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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贺龙最后的日子（四）

刘树发，王小平

风，越来越凉。树叶黄了。 　　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同志就时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眺望了。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的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可是，过不一会儿，听见点什么响声了，他又踱到了窗前。 　　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心头发酸。我知道，他心里老记着年初和周总理告别时总理说过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但是，哪里知道，九月间，贺龙同志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我们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十月间，周总理冲破阻力，又两次派人看望贺龙同志。来人热情地说：“贺老总，今年缺煤，总理想到山区冷得早，怕你感冒，要我来告诉他们提前给你烧暖气。”这样细微的事情，总理都记在心上。但不久，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就切断了总理和我们的最后联系。 　　黄叶一片片飘落下来，越落越多了；有的树梢已经只剩了光光的枝干，他掀起窗帘眺望的次数也更频繁，望的时间也更长了。 　　一天夜间，他忽然叫起来：“看，来车子!”我急忙走到他身边，仔细地看了看，什么车也不是，只是几盏路灯在一股寒风里闪烁，但我没有说破，陪他向着漆黑的远处望着。 　　过了一会儿，他也辨认出不是车灯了，他沉默了一阵，慢慢地说道：“如果总理不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贺龙同志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在他那叱咤风云、豪迈豁达的外在风貌的里层，有一颗热得滚烫的心。这颗心十分博大，装着他热爱的所有的人；这颗心又细得像针尖，体察得非常细微。现在，当他与所热爱的这一切隔绝的时候，这种情意就更浓烈、更深沉了。 　　自从和周总理断了联系以后，他谈起总理的时候更多了。他不知多少次怀着崇敬和爱戴的深情，向我谈起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和教育。他把总理看做是他革命的引路人。1927年，在南昌起义的前夕，他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两人一见如故，倾心而谈，在周恩来同志启发下，贺龙同志坚定地表示：“南昌暴动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他把枪连同自己一起交给了革命，毅然参加南昌起义，投身于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斗争。从那时起，40年过去了，这期间，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与年俱增。当钻进党内的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风刀霜剑逼来的时候，周总理又挺身而出保护着他，他怎么能不感激呢!现在，我看得出，在深切的怀念里，他又加上了担心。报纸来了，他总是抢先翻看，看不到总理的消息，他的心情就不好；直到再看到总理活动的报道，他的眉头才能舒展。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他逝世之前。 　　贺龙同志时刻想念着毛主席。在这一段时间里，贺龙同志特别专注地读起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他把这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有时长时间地默默沉思，有时叫我一起阅读和交谈。我看出，他正把这篇文章的精神联系当前的现实，进行着深沉的思索。1968年3月26日，他指着这篇文章，无限感慨地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道：“不对头呵!现在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越缓慢了。我看他左手拿着书，右手拿着支红蓝铅笔指着书，要说什么，但已发不出声音来了。我赶紧扶他躺下，检查了瞳孔，量了血压。为了试试他是否还清醒，我把日历牌上的毛主席像举在他面前，问他：“你还认识吗?快说话呀!”他点点头，伸手把毛主席像抱在怀里，用铅笔在纸上写了“毛主席”三个大字。随后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治，还虐待他。他的语言能力基本恢复后，就再也不肯住院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回来。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谈起医院的情况，他悄声告诉我，有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他说：“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打成了‘反革命’。”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了反革命了?看来问题更复杂，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和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同志，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评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感情激动得很厉害，时而捶着床板高声叫喊起来，时而声音哽住，半天讲不出话来。 　　这一夜，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没有入睡。 　　在整整两年半的时间里，我陪着他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不眠之夜啊!他那心窝里，对同志，对战友的爱像浪涛一样汹涌翻滚。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他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戴老花眼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哪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于是就说到这个人战争年月的往事。这时候，他的眼睛微眯着，专注地盯着名单，话音里透出了深深的依恋和怀念。