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宁是志丹的北大门。
    发源于靖边县饮马坡的周河水，向南蜿蜒流淌，像一位羞怯的村姑，悄悄地走过了红柳沟，一扭身就进入了顺宁大川。过去，顺宁老街处在两条沟川的交汇点上，除了周河大川两岸平阔的台地外，向西的沟道显得窄曲，却有溪水潺潺而出。
    现在的顺宁镇气象无限，在旧街对面的延定公路两边，修建了白花花的新式建筑，开辟了商贸一条街，商贾往来，过客落脚，店铺林立，多有灯红酒绿的味道。然，东山上的古城墙遗址清晰可见，仿佛灰黑色的僵硬的巨型蚯蚓，被摆放在山脊之间。城是呈箕形的，凸凹隐现，将山下的营滩围裹，传递了岁月的沧桑。顺宁是有历史记载的边塞古城，宋朝庆历四年修筑此城，防御外侵，安于边防，当时取名宋宁城，寓宋朝安宁之意，曾设过巡检司。后来，改名为顺宁寨，驻守了军队。
    战火在交恶中滋生。党项军队铁蹄卷烟尘、呼喊越九霄，数次南下攻掠，若云的马队黑鸦鸦地罩了大川，百姓惊恐，山河失色，每次狼烟四起，路断人稀，战火在刀戟的磕碰中反复激烈，北宋将士于防守中做拼力抵抗。1081年，西夏大将梁永能率精锐之师，突袭旦八德靖寨未果，转向而东，攻打顺宁寨。寨内军民面对如狼似虎的西夏军队，惊慌失措，感觉破城之日不远，做了最坏的打算。延州知州沈括得急报，派将军李达率精锐骑兵数千增援，一路制造十万宋军解围的消息，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猛攻西夏军侧翼，西夏军失败溃逃，宋军乘胜追击，攻克了西夏人据守的摩崖寨，俘虏男女万余人，缴获牲畜三万多，此役大获全胜，让西夏军偷鸡不成，折了大本。
    又，有一年西夏梁太后突然发兵，从周河上游的红柳沟直下，数番进攻顺宁寨失利，遂在顺宁寨下安营，似有必夺之势。当时，边关文化娱乐犹若沙漠，隔月便邀请民间小戏团演出，以慰兵民。不料西夏军攻来，而城内守军不足，形势万分危急。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写到：“时寨兵少，人心危惧。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阴事甚详，乃掀衣登陴，抗声骂之，尽发其私。”这一骂，战事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西夏军人难堪，面色羞赧，双手掩耳拒听，骂声依然可闻，于是集中弓箭手向寨墙上的李氏狂射，这让李氏更加恼怒，骂得更加难听。士卒含辱，心散无勇，西夏军“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沈括感叹，“鸡鸣狗盗皆有所用”，并相信李氏的泼骂，击败了来势汹汹的西夏军队。
    两军之争，你死我活，一个唱戏耍杂的老女人，竟然敢掖了裙裾，登上城头向西夏军泼骂，这泼骂也许就是世界一流水平，犹似万千利箭射疼了西夏人，可谓是人类战争史上最为传奇的一幕。
    西夏朝廷多有乱伦之事，是天下公开的秘密。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曾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继承祖业，开疆拓土，内修典章，以几次获胜的大战役，奠基了西夏王朝雄踞西北的地位，使中国北方出现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年后，元昊逐渐堕落成为沉湎女色的荒淫昏君，先与野利皇后胞弟媳妇没藏氏私通，据说没藏氏美丽无比，莞尔一笑就让鲁莽武夫柔软，她为元昊生下了谅祚。甚至，元昊在儿子宁令哥的大婚典礼上，见儿媳妇没移氏年轻貌美，竟然废止婚礼，将儿媳妇强行纳为妃子，宁令哥气愤难平，乘元昊酒醉之机，潜入寝宫挥刀行刺，元昊被削去大半个鼻子，流血过多，次日便一命呜呼。元昊死后，朝廷政变，立没藏氏为太后，谅祚在襁褓中登基，宫内深深，没藏太后寂寞，先与财务官李守贵私通，后与侍卫官宝保吃多己偷情。李守贵嫉恨，设伏将没藏太后和宝保吃多己杀死在归猎路上。谅祚十二岁参与国事，承传了乱伦之精神，利用权势勾引垂涎已久的表兄之妻梁氏，与其秘密私通，梁氏白天入宫，晚上回家，并从梁氏口中得知重权在握的表兄父子将要发动政变的阴谋，立即抢先下手，诛灭了表兄父子全家，铲除了异己，诏告天下：纳梁氏为妃，立为皇后，生育了儿子秉常。谅祚死后，秉常幼年登基，梁太后大权独揽，难捱空房，又和宠臣关荫讹私通。西夏的丑事，自然在民间流传，倡姥李氏知晓，由此上演了顺宁寨墙上泼骂的一幕。
