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创建的。鼎盛时期，根据地辖有赤源、清涧、神木、佳县、吴堡、绥德、赤光①、秀延②、延水③九个苏维埃县治，形成神(木)府(谷)和绥(德)清(涧)两块苏区。神府苏区包括今神木和府谷县大部、佳县和榆林市榆阳区接合部的农村。绥清苏区包括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子长、延川县大部，靖边、安塞、米脂县东部和横山、子洲县南部的农村。
    早在大革命时期，陕北地区就建立了党团组织。1925年2月，经共青团中央批准，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④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书记王懋廷，宣传委员田伯英，组织委员白明善。团陕北特支下辖绥德、榆林、瓦窑堡等地团组织，隶属共青团中央直接领导。
    1925年10月，中共豫陕区委和共青团豫陕区委成立后，团绥德特支改由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但仍同共青团中央保持联系。同年年底，团绥德特支改为团绥德地委，书记马瑞昌。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仍设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初由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2月改由共青团北方区委领导。1927年2月后，改由共青团陕甘区委领导。
    陕北地区最早的中共组织是李子洲等人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建立的中共绥德支部，田伯英任书记，李子洲曾代理书记。这一支部后来发展为中共绥德特别支部。
    1926年6月，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田伯英，组织委员蔡南轩，宣传委员赵少西。在此之前，由刘景象任书记的中共榆林特别支部成立，先后隶属中共绥德特支、中共绥德地委领导。1927年5月，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榆林特支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书记马云程，组织委员郭洪涛，宣传委员周家干。榆林地委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
    中共延安特别支部，成立于1926年春，书记呼延震东。特支机关设在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先后辖安定、湫峪沟、蟠龙、延川、延长、宜川、甘泉七个支部。1927年4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撤销延安特支，设立中共延安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田伯英，宣传委员陈俞廷，组织委员易厚庵，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下辖7个特支，3个直属支部，110多名党员。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辖区内实行“清党”反共。素有“陕北王”之称的陕北军阀井岳秀步其后尘，也开始在陕北地区“清党”反共，通缉在榆林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共榆林地委书记马云程等党、团组织负责人被迫离开榆林中学，中共榆林地委停止活动。
    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以后，根据中共五大决定，将中共绥德地委改为绥德县委，将中共延安地委改为肤施县委。共青团绥德地委、延安地委也分别改为共青团绥德县委和肤施县委。
    同年8月4日，井岳秀下令查封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聚集的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大部分教师被遣送回乡，学生被迫离开学校，进步书籍被付之一炬。随后，井兵秀又强行解散了各地的农民协会。白色恐怖笼罩着陕北高原。
    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1927年10月1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共产党人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清涧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却有力地推动了陕北地区土地革命的蓬勃兴起。
    在中共组织领导发动清涧起义前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派遣冯文江、焦维炽等到陕北整顿恢复党、团组织。1927年10月，中共绥德县委、共青团绥德县委相继恢复，冯文江、焦维炽分别任书记。同月，中共佳县县委恢复，高光祖任书记。同年12月，中共米脂区委改为米脂县委，刘春园任书记，共青团米脂区委改为米脂县委，李馥花任书记。同月，中共府谷县委成立，严念祖任书记，柴培桂任副书记，同时，共青团府谷县委成立，柴培桂兼任书记。1928年3月，中共榆林县委成立，李文芳任书记，同时，共青团榆林县委成立，赵亚农任书记。
    在陕北地区党、团组织相继恢复之际，共青团陕西省委于1927年11月28日做出决定，成立共青团陕北特委，焦维炽任书记。
    1928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决定派杜衡赴陕北，筹建中共陕北特委。4月中旬，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县苗家坪南丰寨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柴培桂、赵通儒、景仰山、师应三、苗仰实等十余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组织、农民运动、青年运动以及《陕北政治形势与当前任务》等决议案。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未到职)，青年委员兼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特委机关设在米脂县城。
    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共陕北特委的成立，为陕北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对陕北地区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前后，中共清涧区委于同年4月改建为中共清涧县委，师应三任书记。同时，共青团清涧区委也改为共青团清涧县委，王希勃任书记。中共清涧县委下辖四个区委。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后，在镇川⑥组建了中共镇川区委，由刘绍让、刘述湘负责。镇川区委直属陕北特委。同年5月，中共佳县县委改为佳县区委，由中共米脂县委领导。同年7月，共青团定边工作委员会成立，刘澜涛任书记。
    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成立后，领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28年5月，山东“济南惨案”发生之后，米脂县三民二中、东校和女校的学生举行集体游行，声援“济南惨案”中受伤的爱国民众。6月下旬，绥德县四十里铺上千名农民，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引导下，砸毁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设在镇上的杂税局，清算了承包杂税的土豪勒索农民的账目。随后，绥德城区和近郊的3000多名农民包围县政府，要求减免赋税，救济灾民。绥德县政府被迫答应了农民的部分要求。同年夏季，以姜好光、贺达渊为负责人的米脂县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吃大户、要义仓粮的斗争。同年7月，府谷农民在“不减租粮，不再种地”的口号下开展“交农”运动，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陕北地区群众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9月下旬召开中共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做出的《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等文件。9月28日，是农历的中秋节，会议尚未开始，前来米脂城内参加会议的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等人即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事件发生后，中共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被迫中止。贾拓夫、李文芳被捕后，被关押在米脂县城，半月后获释。杜衡、焦维炽被捕后，被押往榆林。同年12月始获释。
    杜衡被捕后，中共陕北特委委员杨国栋、冯文江、赵通儒等在绥德苗家坪小学召开临时特委会议。会议决定，由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贾拓夫代理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并决定将特委机关转移到清涧折家坪。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转移到清涧后，调白明善、霍世杰参加特委机关工作。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绥德西川张家岔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冯文江代表陕北特委向会议做特委工作报告。会议接受了中共六大会议决议，承认陕北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还不具备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会议认为，陕北特委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并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会议对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但仍决定由其继续代理特委书记。会议决定增补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委员、常委，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事委员。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往榆林。
    张家岔会议以后，共青团陕北特委于同月在米脂县三民二中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健全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贾拓夫为书记，李文芳为组织委员，刘秉钧为宣传委员，常应黎(常黎夫)、赵觐龙为委员。会后，共青团陕北特委机关迁至榆林。
    同年3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部分委员在清涧县高杰村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发动群众，以“五抗”⑧为中心开展斗争。会议还决定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法，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
    同年4月，中共清涧、延长、延川、延安四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在清涧耙子山召开。会议进一步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传达了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陕北特委张家岔会议精神。会后，延长、延川、延安代表将“打倒蒋介石”“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等口号写成标语，沿途张贴，进行宣传。
    同年夏初，在中共党员李景林领导下，以张宗贤、张建材为首的绥德三皇峁⑨数百名盐工围困国民党地方当局设立的盐局，要求减轻盐税。
    中共陕北特委的成立，统一了陕北各地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特委成立后，各委员即分赴陕北各县，进一步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中共陕北特委还将一些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党的培养对象派往各地农村，担任小学教员，利用合法身份做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组织秘密革命据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陕北农村的特定环境，使党组织和农民保持着天然联系，更加接近农民运动。尤其是张家岔会议的召开，为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并进一步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①  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延川县东部。
    ②  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子长县东北部和米脂县西部。
    ③  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延川县西部。
    ④  又称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
    ⑤  今属子洲县。
    ⑥  今属榆林市榆阳区。
    ⑦  今属于洲县。
    ⑧  指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
    ⑨  今属子洲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