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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踏遍青山 |
| 马连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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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栽树，后人遮荫”
谢觉哉从孩提时代起，就对山林有着特殊的感情。1957年2月，《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唤起了人们对于树木的热爱》一文，引起了他对家乡山林的怀念。为此，他给宁乡县副县长尹泽南写了一封信。信中对解放前后家乡森林破坏的情况，充满了忧虑。他写道：几年前云山教员来信，提到步云桥畔堤决为灾，这是我待过十多年没有见过的事，怀疑龙洞、黄材以上森林有破坏，问之果然。有人来信，湘潭专署已通令封山育林，这是好事，但也可见解放前后森林已非昔比，不然的话，就只须采伐有限制，而不需要封山。他指出：“树木是值得热爱的，它与农业发展有密切联系。古人说‘十年之计树木’，其实十年只能长成幼林，能防御大山洪水的林子，需要几十年”，“这是一件大事”①。
1957年，谢觉哉第一次回乡时，当看到家乡大片棕树被剥死，竹山只存几根黄色的竹娘，河堤树、屋场树、坟山树被砍光的现象，十分痛心，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他叹息道：“‘风景优美’不美了，‘水旱无忧’有忧了。而且破坏尚未停止!”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利用在家的短暂时间，同当地群众开了好几个座谈会，调查了解山林遭到破坏的情况和原因。他尖锐指出：“为什么出现乱砍乱伐?为什么容忍乱砍乱伐?我们做了一件蠢事，为了今天，不为明天，更没有为子孙打算?”当有人反映护林是件非常棘手的问题时，他立即告诉大家：如果用法制的观点来管理并不难。过去家乡就有禁山会，是群众自发保卫森林的组织，结果森林管得很好。他认为这个组织形式可以保留继承下来，让它继续为保护森林起作用。他建议要想尽办法抚育幼林，实行伐一栽十。并鼓励说：只要勤栽勤管，恢复并不难。回到北京后，他还专门写信给县里干部，指出：滥伐是错误的，容许滥伐更是错误的。错了就要忍受错的后果：水旱有忧了，防洪防旱更吃力；烧柴更少了；用材更困难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护林育林教育，“爱护幼林象爱护孩子一样”，在信中他还充满希望地说：
如果我还活着，我希望十年后再回家乡，到处都是三、四丈高的幼年树，风景又美了，水旱又无忧或少忧了，乌舡子仍旧经常通黄材。②
在全国各地视察时，谢觉哉发现湖北也有乱砍乱伐森林的现象。他综合湘鄂两省的情况，于1957年6月4日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对造成乱砍乱伐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首先是农业合作化后，森林迟迟没有入社，入社的也折价偏低，林主怕吃亏，宁肯先伐，不肯入社：其次是管理不严，缺乏归口统一，任何部门，都可随意批准采伐，用材部门只管用材，育林部门只管育林，两者脱节。他建议林业部门应深入检查，制定切实可行的统一政策；及时调整林木入社估价，立即停止乱砍乱伐现象；大力依靠农民群众，“为百年计，为子孙讨，做有计划地植树和造林”。
1961年5—6月间，谢觉哉重回革命年代战斗生活过的闽西山区，看到闽西山区那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景象，十分高兴，为之赞叹不已。但当车行到闽北时，除看到的龙眼树、荔枝树等园林尚招人喜爱之外，其他树木则不多见了。经过了解，原来福建北部也不注意造林，以致长成林赶不上伐木量；又因采伐没有计划，严重影响了林区的复生力。为此，他提出：植树要有伟大而长久的打算，尤其是福建这样的地区，“不是栽点树就够，而是要讲复盖面积；不是随便复盖就算，而是要象龙眼、荔枝树浓密的圆伞一样才行。”③有一天，他站在漳州市交际处的大龙眼树下，抒发了这样一段感慨：
“前人栽树，后人遮荫”，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棵大龙眼树，树龄大概是百年以上了，它不仅每年要产许多果品，而且象给了我们一间大的厅室。这不能不感谢前人的培护。因此又联想到闽西、闽北的老林，它给了我们许多薪炭、木材及山中特产，给我们挡住了多少次水灾旱灾，给了我们以丰富的山青水秀的美感。那么，我们又怎样应该为后代子孙着想。这就是我们要有伟大的长久的打算的所在。④
这年秋天，谢觉哉回湖南视察工作，在陈家山招待所，他遇到了彭德怀。当彭老总告诉他，1958年大炼钢铁，竹子都被砍光，现在连修池塘用的天心竹也找不到了时，他心里也不平静起来。俗话说：“小孩要娘，种田要塘。”他立即给家乡的县委、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写信，查问天心竹的破坏情况，并要求迅速解决天心竹问题。不久，他听说南竹山的一位老农，在乱砍竹子的时候，以自己的老命顶住了这股歪风，保全了他所管理的一片竹林。为此，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歌颂了这位“顶风”的老英雄：
老农以命保琅玕，
爱社抚风不等闲。
愧杀县乡诸干部，
春深来看笋斑斓。
