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宝珊是一位与中国共产党保持长期联系和友谊的老朋友。在烽火连天的8年抗战中，毛泽东曾与他有过频繁的交往。1944年12月，毛泽东致信邓宝珊，赞扬他支撑北线抗战，为维护陕甘宁边区的安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信中写道：“宝珊吾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经国共两党共荐，邓宝珊奉命奔赴抗日前线，驻守榆林，始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旋改任晋绥陕边区总司令。
    榆林为塞上重镇，既是阻止日军西进的屏障，又与陕甘宁边区为邻。邓宝珊由兰州前往榆林时，就考虑到了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问题，曾派秘书汤昭武去延安联系。毛泽东接见了汤昭武，诚恳地说：“邓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将来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处好是没有问题的。请你转告邓先生，有什么需要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帮忙。”还嘱咐汤昭武尽快向邓转达对他的欢迎之意。此后，为了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邓宝珊在绥德设立了办事处，负责与延安方面的联络工作。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邓宝珊看作可以信赖的抗日朋友，十分重视对邓宝珊的团结工作。邓宝珊到榆林不久，中共中央即派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等到榆林同邓宝珊商谈，达成了和平相处的默契，在抗日时局每出现新情况时，中共中央都及时向邓宝珊通报信息，中共中央有关抗日政策的决议、报告、宣言，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和重大决策等，也经常及时送往邓处。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曾致邓宝珊一函，称：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8年抗战中，毛泽东派往榆林方面的信使不断，其中有八路军高级将领、陕甘宁边区党政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土。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酝酿新的反共高潮，毛泽东预料到形势有变，通过刘绍庭致信邓宝珊，并由刘详细转达对时局的看法和对邓的期望，请邓认清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准备打内战的阴谋，反对分裂，坚持抗战。邓宝珊因此反对和抵制了新的反共高潮。
    为了增进同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友好关系，邓宝珊特意把他的女儿邓幼梅送到延安学习。邓幼梅先后在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就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成为毛泽东和邓宝珊之间的友好使者。她多次嘱告父亲：“你在任何情况下部不能反对毛主席啊!”
    1939年5月，邓宝珊在西安开会完毕北返榆林，途经延安。毛泽东指示边区交际处一定要给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接待。毛泽东还亲自到邓下榻处拜访，并设宴招待邓宝珊及随行人员。席间，毛泽东赞扬邓是有地位有影响的爱国将领，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希望今后合作得好。并说只要我们合作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宝珊高兴地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国共两党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毛泽东请邓宝珊多住几天，到处走走，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接受。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7天，回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多次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他看到了延安军民高昂的抗日热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后来，他常对人说：陕甘宁边区人才济济，上下一致，是个创业的局面。
    邓宝珊初识了毛泽东，毛泽东的谈话对他后半生所走的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后，邓宝珊每次途经延安，都要停留一些时日，都受到毛泽东的亲切会面。毛泽东和邓宝珊的信函来往和礼品互赠也很频繁。据邓宝珊说，仅抗战期间，单是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就有十几封，可惜大部分都散失了。一次，邓宝珊到延安，给毛泽东送来了许多香烟。1939年，毛泽东得知邓宝珊患牙疾，立即特派牙科医生梁智去榆林为他诊治。毛泽东和邓宝珊之间友谊的增进，也使榆林和延安友好往来日益加强。有一年，榆林发生灾荒，军饷、粮秣十分紧张，邓宝珊向陕甘宁边区求援，尽管边区同遭灾荒，但还是节省出一部分粮食，支援榆林。
    1943年6月，蒋介石打电报给邓宝珊，要他绕道宁夏去重庆开会。邓宝珊看了电报，不禁一笑，说：“真是无聊，连我走哪一条路线都要过问。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8日，邓宝珊一行乘马启程，沿途经绥德、米脂，17日到达延安。当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设宴，为邓宝珊等接风洗尘。邓宝珊与毛泽东一见面，就高兴地说：“毛先生发胖了。”毛泽东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军民搞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的结果。邓先生身体也好多了。”邓宝珊坦率地说：“这是我戒大烟的结果。”博得宾主一阵大笑。第4天，毛泽东又在延安交际处设宴招待邓宝珊，毛泽东纵论古今，谈吐幽默。当谈到胡宗南率领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把胡宗南比做“挑着两筐鸡蛋叫卖”，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头，就全砸烂了。邓宝珊笑着说：“其中可能有些石子。”毛泽东会意后，仰面大笑良久。邓宝珊见毛泽东那样爽朗、快活，问道：“毛先生贵庚几何?”毛泽东说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癸已十月。邓接着说：“毛先生比我长一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为毛先生祝寿。”几天来，毛泽东和邓宝珊先后单独会谈数次。毛泽东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面临光明的前途，连蒋介石也感到这个变化。但蒋介石的对策是加紧策划反共，希望邓先生和我们合作，要求蒋介石放弃独裁，实行民主。邓宝珊表示，自己将为民主建国尽最大努力。