    顺宁寨之下，是宽展的台地和村庄，一些地名就有边关烽火的特征，比如营滩，就是当年北宋守军驻守和训练的地方；比如驸马沟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西夏军不断掠夺的战争中，有幸成为驸马的那个男人曾在此领兵戍边。
    顺宁寨对面，周河之西的西山石崖上，窟龛相连，最是大佛窟恢弘，窟内深宽二十米左右，顶高四米余，佛像依山石镂凿而成，高三米余，面容慈祥而威严，大气而细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每年在此举办庙会，小街上人流熙攘，买卖红火，甚为热闹。后来，佛头失盗，看痕迹，头颅显然是被歹贼生生锯掉，当地百姓好不惆怅，又重塑头颅，磕拜祈福。
    过去的顺宁老街，也是交通咽喉，公路穿此而过，尘土飞扬，临街面的人家白日不敢开窗，隔玻璃看人来人往的红漾，听街市商贩嘈闹，赶集的男女老幼也会靠了窗户交谈货物贵贱。顺宁街每月逢集四次，对于刚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而生活好转的农民来说，久违的集日让山岭上的群众迷恋，吆驴提筐，踏歌而来。
    那时，尽管商贸简单，街面短小，山里人还是遇集赶集，乐此不疲。给粮站交售了公粮、进供销社卖了羊绒猪鬃、在街上出手了鸡蛋和葱蒜，便到地摊上购买针头彩线，挑拣孩童衣衫，打上几斤点灯的煤油，去小食堂吃过一碗炝锅面，眉眼之间尽是满足之情。又在小街上晃晃荡荡，摸摸看看，不觉太阳已经西斜，三三两两相跟上回返。集市让他们的精神得到了放松，也给家里添置了日常用品，有说有笑，声音琅琅，生活的幸福洋溢在脸上。
    那时，我在顺宁工作，每当看到这些情景，目送着我熟悉的和陌生的村人，朝家的方向渐渐走远，心生羡慕和感动。他们一定把快乐带给了妻子和孩子，也一定带给了丈夫和公公婆婆，大约他们的家人怀着期盼和兴奋正在硷畔上等待他们的回归呢。有时候，我和他们结伴而行，去我蹲点的村上，一路说说笑笑，直至月上东山，才到了村庄，大家伙纯朴地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多是黄米饭和熬酸菜，他们对能吃饱、有余粮的生活非常欣慰，因为饥寒交迫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陕甘边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由于陕北个别人反复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写信，诋毁陕甘边苏区和刘志丹等领导人是梢山主义、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引起了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的重视，先后派出代表来到西北苏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偏听偏信，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随着来自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两位党代表立即取消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组建了新的陕甘晋省委和军委，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待打过崂山战役，他们就开始了针对陕甘边党政军干部的肃反。将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和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部抓捕，疯狂地活埋革命同志。刘志丹、习仲勋等高层领导也被关押起来。以至群众纷纷开始怀疑：二十五军是白军，化装成红军来消灭二十六军的。