为纠正1958年以来森林破坏的严重问题，林业部党组制定了“林业十八条”，并召开了十省会议。为此，谢觉哉先后向林业部党组写了三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要求林业干部要用“看看过去，比比现在，想想将来”的方法，来讲古论今。他引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有“故国必有乔木”之说，说明有高大的树木，可以显示国家的悠久历史。因此，必须按照古训，做到“木不中伐，不鬻于市”。可惜现在各地有不少这类乱砍乱伐的疯子，因此，必须多方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他还再三提醒林业部的同志：“不要轻信那些表报，而要去实地察看、指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之间在林权方面的关系；农业、林业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原始森林、速生林与经济林之间的关系，着重改变对林权的管理不善的情况。
然而就在1963年5月，家乡传来一个消息：谢觉哉的儿媳、孙媳眼看着自己旧居附近山上的树将被人砍光，因此，也赌气砍回了几棵树。当时公社考虑到她们的实情，仅给予了批评教育。他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写信给自己的亲属并公社和大队干部，要求对她们要和别人一样，按规定给以没收，并进行罚款。他语重心长地写道：
你们应该向前人做检讨，想想清水塘、乐家仑、萧家湾直到南馥冲过去的树林，你们的前辈是怎样爱护树林的，而你们却在破坏树林。
你们应该向后人做检讨，“前人栽树，后人遮荫”。你们的儿子、孙子连遮荫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会埋怨你们做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⑤
谢觉哉这样严厉要求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并要他们带着检讨书和罚款，从生产队一直检讨到县里，直到大家不要他们再做检讨为止。他说：“爱小树如爱小孩，爱大树如爱老人”，“过去你们站在破坏的一边，现在应该站在保护的一边，而且不是口头上说保护，而要有具体的行动。”⑥他还深情地叮咛说：
我年纪老了，身体衰了，可能不会再回到家乡了，也不打算再回去，既便到宁乡，也不想再到南馥冲，你们也不要来，除非你们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积极分子，变成了育林护林的模范或先进分子，到那时再来，也就不觉得惭愧了。⑦
“不能再做蠢事了”
1960年2月初，谢觉哉在南方视察工作期间，顺道第二次返回故乡。第一天，他便与徐特立一起参观了黄材水库，并填词歌颂家乡的巨大变化：“家乡好，水库数黄材，人造桃源鱼米堆，赛过禹王才”。第二天，当他返回故居南馥冲时，有一些事情却使他极为不快。
原来县里为迎接他的到来，连夜“动员”群众，专门从谭家湾修了一条半里多的可走汽车的路，直达他的旧居门口，还临时在路边、房门口栽了几棵柏树；县里专门派来几个穿白衣服的招待员，院子里站着十几个保卫人员，却没有一个是左邻右舍的乡亲；一批幼儿园的小朋友穿得漂漂亮亮来夹道欢迎他，但这些孩子却不是附近家乡群众的孩子；而是从西湖冲远道赶来的；冲上专门宰了一头大肥猪……，陪同开餐的家属、省地县公社大队的干部竟达三十多人。
谢觉哉看到这些情景，非常生气，他只在故居停了两个小时，就匆匆离去了。临行时，他把随行的人员召集在一起，严厉地批评说：“老乡白天劳动一天，够累的了，你们干部还不叫人家休息，叫来修路，这是为什么?社员们的干劲使我感动，但我不敢向他们道谢，因为根本不必这样做。倒是群众来去不便的那座桥，连同下面的那个独木桥应当搭起，便于来往。你们也不想一想，这段汽车路一涨水就要被冲走。再有队上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养大的肥猪，你们宰了多可惜!工作这么紧张，你们随便调用这么多招待员、保卫人员，这象什么话?”然后他用和缓的口气，语重心长地说：“不错，革命胜利了，我们掌了权，可我们手中的权只能用来造福群众，不能用来讨好个人。不然，群众就要骂我们是官僚，搞特权!关于我自己，大不过是人民的一个普通勤务员。可是你们却这样干。你们辛辛苦苦干了一件蠢事，蠢得不能再蠢了。我不能在这里呆下去，马上就走。你们必须向群众做检讨，并保进今后不再干这样的蠢事，能赔偿的损失一定要赔偿。”
当时谢觉哉的儿孙们，请求他在家里吃顿饭再走。他说：“如果你们做几样小菜，比如煎豆腐、榨菜汤之类招待我，我一定高兴吃!现在这么多人，好象我谢胡子是个有底洞，可以吃个不停!因此，我不能吃这顿饭，必须马上走。”
谢觉哉尤其感到不满的是，当他要求看看养猪、养渔事业的发展情况时，县里却“精心”安排他参观了流沙河公社。但这里的“十里猪场”却是把全县分散的肥猪集中一起的“杰作”。当基层干部向他介绍说，全县1960年生猪发展计划由上年实际完成的八十五万头要增加二百万头时，他当即说：“不用说你们实际能否完成这个数字，仅听起来就荒唐!”参观渔塘时，他看到一个台罾下水就打捞出一百二三十斤，就当场毫不客气地指出：“这许多鱼不会挤死吗?是不是把几口塘的鱼放在一块，专供参观的呀!”他尤其看到专养着给人看的乌龟团鱼、对虾后，说：“这不过是摆样的，骗人的，专门应付参观的!”在参观了指定的幼儿园后，他故意问道：“幼儿园办得这样好，能不能让我再看几个?”当县里有人向他汇报在水利工程建设工地上组织了“赤膊队”、“花脸队”时，他说：“办一切事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要讲假话，不要骗人，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要搞那些哗众取宠的过场。”
第二天，谢觉哉回到长沙，即针对这些弄虚作假的现象，诚恳地对省委同志说：“在中央工作的湖南同志很多，免不了都要回家看看。请告诉下面同志，千万不要再干那样的蠢事了。尤其是为我专门修一条路，为什么不去为群众多搭几座桥呢?昨天，我对家乡干部发了脾气，态度生硬些，可这事必须提醒同志们严肃对待，不然就会败坏党的声誉，人民群众就会离开我们。”⑧