    11月下旬，邓宝珊在三原家中度过50寿辰之后，北返榆林，再次途经延安。邓到延安前，毛泽东指示边区交际处对邓仍要和过去一样，热情接待。指出：邓先生是国民党里的联共抗日派，我们对他的团结方针不变。他如有困难，我们应按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予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并指示把续范亭从柳树店接来，俟邓到延后同住。
    邓宝珊这次到延安，心情十分郁闷，既愤于蒋介石反共独裁，又苦于气候变化，心身兼劳，突然病倒了。毛泽东对邓宝珊的病情十分关心，亲往探视慰问，还请来名老中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为他诊治，他不久就康复了。毛泽东考虑到时将入冬，邓宝珊衣着不备，特函告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将狐皮10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邓宝珊病体初愈，毛泽东特派人将他接到杨家岭住处，与邓谈心。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指出：现在国民党可能采取三个方向：第一是打内战，这条路不仅我党反对，一切爱国民主党派、国际友人反对，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很难通过，因而是走不通的。第二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现在何应钦等正在阴谋以此来诱迫走这条路。第三是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出路。接着，毛泽东又说：国共两党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邓先生你我都是过来人，历史经验证明，内战的路走不通。蒋介石只有从根本上放弃独裁内战政策，这才是国民党的出路。我们大家都要为此而奋斗。邓宝珊听着毛泽东这些精辟的分析，点头称道，深表赞同，认为制止内战这是民心所向。
    在延期间，邓宝珊还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大会，以来宾身份参加了劳模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盛赞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说：中国各地都象延安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并高声对劳模们说：“我是大家的朋友。”邓宝珊越讲越激昂，不时被台下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正如邓宝珊所言，只要有机会他“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1949年解放北平的斗争中，邓宝珊促使傅作义将军接受中共的和平主张，并受傅将军的委托，前往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所，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他一时被誉为和平解放北平的“钥匙”。1949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特意把傅作义和邓宝珊接到西柏坡，和他亲切交谈，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了。”邓宝珊满怀深情地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就算回‘娘家’的见面礼吧!”
    (二)
    1938年4月，抗日战争正处最酣之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做出了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访问延安，向毛泽东请教抗日大略。
    卫立煌对毛泽东和他的雄才大略是早有所知的，对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也早有所闻。尤其抗战初期，他同八路军在山西共同抗日，亲自从八路军中引进干部，加强所部的战地工作；他还邀请了共产党员赵荣声、刘毓珩等担任他的秘书。卫立煌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交往甚密，1938年春节，他从临汾专程到洪洞县马牧村，为朱德拜年，并访问了八路军总部。其后，他对左右颇有感慨地说：“八路军就是人才多，能打仗，还能写文章，好青年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所见所闻，使他萌发了访问延安的愿望。春节过后，他特向八路军总部请求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卫立煌是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是八路军的朋友，特发出邀请，并指示有关方面作好准备工作，迎接卫立煌的到来。
    4月17日，卫立煌等一行过延水关，经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在离延安城30里处，就已看到欢迎他们的大标语和迎接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在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陪同下，卫立煌一行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来到边区交际处。只见毛泽东早已站在客厅门口迎候。毛泽东满面笑容，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说：“欢迎你们来延安。我们是朋友，是友军。平型关战役打得很好嘛!忻口会战也打了一下，你卫立煌支持八路军，我们配合你们，这就是共同抗战。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卫立煌连连道谢说：我非常高兴地见到你们，见到一些老朋友。平型关一仗是贵军的胜利，也是中国军队抗击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贵军抗战热情极高，养之有素，为中国军队之楷模。
    毛泽东还特别询问了第二战区的战况，说：目前山西的抗战十分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苏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卫立煌对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十分赞同。