    地方上的“左倾”做法也很峻烈，派到甘泉和志丹一带的工作队，胡作非为，把富农升级为地主，把上中农划定为富农，甚至有些贫农也被定为地主或富农。对地主富农一律全部没收土地和财产，并赶出家门，轻则令其上山“吃草”；重则被打入劳改队进行残酷折磨。对身份不好的人，少分土地或者不分财产。对曾被国民党抓过壮丁当过兵的，或与白军有亲戚关系的人，一律视为肃反对象。社会矛盾就此激化。
    陕甘边与陕北东北部人口密集的人文环境不同，与鄂豫皖的实际更是相差甚远，清末时，这里多次遭受战乱之苦，加之土匪侵害和瘟疫流行，逃亡者整村整庄，以致人烟稀少，土地空阔无人耕种。许多人家拥有十几座山的土地，因为没有劳动力，连口粮都不够，日子过得恓惶。就志丹县而言，民风厚道、性情耿直，所谓的富裕户都是靠辛勤劳动换来的，只要有劳力，能吃苦耕种，就可以温饱；同时依靠丰茂的林草放牧，实现牛羊成群。有些四世同堂的大户人家，为了发展，收留外来逃难人家落脚，工资优厚，相敬如宾，主家吃粗粮，雇工吃细粮。所以，“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地方上大搞左倾肃反，群众又恨又怕，感到暗无天日。农民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家被划定为地主或豪绅，和过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符合实际的土地政策迥然不同。
    这时候，新成立不久的靖边游击支队发展很快，在顺宁的刘老湾成立了警卫一连，连长宗文耀；又在丁岔成立了警卫二连、三连，二连长是冯彦士，三连长是金林；三个连队有百余号人，在靖边和顺宁一带开辟红区。十月中旬在大沙峁和国民党段保山部激战失败，五、六名战士被敌人俘虏后惨遭杀害。
    联系到肃反，一些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中任职的人，对照自己的过去和出身，惶惶不可终日。宗文耀是顺宁上川的桑树坪人，他的祖父曾经购置了大片土地，光景殷实，到父亲时家境已经破落，没有了土地，靠赶驮队、开店为生，被划定为破产地主。金林是顺宁下川金圪堵人，他和父亲都是有文化的“阴阳”先生，帮助村人埋葬逝者，驱赶鬼邪、安正住宅等等，不缺小钱，况且拥有不少土地，在左倾工作队的划分中，被划定为地主成份。
    联系到过去与国民党部队出生入死的作战情景，几位牺牲的战士家属哭哭啼啼述说生活的无靠，这都让宗文耀心里生出许多悲伤。身为苏维埃警卫连的连长，是真心捍卫红色政权的，是勇敢地拼命在前的；现在，苏区搞肃反，要杀出身不好的干部，禁不住心寒。难道等着被杀头吗?过去的贡献就一点不考虑吗?宗文耀吃睡难安，好比热锅上的蚂蚁，为自己的命运忧虑，遂带了几个知己，回到顺宁街察看形势。
    此时还没有更多的信息传入，宗文耀当然不知道过去江西苏区的肃反尤其残酷，因为清理AB团，大规模的肃反涉及到党政军各层面，错杀了4000多人，导致了富田事件的发生。鄂豫皖的错误肃反，也很峻烈，搞的民心背离，怨声载道，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仅白雀园这个地方就有2500多红军将士遇害，平均每天30余人。
    宗文耀在顺宁打听到，下寺湾活埋了不少人，有投诚起义的，有多年浴血奋战的，有敢于说真话的，有军队干部和地方领导，等等。顿觉事态不妙，这次肃反对自己绝对不利。人，总是要活命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是七尺男儿?明知杀戮将至，任何温良之人都会寻找生的希望。宗文耀也不例外，心里想到了唯一的生的机会就是反叛。
    农历十月，寒山瘦水。宗文耀几人沿着荒地台沟道的冰渣路，步履沉重地向里走，到了好朋友朱秀的家，几人坐在磨房里，抽着老旱烟，商讨出路。宗文耀述说了一番内外情况，哀叹：现在是，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了，总不能等死吧?眼看红二十五军到洛河川把有六十垧地、一犋牛的人定为豪绅地主，有活埋的，有砍头的。算算我们警卫连里，没有土地、没有牛犋的人很少，在肃反中过不了关；还有在国民党中当过兵的，也肯定过不了关；刘志丹都被抓了，我们能活得了吗?我想好了，准备率连队叛变。
    朱秀说：看你领导的那几个人，有几支枪?还想叛变?