这次湖南之行，给谢觉哉的感触太多了。回到北京后，他还不止一次地向同志、朋友讲起那些难忘的事。他说：“我四十多岁才离开家乡，乡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现在年老体衰，到故乡住几天，随便谈谈、看看，于人于己可能有一点好处。但必须给以我自由，不要有那么多人围了我。我回乡不能同劳动，与群众同吃同住总还可以。”⑨他还说：
“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当然，怪我事先没有注意，制止搞这些花样。⑩
1961年12月，为调查社会治安和基层法院工作，谢觉哉又回到湖南，仍旧住长沙陈家山招待所。他曾专程到宁乡，请县里干部谈谈对“公社六十条”的看法和纠正前几年“五风”的情况。但他发现县里个别干部仍然头脑发热，对中央政策理解不深，头脑很不清醒，解决问题的措施不力。为此，他很不满意。当天回到长沙，就在日记上写了一首诗，严厉批评了这些干部。他写道：
人要有脑子，
更要有心肝。
顶粪不知臭，
面唾何时乾。(11)
1962年1月初，谢觉哉离开长沙到广西视察。临上车时，他才得悉姜梦周的儿媳曾两次从乡里到长沙陈家山招待所找过他。只因门卫不许她进门，而没能见上一面。于是，他立即回信给她，表示歉意。并指出：“人民来访不传达，是很不好的。”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
政情民隐应常通，
咫尺间如隔一城。
安得浮云都扫尽，
长安虽远若门庭。(12)
为了帮助宁乡县各级干部克服近几年来存在的问题，谢觉哉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血。他曾组织湖南省法院的一位副院长到家乡沙田大队蹲点调查；还多次针对县、社、大队干部和自己亲属存在的不同问题，写了许多信，进行具体指导和耐心帮助。例如那位头脑发热的县委书记兼县长，在他的帮助下，终于认识了前几年所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的错误。为此，他写信向这位书记、县长指出：人总是由犯错误进到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的。常言说：“吃一亏，长一智。”必须在“长”字上下功夫。他还告诫说：必须深入群众，调查清楚所犯错误的事实及其严重后果。不止显著的，人家举了的后果要查清楚，连尚没有人指出的，但其影响所及又不易补偿的损失都要查清楚，不可有一点马虎，或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要边调查，边研究；彻底查清楚了，才能深入研究，但调查不能代替研究，只有事情清楚了，才能提供研究分析的材料，找出犯错误的原因。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什么缺点，别人的批评要听，但主要靠自己深挖，这里来不得一点点抵触，要有高度的虚心。并说，好好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些错误的根源，找到改正的方法，“长”出“智”来。
谢觉哉特别注意纠正听假话、讲假话的歪风。他写信给县社队干部，要求他们工作作风必须深入，一切事情都必须亲身去看，而且要会看，千万不能只听汇报、要数字。“要知道这几年，听假话，讲假话惯了，一时间假话不会断绝。”(13)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
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这是一个规律。你们曾经爱听过假话，现在是不是群众就敢向你们说真话?除非你们已向群众做过多少次检讨，群众认为你们是自己人了，他才敢把真话向你们说。
谢觉哉还告诫这些基层干部，要真正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他说，他再也不想听那些空洞的数字、不着边际的“豪言壮语”，而是要看实际情况的可能性。有一次，宁乡县曾给他送来一个冬季生产安排计划，其中说要“利用冬闲土地”，“争取每人平均拿回二十斤粮食、两斤食油”。他觉得这不符合实际，便反问说：“这里指的是小麦、油菜籽、还是蚕豆?这些作物都是春夏收获，根本不是冬闲土地?”还有个公社书记曾写信给他说：“自留地的生产可折合口粮一百斤”。对此，他也颇不以为然的指出：自留地的生产怎么能计算在口粮内，自留地主要是种蔬菜、杂粮等，“拆合”一说也不科学。
谢觉哉对群众在大跃进中被拆掉房子当肥料的事很关心，他曾多次写信给县委干部，要求抓紧修建住房，确实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好。他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
拆掉的屋，是要赔的。但屋不比其他东西，其它东西也主要是赔实物，已没有实物而可以买到的，也可以赔钱。屋是有钱也买不到的。要起，起屋不容易，要砖瓦，要木料，要打地基，一下子哪能做到?在社员个人难，就是公社、大队也不易，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恢复。但人却不可以一天没有屋住。必须重视这个问题，这叫关心人民生活。万不可推出不管。(14)