    末了，毛泽东谈到八路军目前军需存在许多困难，希望卫立煌帮助向国民党当局有关部门催促一下，卫立煌当即表示，一定给予照顾和方便。果然，他离开延安到西安后，即令第十四集团军总部驻西安办事处发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除此之外，还配发了牛肉罐头180箱。当时，国民党后勤部门分给第二战区只有几百箱，卫立煌一次发给八路军180箱，为数是不少的了。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一行。午后，卫立煌一行参观了抗大，看到最动人的场面，他都让随从记录下来，或拍摄成照片。来到大操场，学员已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卫立煌讲话。他用朴素而生动的语言，具体而感受最深的事例讲出了他的心里话：中国各地都象抗大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他表示一定要学习八路军，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卫立煌越讲越激昂，不时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晚间，毛泽东作陪，卫立煌观看了鲁艺师生特意为他举行的文艺晚会。卫立煌无心观看演出，只顾同毛泽东交谈。晚会散后，卫立煌虽劳累了一天，但毫无倦意。毛泽东和他一同走回住处，继续畅谈，直至深夜。谈话中，卫立煌面带愧色地对毛泽东说：鄙人访问延安，所受的礼遇太过，实感问心有愧。还谈及他抗战以来，打了几仗都没有打败日本鬼子，不值得表扬，对不住全国父老。毛泽东略带微笑说：卫将军话不能这样讲，你面对强敌，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的精神，中国人民是看得见的啊!何况还打得很勇敢哩!你是坚持华北抗日的领导者。听了这一席话，卫立煌为之豁然开朗，精神大振。他一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他的鼓励和鞭策，终生铭记在怀，每遇机会，他总爱提及这些不平常的往事。
    (三)
    张治中将军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著名的“和平将军”。抗战胜利后，他曾三到延安，为国共两党“和谈”和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奔波不息，不遗余力。其间，也与毛泽东结下了友好的情谊，至今仍在人们中传为佳话。
    当时，张治中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是深受蒋介石信赖的人物之一。但是，在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时局逆转之际，张治中日夕忧虑，寝食难安。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号召，张治中立即响应，并建议蒋介石正式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蒋介石同意了，曾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在毛泽东慨然电复应邀之后，张治中便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道，乘飞机专程去延安迎接毛泽东等。翌日，顺利陪同毛泽东等到达重庆。毛泽东来到重庆，首先面临的是安全问题，张治中心里是十分清楚，也是十分重视的，他都亲自作了安排。他把全家搬到别处去住，腾出公馆专供毛泽东居住；他和宪兵司令部联系，让宪兵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每当毛泽东同重庆各方人士会晤，他也要亲自陪同。《双十协定》签订前两天，张治中专门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欢宴晚会，他在致词中诏告各界人士：“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应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延安。”
    10月11日，张治中同毛泽东一起飞抵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次日，毛泽东亲自送张治中到飞机场，为他送行。车上，两人谈笑风生，毛泽东带半开玩笑地对张治中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作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又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治中说：“何以见得?”毛泽东举了几个例子，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后来，张治中回忆起这段往事，深情地说：这些地方都说明毛泽东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张治中回到重庆不久，即参加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1946年3月，为了检查国共两党执行《停战协定》的情况，张治中和周恩来、马歇尔到各地巡视。本来延安并没有国共两党军队的问题，但张治中坚持要陪马歇尔去延安看看，并会见毛泽东。
    3月4日清晨，数千名欢迎的人一齐拥向延安东门外的飞机场，毛泽东等延安的最高领导人也在这里恭候。当张治中等一下飞机，毛泽东立即迎上前去，同他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和张治中握手时，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说：“真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招待所设宴款待张治中等。宴会开始，毛泽东首先致词，对张治中等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他们努力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表示衷心感谢。丰盛的宴会结束后，客人们又被请到中共中央大礼堂，出席延安为欢迎他们而举行的歌咏晚会。在晚会上，张治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向主人保证，国民党百分之百地执行整军协议。然后，他风趣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博得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笑。毛泽东也十分高兴，他以十分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将来你也许还要四到延安，五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对答如流，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为张治中的机智和真诚所感动，又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去。”他说得非常认真，大家笑得更加起劲了。毛泽东说要搬到淮安去，也并非在开玩笑，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有过搬到淮安、淮阴的打算。
    毛泽东说完之后，不知是谁插了一句：“张将军，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确实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张治中立即应声答道：“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共产党会失败。”会场上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3月5日上午，张治中等在友好、和谐而充满希望的气氛中结束了他们的延安之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为他们送行。临上飞机前，毛泽东握着张治中和马歇尔的手说：“再说一句，一切协定，一定保证彻底实行。”张治中和马歇尔不住地点头。
    (梁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