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岔会议后，特委机关迁往榆林。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来到榆林后，其政治上右倾，军事上不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生活上腐化的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于杨国栋的这些错误，特委成员曾多次提出批评，但效果不大。杨国栋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陕北特委各项工作的开展。
    1929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城北的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马明方、刘澜涛、贾拓夫等30多人。红石峡是个石窟古寺，北靠沙漠，极为荒僻。会场在古寺的一个大岩洞内，岩洞的进口，在寺内的最低处，不易被人发觉。出口在古寺的顶部，易于向野外疏散，洞内可容纳三五十人。会议前一天，特委派人从井岳秀司令部附近到红石峡沿线，设了隐蔽岗哨，严密监视国民党军警的行动。特委要求出席会议的人员进行化装，分散进入红石峡。晚上8时多，出席会议的人员陆续进入会场。
    红石峡会议决定撤销杨国栋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的职务，由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刘志丹在会议上发言提出，可以通过三种形势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收编“山大王”，改造哥老会)，可以有红色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刘志丹提出，在陕北当前形势下，武装斗争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与会人员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刘志丹提出的“三色”革命理论。
    “三色”革命理论的提出，是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根据西北地区早期武装斗争的实际提出的重要革命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陕北地区乃至西北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和发展，是刘志丹等人对党的建军思想的杰出贡献。
    红石峡会议结束后，兵运工作成为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的安排，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张秀山、贺晋年、王世泰、焦维炽、张东皎、高鹏飞、杨林等大批共产党员相继进入陕西、甘肃、宁夏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