在谢觉哉的指导和基层干部与广大群众的努力下，经过贯彻党的政策和清除错误思想的影响，宁乡县和沙田乡的生产、生活得到了较快的好转。他知道以后十分高兴。他又谆谆告诫大家，今后一定要注意民主作风的树立和加强党支部领导作用这两个问题。他在一封信中说：“人民是聪明的。以前的蠢事都是违反人民意见的，不许人民说话，用强迫命令做成的。”(15)他还强调，今后凡有重大事情，诸如生产计划、分配方针、财务预算和决算、基本建设等等，都必须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少数人决定。他试问大家：“你们搞拆人民住宅、大伐森林、造大猪场的大蠢事时，如果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得过吗?一定要遭到社员们的责骂。”(16)为了强调今后一定要由社员讨论办事，他在信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社员是主人。管理委员会是主人请来的管事或技师。他们要研究方法，如何把生产队办好，时常和人民商量，听取意见，大的事情就得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向他们提出，并报告其讨论决定。(17)
为了想看家乡的变化，谢觉哉还想第三次回乡一转。但他在给本乡大队支部书记的信中这样说：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
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
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
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18)
现在谢觉哉已去世了，但他对于家乡人民的期望，永远是鼓励家乡人民前进的动力。正如宁乡县委的同志在一篇回忆他的文章中所说：我们愿以宁乡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成绩，告慰谢老的英灵，各项工作都已收到了很大成效。“青山绿水为他歌唱，我们也由衷地感激他”，“他的英名将世代铭记在故乡儿女的心中。”(19)
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谢觉哉不管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总是一贯关心、教育和培养青年一代。到了他的晚年，更是把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任，自觉地担在肩上。他多次参加青年人举办的活动，经常被邀请去作讲演、报告，还为青年人写了许多篇有关思想修养方面的文章，用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灌溉着祖国的花朵、人民的希望和时代的未来。他深知：“社会前进的因素，在于后一代人赛过上一代。而要后一代的人赛过上一代，又在于上一代的人怎样去培养下一代。”
1961年，在党成立四十周年前夕，谢觉哉在西安接受了《中国青年》记者的采访，应约谈了《青年人怎样锻炼自己》的问题。他认为：“青年人第一要有志气”，“一个人有无成就，决定于他青年时期是不是有志气”。正如古人所说：“志不定，天下无可成之事”；“夫志当在高远”，古人如此，当代的青年更应该如此。青年人前面的道路很长，如果没有一个志向，将如何度过这几十年的漫长岁月呢?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或者是容易满足现状，停滞不前，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或者是常常被个人生活上的一点小事，如家庭、婚姻、名利、地位等烦扰，最后毁了自己。因此，树雄心、立大志，是关系到青年一生成长的重大问题。他还认为：“青年人要勇于斗争。”在战争年代，困难最大的是阶级敌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有困难：主观上的困难，如能力不够，知识不足；客观上的困难，如社会条件、自然条件给我们的各种限制等等。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承认它，不进行斗争是不行的。青年人只有在与困难的斗争中才能使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他鼓励青年人要到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不断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要将建设祖国和人类的未来担负在自己的肩上，他说：“我羡慕年轻人，羡慕你们所处的时代”，“在你们身上看到祖国的也是人类的辉煌的火焰。”
在1954年和1963年，《中国青年报》曾两次组织“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人和环境的关系，象种子和土壤一样，种子没有好的土壤和阳光，不会生长；个人没有好的环境，不会进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和种子不一样，他能改造环境，任何恶劣的环境，人是可以战胜的。如要拿种子作比，人也是米丘林式的种子，惯生于热带或温带，最后也能在寒冷的西伯利亚生长出来。谢觉哉支持后一种意见。他认为：
环境能影响人，是真理；人能改造环境，更是真理。人不能创造与环境全无联系、超越时间空间的事业来。但人能改变与改造环境和自己更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要求相适应。人类的历史是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奋斗的历史。环境培养了他，环境又不断地被他战胜，创造出新的环境。(20)
