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贺龙 > 全文图书 > 贺龙口述自传

我和贺龙最后的日子（五）

刘树发，王小平

贺龙同志最后的两年半，和他整个的一生一样，对党、对人民、对同志的深情厚爱，是和他对阶级敌人的憎恶与愤恨紧紧交织在一起的。 　　尽管林彪、“四人帮”制造出那么多荒唐怪诞的谣言，却做贼心虚，从来不敢在贺龙同志面前提出什么问题。还是在1967年底，我在地下室的台阶上捡到了一角绿色的纸片，这个油印的传单上有“贺龙篡军反党”等字样，贺龙同志看了一眼，淡淡地一笑，说道：“他们喊‘打倒贺龙’，我是不打倒自己的。我没有罪，我还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1968年9月18日，他们突然送来了一封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同志“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算是隔离以来向他提出的唯一的重大“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同志把信往桌上一摔，气冲冲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 　　对于贺龙同志的愤怒，我完全能够理解。提出这个问题是卑劣而又阴险的。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破坏，洪湖、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遭受了惨痛的失败，红军部队由1.5万人减到不足3000人。1933年12月，蒋介石一面以重兵围困，一面亲自派遣反动政客熊贡卿，以贺龙同志“早年友好”的名义，妄图进行游说和策反。接到了熊贡卿探询的来信，贺龙同志立即识破了敌人的用心，并看做是对自己极大的污辱，当即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为了搞清楚敌情，决定允许熊贡卿前来。等熊贡卿供出情况之后，贺龙同志马上下令把他逮捕，就在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垭口上，贺龙同志先向红军部队宣布了熊贡卿的罪行，然后下令把熊贡卿枪毙了。 　　这件事，表现了贺龙同志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无比坚定。当时在场的上千名红军战士，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件事，贺龙同志和湘鄂西分局及时报告了中央，有关材料一直保留在党的历史档案中，本来是白纸黑字，早有定论，并且是有案可查的。然而，现在竟然成了贺龙同志的“罪行”。他们恶毒地诬陷贺龙同志“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那个与林彪、“四人帮”狼狈为奸而又掌握大权的“顾问”，1968年5月16日，也曾信口雌黄：“贺龙在历史上就搞投敌叛变，现在不可能没有问题。”要“现行和历史综合研究和具体落实”。这些阴险毒辣的阴谋家，就这样把贺龙同志历史的功绩颠倒过来，妄图把他打倒。 　　在战场上，贺龙同志面对着敌人的子弹，他眼睛都不曾眨一眨，现在，这个用最堂皇的革命词句装潢起来、盗用了党的庄严名义射来的毒箭，却把他那颗赤诚的心给重重地伤害了。他抓过一个笔记本来，不停地写“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他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整整一天，他都被怒火烧灼着，烟吸得很多，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那步态，那神情，简直像一只受了伤的“雄狮”，使我看一眼就心如刀绞。晚上，他忽然说话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谈信上的事情，却谈起了过去。他谈到：1916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拉起了最初的那支打富济贫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驱赶了敌人派来的“说客”，处理了部队的反动分子，掩护了被追捕的共产党人的农协会员，然后，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脱下了将军的马靴，穿上了草鞋，和周逸群等同志带着几支手枪路过洪湖，攻打反动民团，缴了几百支枪。他把枪留给当地组织游击队，然后回到家乡桑植一带，发动农民起义，几经失败和挫折，终于组织起红四军，创建了湘鄂西红色根据地。他谈起了那些九死一生的战斗，也谈到了艰难的万里长征，谈到了在王明路线时期，自己怎样处于被排斥和不受信任的地位，又如何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使革命减少损失；也谈到了在张国焘搞分裂阴谋的面前，怎样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进行斗争的情景。他还谈到了他的亲属。他的亲姐姐贺民英(香姑)、贺五妹，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中壮烈牺牲了，妹妹贺满姑被残酷地杀害，连尸骨都不能收。战争中，贺家宗族上百口人死在阶级敌人的屠刀之下，敌人抄了他的家，饶了他的屋，挖了他家的祖坟……是啊!几十年的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他找到了党，他跟着党中央、毛主席，从没有三心二意，从没有片刻懈怠。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的生命同党结成一体，谁也无法使他分开! 　　“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进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他摇了摇头，声音低下去了，“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这一夜，贺龙同志在床上翻来覆去，通宵没有睡觉。第二天，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枕巾湿了一片。 　　那份所谓“问题”的材料，被贺龙同志摔在一边，再也没有理睬它。但是，他思虑的问题似乎更多了，因而常常失眠。好几天，他不断重复地对我说：“咳，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有一次，他对我说起了这样一件事：1966年9月间，他见到了林彪。当时林贼阴阳怪气地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我问他是怎样回答的，他说：“我回答，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 　　我怀着由衷的敬意，望着贺龙同志那正气凛然的神情。他已经看穿了林彪一伙对他又拉又打的无耻伎俩，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是啊，这一伙阴谋家如此疯狂地迫害贺龙同志，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原因的。早在战争时期，贺龙同志就知道林彪犯有严重错误，并对他作过批评。对于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丑恶历史，我们也有所了解，并作过揭发。更重要的是，作为党的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同志在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向立场坚定，无私无畏，坚持原则，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正是这些，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他们要置贺龙同志于死地。而贺龙同志尽管处境如此险恶，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是在想着党的事业!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着苦难。这一切，使他坐卧不安。他多么想冲出这个囚笼，把他的遭遇、他的想法告诉党啊!特别在和周总理断了联系之后，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我愿意见群众!我要把实际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要我帮他弄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准备到群众中去。在收到幺女来信之后，他也曾想和孩子联系上，通过孩子把情况和意见报告给党。自然，监护太严了，这些都没能实现。 　　1969年2月的一天，贺龙同志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愤怒地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许我革命啊?为什么?过去你有错误，我好心希望你改正，现在你倒整起人来啦!”他对我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又指着中央文革那个“顾问”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九大开会了，看到公报和中央委员名单以后，一连几天，他都双眉紧锁，心情沉重。他愤慨地指着林彪、江青及其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了。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