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3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调整了临时省委成员，决定吉国桢为临时省委委员，并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会议决定刘志丹不再担任临时省委候补常委①，去陕北开展兵运工作。
    在此之前，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派苏士杰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派遣张文华担任团陕北特委书记。吉国桢、张文华、苏士杰到达榆林后，分别改组了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
    在党、团陕北特委相继改组后，中共中央于1929年10月10日和10月17日给临时省委发出指示信，专门就陕北工作做出具体指示。中共中央在10月10日的指示信中指出：“整个陕西的工作，或者以陕北比较好，但过〔去〕一直到现在和省委的关系不十分密切，所以陕北过去是经过顺直省委得到一些指导。省委应该与陕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将党的一切政策很快传达下去，同时应帮助他建立起健全的中心城市的指导机关，并规定一具体的工作计划。”②中共中央在10月17日的指示信中指出：“据由陕来的同志报告，陕北在客观条件上有很多机会可以发动群众运动，扩大群众力量与党的力量。但是陕北党的指导不但不能发展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而且过去已有的群众组织亦日渐脱离党的关系，对党发生非常不好的影响。”③指示信还明确指出了陕北特委应彻底纠正“不注意群众斗争”“党内教育工作不好”和特委原负责人生活腐化等错误。
    1930年2月，担任榆林中学校长的共产党员马济川调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在榆林中学任教的陕北特委负责人吉国桢、苏士杰也前往绥德四师任教，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也随之迁往绥德。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张文华则以榆林私立职业中学学生的身份继续留在榆林工作。
    红石峡会议前后，中共陕北特委和所属的党组织领导党员、团员和广大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1928年6月，中共佳县区委组织农民成立“农民之友会”，开展抗租抗税。吴堡岔镇群众清算了吴堡县财政局长兼岔镇区区长薛百年的经济账目。这些斗争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此之后，延川县马儿沟数百名农民前往县城，向县政府“交农”。安塞县的数千名农民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三抗”④和“三要”⑤的运动。延川和安塞农民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同年12月，由赵觐龙、贾鸿儒、苗乐山等人组成的中共三边区委成立。三边区委直属陕北特委，下辖定边、安边两个地方支部和国民党驻军内的两个军队支部。次年1月，陕北特委调中共榆林县委书记胡颖民任三边区委书记，石作奇接任榆林县委书记。
    1930年4月1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致函中共陕北特委，要求贯彻中共中央2月26日发出的第七十号通告精神。函件指出：党在陕北的中心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伍，发动游击战争。4月16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发出第十号通告，要求各地通过5月的各种纪念活动，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扩大党的影响，提高群众斗争的觉悟和勇气。在此前后，中共陕北特委部分成员和部分县委的负责人，于4月在绥德合龙山召开会议。杜衡代表临时省委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关于职工运动、士兵运动、妇女运动等12条意见的讲话，要求在榆林开展“红五月”运动。根据会议决定，中共榆林县委领导榆林女子师范师生和市民，中共吴堡支部委员会领导吴堡宋家川高等小学师生和市民，于5月30日分别举行了集会游行，纪念“五卅惨案”五周年。
    同年5月2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给陕北特委发出的指示信指出：“陕北党的组织并没有经过白色恐怖的摧残，党所领导及影响的群众组织历年来亦没有被统治阶级给以很大的打击而至瓦解消灭。在党的影响之下的确是有相当的群众，尤其在学生群众中，党的基础更是加强，树立了相当的威信。党的主观力量在全省范围内陕北要算最强大的了。”⑥指示信还指出了陕北党组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明确指出：“陕北党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坚决地发动群众并领导群众斗争，发展强固党的组织力量和群众组织的基础。这一工作是非常艰苦的。”⑦指示信要求：“陕北党的工作的发展，应以榆林、绥德、延安为中心区域，特委应当集中人力财力建立中心区域内的中心工作。要特别注意这些区域工作的指导与建立。党与群众的组织力量必须积极的在斗争中加强发展，纠正和平发展与不动的倾向。”⑧指示信还要求陕北特委加强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并发展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士兵中的群众组织。
    同年7月1日至8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蓝田县巩村小学召开。会议决定改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省委书记杜衡，常委王林、吉国桢。7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体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陕北工作，决定省委候补委员赵伯平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张仰成为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⑨在赵伯平、张仰成未到职前，中共陕北特委工作由苏士杰、刘澜涛主持，共青团陕北特委工作由常应黎(常黎夫)主持。
    会议通过了《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要求陕北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秋收斗争、灾民斗争，组织兵变，开展游击战争。
    9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由杜衡起草的《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认为“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决定汇合各种势力的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决议案草案要求在陕北、西安、渭南、华县、蓝田、陕南组织武装暴动，以配合党中央领导的夺取武汉的斗争，特别要以陕北为首先胜利之区，以促进全陕的革命高潮。
    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绥德合龙山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新任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杨璞，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孔祥祯，以及苏士杰、刘澜涛、张德生、白明善、李文芳、常应黎等20余人。会议传达了6月9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合并中共陕北特委、共青团陕北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祯，行动委员会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
    会议期间，国民党绥德县党部侦知了会议的讯息，与会人员迅即转移。刘澜涛、张德生在转移期间遭到逮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部分与会人员转移到绥德义合镇继续开会，决定印发张贴反抗国民党、进行暴动的标语，并决定在神木驻军高志清部手枪连发动起义。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由绥德迁往榆林。
    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在陕北地区达到了顶峰。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于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结束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调整了一些省市党、团组织的隶属关系。10月1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向陕西省委发函通知，陕西省委归北方局领导。第二天，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陕北当前农民运动的中心策略是领导农民进行反捐抗债的斗争，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在此基础上组织地方暴动，巩固苏维埃阵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并且通知，陕北特委直属北方局领导，与中共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王林来到陕北，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北方局指示，宣布停止执行“立三路线”，撤销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党、团陕北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恢复活动。
    12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通告，宣布中共中央北方局改为中共河北省委，陕北特委归河北省委领导。
    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中共陕北特委坚定不移地领导着陕北各地的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坚持开展土地革命，多次排除“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国民党的破坏而不断取得胜利。这些胜利的取得，得益于特委多数同志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也得益于具有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不向任何敌人屈服的陕北劳苦大众的鼎力支持。
    ①  1929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调整了省委领导成员，刘志丹任省委候补常委。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3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3页。
    ④  指抗粮、抗捐、抗税。 
    ⑤  指要土地、要饭吃、要自由。
    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2页。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3页。
    ⑧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4页。
    ⑨  后张仰成因病未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