他不同意一些青年把自己的不进步推给环境，或终日为不能改变环境而苦闷。而是强调青年人的“自我改造”的锻炼。认为只有如此，青年人才能从自身产生一种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一切困难所屈服的勇气和决心，去改造世界，建设世界。他还要求“青年人要吃苦耐劳”。要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他还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了，但总存在着一些困难。即使到了将来生产高度发展、物资极大丰富的时候，为了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还是要提倡吃苦耐劳。他谆谆告诫青年人：
在生活享受上要和艰苦的老一辈比，和现在还艰苦的人比；而在事业上要永不满足，要和比自己强的比。要创造最美好的理想社会，不仅要弥补前一代人的缺陷而且要为后一代奠定坚实的基础。(21)
谢觉哉要求“青年人要努力学习”，说列宁对青年提出的任多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并认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要善于从经验教训中学习；学习不但要广，还要精；要在知识的海洋中，善于抓住要领，落实在一点上，学懂学透，这样才会象古人说的那样“终身受用不尽”。
对青年人的志趣、爱好一直到恋爱、婚姻等问题，谢觉哉都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他经常劝年轻人，应该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问题放在第二位，特别是恋爱、婚姻问题，切不可因“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有的青年人因爱情波折写信向他求教，他曾亲笔复信说：“恋爱是找终身伴侣，营共同生活。容貌是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还要看彼此的性情、意气是否相投，知识、能力是否适合，这件事千万不能草率。”他还在给另一位青年的复信中说：“单相思，是最划不着的，小说上有害单相思病的男女，总是偷偷地告诉妈妈。你没有妈妈可告，挖空心思，找到了我这样一个‘老伯伯’。可是‘老伯伯’爱莫能助，仍请你自己想想罢!”他有时候也这样劝告青年人：“急什么，古人云，‘男子三十而娶’。时间还尽有……。”他的这些信写得亲切、感人，象一股暖流，温暖了一个个渴望求答的青年男女的心。
谢觉哉关心青年，没有一点架子。他经常给那些全国并不著名的《青年建设者》、《农村青年》等报刊写信，鼓励他们努力为青年提供更多的精神粮食，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支持。他在给《青年建设者》编辑部的信中说：“我喜欢这种报，篇幅小，内容生动有力，青少年，工作忙的人，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定喜欢你们的报，一定会从头到尾读完，在他们的脑子里留下难忘的印象。”他还深有体会地说：“我是办小报的人，办小报是勤劳的，要编辑自写和改写的稿件多，但却是愉快的，是容易把一些突出的问题和人民群众见面，影响群众的。”“在读者中得到良好的反应，那是对你们付出的辛勤的最高报酬。”(22)
1962年8月，谢觉哉在北戴河面对一望无际的海天，情不自禁地写道：“我生八十年，桑海风尘遍”，“一事聊自勉，诲人还不倦”。事实也确是如此，他对青年人总是循循善诱，为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倾注了不少心血，并以个人的言行影响着青年一代，他不愧为青年师表，一代伟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八十年华如水逝，红旗招我再来游”
谢觉哉是七十五岁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和担任内务部长期间一样，每到一地，紧张工作之余，他总要抽时间参观该地的建设项目，游历名山大川，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地。并用他的诗文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赞颂神州大地的壮美；讴歌劳动人民的机智勇敢和创造精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褒扬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光辉史绩。他年老心红，革命精神旺盛不衰：“国盛民殷娱老眼，移山造海庆高年。”(23)
黄河过去是一条有名的害河，但它到了人民手里，却变害为利，为人民造福。1961年，谢觉哉曾在一首《离西安往郑州》的诗中，以“早失秦关百二程，三门神鬼亦无惊。飞轮夜逝知何处，只识而今黄水清”(14)的诗句，描述了黄河的升平景象，特别是对黄河的三门峡水电站，他把它比做观音菩萨手中的净瓶，而水库中的水比做净瓶中的甘露，它将按照人民的意愿，随处可以用杨枝洒向人间，造福人类。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不朽的业迹!为此，他热情地填写了一首《西江月》的词：
斩断神牙鬼爪，镶上一串明珠。出山蛟与跃门鱼，至今完全约住。陆上水愁不足，河中水患有余。而今装入净瓶储，听我杨枝挹注。(25)