而且，几乎每一次总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建军四十周年的那天，他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举起武装斗争的红旗，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等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 　　他常常谈起国家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怀念着这些地方、这些人。十几年来，他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他到过许多海防哨所、连队的食堂、战士的宿舍、运动员的训练场地。直到1966年的3月间，他还跋涉在三线的山路上。他满怀深情地说：“要是再能看看这些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的人，该多好呵!” 　　有一天夜里，听到了雨声，他像过去一样对我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我俯到窗口喊那监护的哨兵：“同志，到走廊上来嘛，别淋了雨……”当他知道战士早已在走廊上了，连声地说：“好，过来了就好!” 　　不过，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个萦绕在心头，却谁都不愿触及的话题，就是孩子。贺龙同志爱孩子，虽然对孩子要求得严格，有时批评得多，也很严厉，但是爱得很深。而且，我早已发现，这种对孩子的爱，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深了。现在，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和孩子分手已逾经年，他怎能不想念他们呢?至于我这个做妈妈的，怀念和牵挂更是不必说了。儿子、女儿以及那些曾抚养在我们家的孩子们，他们如今在哪里?他们还活着吗?他们生活过得怎样呢?……然而，不管如何思念，我只有深深地压在心底里，却不敢在贺龙同志面前流露出来。——他受的折磨已经够多的了，他已经够苦的了，怎么能在他那深受创伤的心尖子上再撒盐粒呢? 　　但是两颗心中间的这层纸，终于被他捅破了!就在我们受到迫害日渐增多的时候，一天深夜里，他忽然说了一句：“长草短草，一把挽倒，他们要斩草除根的。”我问他：“又想什么啦?”他轻轻叹了口气，说：“孩子呀!我把孩子们也牵累了!他们的处境一定比我们难得多啊!” 　　话头一挑开，就像开了闸的水，流个没完。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谈起来。末了，倒是他安慰我了：“这样也好。他们真正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让他们摔打摔打吧!”他充满感情地说，“他们有希望。他们是属于党和人民的!” 　　是的，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他们是党抚育成人的，他们属于党和人民。回想儿子出生的那年，日寇和国民党军队联合对陕北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部队的供应困难。那时候，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同志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了，组织上特别分配给他一小桶奶粉。关政委派人把这一小桶奶粉送给了我。他说：“我吃这个没有用了，留给薛明吧!她身体不好，生了孩子一定缺奶。”当时，穿衣困难，刚出生的娃娃也只得穿着大人一样的粗布衣服。朱总司令知道了，脱下自己贴身的内衣，让康克清同志给我儿子改成了件柔软一点的衣服，亲自送了来……我们革命者，从未把子女看做私人所有，就是在这凄风苦雨、与世隔绝、遭受着种种诬陷和折磨的时候，我们仅仅有那么微小的愿望，就是得到一点点关于他们的消息。只有一点点就行啊。但是，消息在哪里呢? 　　有一天，我刚走进厨房，就看见案板角上放着一个信封，信，是敞着口的。走过去一看，上面写着“薛明妈妈收”。“妈妈”?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我一把抓过来，转身跑回房子里。大概我激动得太厉害了，贺龙同志吃惊地望着我，连声地问：“怎么啦?” 　　我说：“孩子来信了。” 　　“什么?”贺龙同志也激动了，“哪个写的?” 　　真的，还不知道是哪个写来的呢。我打开了信，是小女儿又明写的。她说：她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告诉我们：“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 　　这封短短的信，给贺龙同志带来了欢乐。一连几天，他都非常高兴，不时地念叨：“幺女哟，我们的幺女来信喽!” 　　这封短短的来信，是两年半的时间里得到儿女的唯一的一封来信，也是贺龙同志生前得到的最后的一封来信。这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突然问起来：“幺女的信呢?来，念念幺女的信!” 　　要是孩子的一切，都像幺女说的那样“很好”，该是多么好啊!但是，他们是贺龙的儿女。林彪、“四人帮”这些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混血儿，对我们是要斩草除根的呀!怎么能容得孩子们“很好”呢?他们把种种可怕的罪名和谣言加到了孩子们的身上，到处搜捕他们。鹏飞和晓明把小妹妹又明藏在一个老同志家里，两人连夜逃出了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津沪的货船上劳动。后来还是周总理派人找到了他们，送回了学校。 　　1967年10月，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后来，由于陈毅同志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一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头上。那个窃取了公检法大权的人做了批示，在“企图外逃”的罪名下，鹏飞、又明和许多老同志的子女一道，被送进少年管教所关押审讯了半年多。又明从少年管教所出来以后，和几个老同志的子女一道到陕北插队落户。谁知，一个深夜里，一伙人如狼似虎地冲进了她们住的地方，一把扑灭了油灯，然后拳脚棍棒便劈头盖脸地打来。有的孩子被打得伤势很重，又明的髋骨也被打伤了…… 　　这一切，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幸好贺龙同志生前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当时，我们还是用真挚的感情和热切的希望，想象着和祝福着孩子们，希望他们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这时，在贺龙同志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件事情：这个从未给孩子们写过信的人，现在亲自握着笔杆给孩子们写信了。在一封封深情的信里，贺龙同志勉励他的子女们：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自然，贺龙同志亲手写的这些信，孩子们连一封也没有收到。他们是永远也收不到了。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