    宗文耀叹息：上边，段宝珊打得紧，要杀我们。现在，肃反也要杀我们这些人的头，我们不“反水”怎么办?况且还有金林参与呢。
    经过几番争论，无法定夺。吃过中午饭，这几人灰塌塌地出了沟，来到宗文耀家里又进行了商讨。
    之前，中央长征红军离开吴起镇的时候，留下一支精悍的队伍在当地剿匪，并组建了三边特委，任命谢维俊为三边特委书记兼剿匪总指挥。谢维俊是湖南耒阳人，曾组织肥田暴动、参加汀南起义，担任过赣东特委书记，新编独立五师师长，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等职。
    而宗文耀、金林等人心里异常紧张，留神着各种消息，感觉不到三边特委有什么动作，还侥幸认为自己多虑了，或许肃反不到自己头上。他们把一切都向好处想。
    可是，事与愿违，陕甘晋省委密信指示三边特委除掉金、宗二人。三边特委又照省委指示，转靖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殷云山：宗文耀和金林是地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就地处决。殷云山给游击支队长黄万银写好密信，让通讯员将信亲手交给黄万银，通讯员不知信的份量，将密信给了宗文耀、金林手里，俩人一看信，大惊失色。曾经举棋不定的“反水”争论很快一致，求生的行动也高度一致：反吧，反吧，投靠国民党去。当即，绑了几名区干部，到队部将黄万银打死，将首级割下，集合警卫一、二、三连队伍，宣布倒戈。随后，缴了保卫队的枪，杀害了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靖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殷云山和其他多名同志，还将被害同志的耳朵割下来，用麻绳串起，路过村庄就吓唬群众，说“卖杏干、卖杏干!”此时的宗文耀、金林和其他叛乱分子，心理变态，人格彻底扭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杀气腾腾的“反水”队伍从靖边开下来，在顺宁镇街道上召集群众，举行了反叛宣誓大会，号召百姓和他们一起寻找出路，并且发誓盟志，团结“反共”。他们结合群众传言，在大会上煽动：刘志丹被杀了，习仲勋也被杀了，再不行动，陕甘的百姓都要被杀光……
    宗文耀和金林带一路队伍向南而去，清剿赤安县政府；另一路队伍向西颠覆梢园子区政府，再与旦八寨反动民团曹俊章会合。
    暴乱就此拉开序幕。
    宗文耀、金林沿路拉拢群众和地富分子参加叛乱。队伍开到保娃沟门，天色已晚，百余号人在老百姓家的院子里宿营，杀羊宰鸡、大碗喝酒，壮胆添威。
    警卫连在当初相继成立时，枪支不足，日后虽然得到补给，依然短缺不少，许多战士拿着大刀和长矛，或者只能在腰际插颗手榴弹，打起仗来为战友呐喊助威、抬伤员、搞运输。说白了，警卫连没有多少战斗力，仗着人多势大，似乎凶猛得不得了。
    保娃沟门的百姓兢兢战战，小心对待，不愿给自己惹麻烦。看到这些队伍放浪形骸的样子，只求把这些瘟神早些打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