在谢觉哉的日记中，几乎随处都有有关祖国建设、人民创造和大好河山的记载，更有他热情歌颂这些伟大成绩的诗篇。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诗句从他的日记中摘抄出来。但我们可以摘录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再与他所咏叹的事迹联系起来看，就会使我们深深感到，他对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倾注了多么深厚的思想感情，而且把它凝诸笔端，付诸吟咏，为我们创造了多么大的精神财富!例如，当他看到在历史上是人烟稀少、工业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竟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却在千里荒原上建成了塞外钢城的奇异景象，就热情写下了“沙原漠漠巨花开，天作穹庐罩闷雷；乌拉大青都改样，扶疏佳木绕楼台”的诗句。(26)当江西、福建两省的铁路修通，实现了人们多少年的理想时，他用鹰潭是潭边树上有鹰的美好传说，写了如下赞扬人民创造的历史现实：“昔探虎穴未擒虎，今通鹰潭已起鹰。切断悬崖车路直，石溪红屋是南平。”(27)
1960年，当他听说全国人民奋起救援山西平陆县的六十一名食物中毒的阶级兄弟时，欣然写下：“一处呼援百处催，时间分秒莫徘徊。灵芝不用登天盗，半夜凌空送得来。”(28)的诗句，热情歌颂这一人间壮举。诗中特别用白娘子盗仙草救许仙的神话故事，对比现在用飞机凌空半夜送药，作为新旧社会的对比，使人们感到温暖而亲切。他尤其赞扬全国人民学雷锋的精神，并写了如下的诗句：“曾云六亿舜尧群，崛起平民迥不同。说到做到心宽广，神州处处学雷锋。”(29)
谢觉哉游览名山大川、风景名胜所作的诗篇，更是宏伟壮丽，情景交融，同样反映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对自然的赞美和深情期待着人类美好的未来。例如，他登上乱云飞渡的庐山仙人洞时，曾写下了从仙人洞、文殊台看原野和从庐林大桥看晚霞奇景的诗句：“白云深处有人家，俯瞰平畴景物奢。最是晚霞明灭处，山连天影走龙蛇。”(30)在过长江三峡时，他又为神话故事添了新的意境，并借此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他写道：“爆破礁石浪不惊，而今神女不行云。舞影依旧飘飘举，知是巫山第几峰。”(31)在广州，他用“傍山依水有清音，劲松乔竹高入云”，“石上泉流随意转，道旁花放不知名”(32)的诗句，赞美南国的奇丽风光。在山西，他游杏花村时逢雨，就欣然写下：“逢人便说杏花村，汾酒名牌天下闻。草长莺飞春已去，我来还是雨纷纷。”(33)说明现在的杏花村，仍然呈现唐代诗人杜牧《清明》一诗笔下风景如画的情趣，真是亲切动人。北戴河他几乎每年都要去，但年年都有不同描绘情景的诗，如“海涛浩浩远，松涛攸攸碎”，“近听松声远海声，松涛已远海涛轻”(34)等名句，就十分脍炙人口，令人喜读不置。
谢觉哉还写下不少怀古诗作，但这些诗道出了他许多独特的意境，同样反映他的卓越的见解和广博的胸怀。如游览苏州虎丘吴王墓地时，他就写了“虎丘剑气黯然收，吴越纷争何所求”，(35)表示对吴越纷争的不同看法。而对汉代昭君出塞，他认为是古代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并写诗赞美昭君“一身归汉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于卫霍同。”(36)当他来到苏州寒山寺时，却写下了另外一种意境的诗：“姑苏宜雨亦宜晴，选胜寒山寺里行。花已开残人在笑，我来不为听钟声。”(37)在南京城外的明孝陵，是朱元璋的墓地，后来也葬有汪精卫、戴笠的遗骨，人民鄙夷后者，将汪、戴的遗骨掘出焚毁扬弃。他知道这一情况后，高兴地吟道：“佞骨已除碑亦灭，梅花仍艳土仍香。”(38)至于他游鼓山写下的“僧煮清泉供过客，松涛竹影入杯中”(39)等幽雅绝伦的诗句，则又是另一种情趣了。
谢觉哉游历时，往往有老一辈革命家同行。他们共享祖国的山河美，同抒对祖国的山河爱。更增加了他老当益壮的雄心大勇，真有“风骨梅同傲，心神鹤共飞”之感。在广州时，他曾同徐特立老人一起，“攀跻峰顶松为杖，徒倚庭前花作筵”(40)。并彼此鼓励：“越老越英雄，攀上最高峰，九十不算老，昂头唱大风。”(41)他与何香凝老人也交谊甚厚，曾在两首题画诗中这样赞誉何香凝：“节疏干直高如此，尺幅中藏十亩荫”；“竹为君子，菊是隐逸。今日竹菊，代表正气”(42)
1962年谢老在医院检查身体时，颇有感触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行经万里身犹健，
历尽千艰胆未寒。
可有尘瑕须拂拭，
敞开心肺给人看。(43)
应该说，这首诗是谢觉哉光辉一生的写真。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诚恳谦虚，忠实坦率。尽管这几年他确实老了，许多事情力不从心了，然而他想的是如何为人民多做些事，检查的是自己是否被一些“尘瑕”所沾染，须要及时加以“拂拭”，能不能直到老死，都能“敞开心肺给人看”。正因为如此，他仍然怀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努力地工作着，从不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应该享清福和颐养天年。1963年4月27日，他在扬州视察工作时，恰逢他进入八十寿辰。这一天，他谢绝了大家为他举办的寿宴，自己也没有休息，在当天上午，他听取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汇报，下午照常参观和研究工作。经过一整天的劳累，晚上虽然有些疲劳，但心里特别高兴，写下了一首题为《生日在扬州》的诗：
今年生日在扬州，十里扬州景物稠。
寺里琼花繁若锦，湖中西子瘦于秋。
偶从僧舍观书画，又向同人问乐忧。
八十年华如水逝，红旗招我再来游。
这一时期，谢觉哉在过度的忙碌中也曾感到身体不适，医生几次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着说：“这没有关系，现在正是需要我工作的时候!”
