作战，夏曦从后方派人带一个抓人条子交给在前方的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关只能执行，却也不与贺龙商量。1932年12月19日，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承认：“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负责同志与省委少数负责人和省保卫局长共同决定。”由于省委一些领导人及保卫局局长也被“肃反”肃掉了，就这样，杀一批，换一批，再杀一批，再换一批，所以，不久就变成由夏曦一个人决定就执行的局面。 　　为了准确阐明第一次大规模“肃反”的情况，这里引用当时担任湘鄂西省委书记、“肃反”主要主持人之一的杨光华在1932年12月19日所写的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写着：分局决定在“肃反”中对红军中的营以上干部，地方政权中的区委书记以上干部是不准“自首”的。也就是他们只要当成“改组派”而被捕，唯一的路就是被处死。这个决定是由夏曦主持制定的，“只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政委知道”。对其他人一律保密，其中包括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中央分局委员贺龙在内。《报告》中还写着：“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沔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嫌疑分子外，其余全部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个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的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 　　杨光华这份向中央的报告是湘鄂西苏区第一次大规模进行“肃反”后的当年写的，也就是洪湖苏区斗争失败，杨光华单身离开洪湖到达上海后住进中央机关时所写的，与展开“肃反”的时间相距很近，他又是除夏曦之外参与主持“肃反”的省委书记，因此，他所写的这份万余言的报告无论从事实和观点上都是符合当时“肃反”扩大化情况的。 　　贺龙在谈到杨光华时说：“杨光华同志对一些错误是有责任的。他是省委书记，为什么省委要作决定取消红三军军部，改编红三军为五大团?为什么江南失败省委要作决定处分段德昌与陈培荫呢?在建党、土改方面的错误，杨也有责任。在‘肃反’问题上，杨的观点很坏，他是‘肃反’三人小组的一员，他应该写一点材料。” 　　后来，在1959年至1962年时，杨光华在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时，曾这样评价关于他写的那份给中央的报告。他说，洪湖突围时他与少数同志到了洞庭湖东山地区，得知洪湖苏区已被敌军完全侵占后，才去了上海，找到了中央，才写了那份报告给中央。他还说，报告中所写的一切情况，至今他都记得十分清楚，并且坚持认为夏曦的领导和“肃反”都是完全正确的，是忠实执行中央路线和国际路线的。 　　原来，杨光华到上海不久，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他到任一年以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王明乘中苏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列车到苏联路经哈尔滨，事先密电杨光华，令杨及其他省委领导人登车汇报工作。杨光华就与省委机关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随王明到了莫斯科。刚下火车，王明就向到车站来迎接的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讲随自己来的几个满洲省委领导成员都是反革命。于是杨光华等当场被捕，关进苏联远东地区的“共产国际劳动营”，一下子劳改了十几年。集中营中所关押的全都是各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经过十几年，大部分被处决或经受不住折磨而死去，满洲省委其他几位领导人也已死去，杨光华却幸存下来。在1945年初，苏德战争紧张时期，守卫集中营的苏联红军调往战场，一些工作由犯人逐渐接办，杨光华担任了每天向犯人和附近集体农庄社员们分发饭食的工作，才活了下来。直到1949年至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时，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中共一些留在苏联的同志名单，要求苏联将他们放回中国，以便参加国内的革命和建设，名单中有杨光华，这样他才子20世纪50年代中期回到祖国。此后，杨光华住在中央组织部，并未分配工作，他本人也并未抓紧去学习和了解国内三十年的变化发展及重要方针政策，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及中共中央的结论等也没有学习阅读。当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组建，贺龙建议向中央组织部借调杨光华来担任第一编写组顾问时，杨光华虽然是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但他的思想仍一成不变地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向编委会全体人员介绍当年历史情况时，确实毫无顾忌地依照他本人的记忆和认识，讲述了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和夏曦的领导情况，并且认为包括“肃反”在内的所有路线、政策都是正确的。他有着颇强的记忆力，把当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罗列的一系列反革命分子都几乎倒背如流地讲了出来。因此，引起全体与会者的愤慨，特别是引起几位在“肃反”中深受其害的原红三军干部的极大愤怒，使得杨光华不知所措，惶恐不已。从此，他表示对过去的历史都已记忆不清，闭口不谈湘鄂西地区的历史了。由此看来，他本人在“肃反”和被“肃反”的历史上也是一个悲剧。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