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许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和他们广交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通过这些来访的民主人士，将中共的主张和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传播到国统区，为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朋友。毛泽东与一些民主人士的交往，至今被人们传为佳话。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1938年1月初，著名的民主人士、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以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身份到延安访问。
    这天傍晚，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住处会见了梁漱溟。他与梁漱溟寒喧后笑着说：梁先生，我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就见过您，那时您是老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还记得吧?
    毛泽东的话唤起了梁漱溟的回忆。当年梁在北大哲学系当讲师，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岳父的杨怀中(昌济)是该系的教授，梁常到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的杨宅向杨先生请教。1918年夏，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为了维持生活，经杨怀中向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推荐，谋到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当时他就住在杨家大门侧边的南房里。
    时隔20年，记忆中的那位身材高高的湖南青年已成为闻名全国的中共领袖。望着眼前成熟而自信的毛泽东，梁漱溟心中故友重逢的心情油然而生。
    延安的冬天黑得早，下午6时左右，窑洞里已经掌灯了。在发出微弱光亮的油灯下，毛泽东和梁漱溟面对面坐着，开始了坦诚的交谈。
    “毛先生，我是到延安讨教来的。抗战半年，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搬到武汉，我作为特邀的参议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战，也只顾逃难，使我十分失望，我自己对抗战的前途也因此很悲观。我想听您讲一下，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梁漱溟的话，不时吸几口烟。等梁讲完后，他脸上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说：梁先生，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接下来，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3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他打着手势说，我认为，目前敌强我弱的对比规定了日寇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日本小国、退步、寡助和中国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所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肯定、坚决，分析得又入情入理。梁漱溟由衷地感到，这是抗战以来他所听到过的关于抗战前途的最令人信服的谈话。
    毛泽东还谈了要改进国内政治和坚持统一战线的问题，谈话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了。梁漱溟将自己新出版的40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请他指教。
    次日傍晚他们再见面时，令梁漱溟惊讶的是毛泽东取出一沓纸递给他，毛泽东已将梁著作内之要点井井有条地摘录在上面。他坦率地对梁漱溟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而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他提出的主张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他们谈了整整一个通宵，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各不相让的争论中，毛泽东的态度从容、自然而亲切，说话幽默，以理服人。他的政治家的气度令梁漱溟大为叹服。梁用“逸群绝伦”这4个字来形容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梁漱溟这次在延安参观访问10多天，毛泽东和他促膝长谈6次之多。他们对许多问题交换了看法，也建立了友谊。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1944年5月底，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20余人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新民报》记者赵超构作为记者团成员之一，于6月9日随团到达延安。
    12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山坡上排列着许多窑洞，沟口座落着有名的中央大礼堂，毛泽东和记者团的会见就安排在礼堂后方的会议室里。长方形的会议室布置得很漂亮，两边陈设着边区自造的土沙发，中间一排可以坐三四十人的丁字形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还摆着几盆鲜花，西斜的太阳照得满屋生辉。
    下午4时，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记者们中间。他首先致词，对记者团的到来表示欢迎，然后逐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赵超构是这样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象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设晚宴招待记者团成员。之后，又邀请他们在中央大礼堂观看延安平剧院的演出。
    赵超构在礼堂前排落座后，忽然发现毛泽东就坐在他的右侧，一时感到局促起来。毛泽东象一位殷勤的主人一样，不停地让茶让烟，轻松随便地和大家交谈，戏开演了，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观看，不时笑出声来，有时竟是“恣意尽情捧腹大笑”，使赵超构的那点局促荡然无存。
    中外记者参观团在延安期间，除了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还参观了机关、学校、部队，出席群众集会，和文艺界人士举行了座谈，这些都给赵超构留下深刻的印象。回重庆后，他写了《延安一月》一书，将自己在陕甘宁边区这个“新社会试验区”所见到的一切，介绍给国统区的各界人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又一次会见了赵超构，单独和他交谈了整整一天。
    赵超构说，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临重庆的行动受到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但许多人也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笑了：蒋介石这个人，大家是清楚的，但是我们这一次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有准备的，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接着，毛泽东向赵超构讲解了国共谈判的问题，他说，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是由于苏、美、英各国都需要国际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日益壮大，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日益加强，再就是国民党内部存在种种矛盾，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经过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有效的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谈话中，赵超构将他所了解的中下层公教人民的生活、思想、情绪，以及他们对国共谈判的看法等，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沉吟了一会儿说，死跟蒋介石的人只是少数，有的人不满现状，但对美蒋还有幻想，绝大多数人在认清了真象后是可以转变过来的。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会见了各界人士，使中共的主张得到许多民主人士的了解和支持。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赵超构也从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得到了很多教益。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下午1时半，一架飞机抵达延安机场。从飞机上走下了黄炎培、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此时的国内形势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饱受战火的中国人民正翘首以待：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局势?而国共两党有关中国前途的谈判，却因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独裁政策，企图单方面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而陷入了僵局。黄炎培等人的延安之行，正是为了推动国共两党恢复商谈，促成团结而来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前来迎接他们。毛泽东和客人们一一握手致意。他和黄炎培握手时说：黄先生，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愕然道：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解释说，1920年5月在上海时，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您主持会议并发表演说，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人叫毛泽东。黄炎培称赞毛泽东真是好记性。
    7月2日和3日的两个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张闻天、王若飞等和6位参政员在杨家岭举行了正式会谈，就国内团结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充分交换了看法，共同同意两点，一是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是从速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形成了一个纪要。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交谈。
    毛泽东住在延安城西北15华里的枣园。枣园的7月，满园的树木郁郁葱葱，一条水渠从园中横穿而过。黄炎培和冷遹被引入东北边半山坡上的一个小院，这就是毛泽东的住处。院内各种果树长得正茂，窑洞的窗户几手全被绿荫遮掩，麻雀在树枝上啁啾，环境很幽静。
    毛泽东招呼客人们坐下后，指着桌上摆的香烟说，这有我们边区自己造的，有外来货，你们随便抽吧。随后他自己点燃一支香烟抽了起来。
    在亲切自然的气氛中，毛泽东向客人们谈起了自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以来，中共作风的转变。他说，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没有能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理论，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书架上的革命文献，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少一点好。我主张仅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中去，向工农学习。
    毛泽东问黄炎培和冷遹，你们在延安看了这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来延安，看到这里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一片蓬勃的景象，觉得你们实行的政策是切实有效的。但我也考虑到一个问题。“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突然提出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看来毛泽东并不是没有考虑。他郑重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把毛泽东的会见和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国统区公开出版，使更多的人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中，了解了中共的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循着找到的这条新路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邰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