1963年5月26日，谢觉哉正在吃午饭，突然右手颤动，右腿发软，舌头发直不能说话，半身瘫痪。谢老病倒了。从此，他开始了八年多的病榻生活。
“老骥伏枥想追风”
谢觉哉住进北京医院，医生诊断为左侧大脑血管栓塞，嘱咐他要绝对休息，这对于勤奋一生的他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这时，他心中还在惦念着工作，一见秘书和探病的人就问这问那。就在住院的第二天，他又开始作诗了。虽然右手已不能写字，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请家人或来人帮他记录下来。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作诗并不难，新添读写两重关”的情景。(44)他在病榻上的第一首诗中有这样的词句：“五月廿六时正午，忽然右臂不可使”，“一臂虽废一身全，何况一臂远可治”。董老看了以后作诗称赞他道：“右臂忽不仁，病侵八十身。诗才仍敏捷，智虑总忠纯。”同时又安慰他，“健康期早复，宜静养精神。”
谢觉哉住院治疗期间，眼力大衰，视物昏花，头几天连报纸都不能看。但他没有灰心，乐观地说：“眼睛不好了，还有耳朵，不管怎样，总得想法学习，一天不学习都可能跟不上队的。”从此，每天坚持听广播，便成了他重要的学习方法。他说：“有耳犹能听，清晨广播开。许多天下事，送到枕边来。”当他的病情稳定下来以后，在他再三请求下，医生同意他回到家中疗养。回家后，他认真练习用左手写字，断断续续地抄了一些诗，补写了一些日记，虽然每动笔十分吃力，使他累得满头大汗，但他仍然坚持下来。
谢觉哉有病以后，再三向党组织提出辞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职务。他在1964年12月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后，党中央和与会代表对他主持的法院工作做出了高度评价，并同意他辞去院长职务。不久，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又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升为中央委员。
谢觉哉在这几年中，他的病时好时坏，有时住院，有时在家休养。病魔虽长期折磨着他，但他没有失去治好病的信心，他说，“斗病恰如斗强敌，总有一天奏凯旋。”(45)1964年春节，他曾写了一首诗给毛主席：
熟睡不知晓，开门春到了。
室有含苞花，院有吟晴鸟。
春本在人间，不是春来早。
顾我支离身，已有春意绕。(46)
谢觉哉是多么盼望自己的病赶快痊愈呀!这种心情，也常反映到他的梦中：“一梦醒来夜气清，晓风残月拂窗棂。临歧送病无佳句，杨柳依依唱渭城。”(47)有次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在家属的推扶下，去景山公园看牡丹，谁知牡丹已开过，但他的兴致依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牡丹一望已开残，古柏高亭自在闲。九十春光容易去，有人静写落英颜。”(48)这是写花，也是写自己。
病休期间，谢觉哉没有忘记学习。他常说：一个人身子下了班，脑子不能下班。”几年内，他通读了大字本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军事文选》及有关资料。他不能久坐看书，王定国便设法给他买来一个装乐谱的铁架子，把书放在架子上，让他可以头靠着倚子，用左手自己翻读。家里人多次劝他少看一点书，但他总是说：“年纪大了，读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王定国曾劝他说：“毛主席的书你不是读过几遍了吗?有些你原来就听过主席的报告。”他却认真地回答说：“现在重新读一读，同过去的体会不一样。”有次，他在读完《矛盾论》、《实践论》后，结合自己前几年的审判工作，就很有感触地写道：“《十五贯》是好，《胭脂》剧亦奇。中有辩证理，矛盾终转移。如嫌例子旧，新例多有之。请君读‘两论’活学而深思。”(49)有天，他读完列宁的一篇著作，面对房间挂的列宁像，深思良久，然后写道：“静坐对列宁，慈祥严正兼。有问必有答，意远而词圆。违之必入地，顺之则登天。”(50)还有一次为研究一个问题，他请人找来了不少资料查阅。王定国担心拖垮他的身体，便故意说：“你看这些干什么?人病了，看了也用不上。”而他则说：“怎么用不上?有人来问，我可以讲嘛!自己看得深一些，对人讲得透一些。”他用这一想法，写了如下一首诗：
读书如垦地，斩棘铲不平。
读书如攻城，坑道要打通。
剩勇追穷寇，寸土要必争。
痛打落水狗，不使逃再生。
排除其糟粕，缴获其精英。
如斯读书方者，可谓之攻。(51)
谢觉哉在病中，还十分关心国内外时事政治，祖国建设的每一项成就，都使他为之兴奋不已。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他就从内心发出了欢呼：“一声原子平凡响，轰动全球卅亿人。恰似春雷苏惊蛰，又如夏雨扫飞尘。”(52)1966年春，当人工降雨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后，他即兴吟道：“久不见雪雪为瑞，久不下雨雨后甘。行见人工下雨雪，丰收处处米粮川。”(53)当时不断传来的工农业生产的胜利捷报，也使他非常高兴，并写诗道：
改天换地争奇迹，
新人新事竞上风。
抛却病魔心向党，
黄山高处看虬松。(54)
面对这种大好形势，谢觉哉特别注意教育自己的子女：“潜心马列分真伪，觌面工农尽有师。后乐先忧宜立志，大关小故要深思。”(55)而他自己呢，尽管是“我愧衰龄半聋聩，也随欣赏学青年。”(56)他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董必武老人最了解他的心情，曾赠诗称道他是：“病鹤依巢思展翅，老骥伏枥想追风。”
谢觉哉在病中最使他感到安慰的，是能同许多老友经常往来和见面。他们是按照“生前多见面，死后少伤神。”这一原则来增加交往的。这本来是熊瑾玎老人晚年与老友相聚时常说的一句话。现在却成了老人们共守的信条了。在他的住处，徐特立、熊瑾玎、李六如、龚饮冰、张曙时、陈其瑗等老人，都是经常来探望他的座上客。他有时也去看望这些老友。1965年5月，当他去看望徐特立，得知徐老想回湖南去养猪，深有感触，用左手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九十高龄心有余，身闲不住待何如?老人又羡耕和读，想傍桑荫学养猪。”1964年年底，五位老人欢聚一堂，他当场吟道：“五人计算年四百，有病都如无病然。须发似银心似火，欢呼世界换新天。”(57)这年他八十岁生日时，熊老送给他一个老寿星，祝他寿比南山。而他则说：“我不愿学南山上的石，颇愿学南山上的松。”(58)并在一首咏松诗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情：
小园秋尽木萧萧，
杨柳榆槐依次凋。
何似苍松翠桕立，
冲寒冒雪总妖姣。(59)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兴起”。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谢觉哉见到了毛主席，他对解决意识形容领域问题采取这种“大革命”的做法，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后来他对愈演愈烈的不合人情事理的事情越来越反感，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决予以抵制。1967年夏，他曾写了这样一首表达心灵的诗：
不只盖棺论未定，
论定早在盖棺前。
黄昏虽短夕阳好，
只是心灵有瘴烟。(60)
很显然，谢觉哉面对夕阳好景，心情是极度郁闷的，文化革命中的许多人和事使他无法理解，笼罩在心境上的“瘴烟”，难于排除，也不可能排除。病情的折磨和年龄的老迈，已经使他不能对历史再作认真的思考了。他坚持了七十年的日记，到1968年底也只好中断了。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又患了中毒性肺炎，同时出现尿中毒。虽然周总理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但终因年老病多，最后告别了人世，享年八十七岁。
对于死，谢觉哉曾在1967年4月12日，写过这样一首诗：
千古艰难唯一死，
人谁不死本平常。
何如度外置之好，
生能伟大死有光。
1982年春——1985年夏一、二、三稿，1987年12月定稿于北京
① 1957年2月25日谢觉哉《给尹泽南的信》。
② 1957年5月24日谢觉哉《给宁乡县学良、润清、泽南的信》。
③ 1961年6月谢觉哉《大植树木、加强绿化》。
④ 1961年6月谢觉哉《大植树木、加强绿化》。
⑤ 1963年5月23日谢觉哉《给金甫的信》。
⑥⑦ 1963年5月23日谢觉哉《给金甫的信》。
⑧ 以上回乡经过及引语，据王定国及家乡群众回忆写成。
⑨ 1961年1月20日谢觉哉《给廉伯、子谷的信》。
⑩ 1961年9月20日谢觉哉《给岳云的信》。
(11) 1961年12月29日谢觉哉日记。
(12) 1962年1月2日谢觉哉日记。
(13) 1962年7月8日谢觉哉《给宁乡县委干部的信》。
(14)(15) 1961年7月1日谢觉哉《给寄祥的信》。
(16) 1962年10月谢觉哉《给陈应生的信》。
(17) 1962年10月谢觉哉《给陈应生的信》。
(18) 1962年6月谢觉哉《给岳云的信》。
(19) 中共宁乡县委《鞠躬尽瘁为人民》，载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怀念谢觉哉同志》第117—118页。
(20) 1963年5月28日谢觉哉《人和环境》，载《中国青年报》当日《青年信箱》。
(21) 1961年7月1日《中国青年报》载谢觉哉《青年人怎样锻炼自己》。
(22) 1957年2月25日谢觉哉《给<青年建设者>编辑部的信》。
(23) 1960年1月17日谢觉哉日记。
(24) 1961年5月30日谢觉哉日记。
(25) 1959年11月3日谢觉哉日记。
(26) 1962年5月31日谢觉哉日记。
(27) 1961年1月31日谢觉哉日记。
(28) 1960年4月10日谢觉哉日记。
(29) 1963年2月19日谢觉哉日记。
(30) 1959年8月29日谢觉哉日记。
(31) 1961年1月3日谢觉哉日记。
(32) 1961年1月9日谢觉哉日记。
(33) 1962年5月5日谢觉哉日记。
(34) 1960年7月12日谢觉哉日记。
(35) 1963年4月16日谢觉哉日记。
(36) 1962年5月25日谢觉哉日记。
(37) 1963年4月18日谢觉哉日记。
(38) 1963年5月6日谢觉哉日记。
(39) 1961年3月6日谢觉哉日记。
(40) 1960年1月17日谢觉哉日记。
(41) 1963年2月15日谢觉哉日记。
(42) 1960年1月18日谢觉哉日记。
(43) 1962年4月25日谢觉哉日记。
(44) 1963年11月23日谢觉哉日记。
(45) 1963年6月25日谢觉哉日记。
(46) 1964年2月21日谢觉哉日记。
(47) 1967年6月6日谢觉哉日记。
(48) 1964年7月2日谢觉哉日记。
(49) 1966年5月14日谢觉哉日记。
(50) 1967年7月12日谢觉哉日记。
(51) 1967年7月20日谢觉哉日记。
(52) 1964年10月17日谢觉哉日记。
(53) 1966年1月19日谢觉哉日记。
(54) 1966年3月22日谢觉哉日记。
(55) 1965年9月20日谢觉哉日记。
(56) 1964年11月27日谢觉哉日记。
(57) 1964年12月28日谢觉哉日记。
(58) 1964年5月6日谢觉哉日记。
(59) 1964年11月12日谢觉哉日记。
(60) 1967年6月11日谢觉哉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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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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