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水”的警卫连士兵穿戴五花八门，乱哄哄地叫嚷着，离开保娃沟门，去偷袭保安县城。
    保安城曾经五城环套，在岁月的无情风雨中，巍峨的城墙早已破败不堪，到处是断壁残垒，迷宫般错落在荒草之上。赤安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在双河的王家峁，县城里有保安独立营的营部，东山下的红石窑洞是区政府办公场所，另外就是马列小学的师生。
    叛匪一进保安城，宗文耀和金林立即派人占领城墙制高点，布置岗哨控制出入路口。命令叛匪四处搜查红军和政府干部。
    也是命运不济，独立营的营长李秉谦和一名通讯员正顺城墙根往区政府走，和叛匪来了个迎面相遇，笑着正要打招呼，叛匪却举枪就打，俩人当即中弹倒地，又被大刀乱砍一番，糊里糊涂地牺牲了。
    枪声惊动了平静的保安城，几个区政府干部听见奇异的枪响，问遇见的老百姓，皆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缘由，蹊跷情况不正常，跑到山坡一观察，看见城墙顶有不少岗哨，街道上有人叫喊着乱跑，一定是有变!立刻，再不敢出声暴露自己，悄悄从城垣的豁口上溜出去，撒腿往山里的梢林里跑。
    叛匪张牙舞爪，挨门逐户地搜查，在南关抓了四名养伤的长征来的红军战士，当场乱刀残杀。
    当天夜里，叛匪纠合县城附近的地主豪绅，组织成立了还乡团，公然与红色政权作对。
    第二天，宗文耀、金林带骑兵袭击了红石峁区政府，夺了一门小钢炮，一门八二炮。随之，围歼了榆树湾区政府和西塔区政府，夺了七八条枪。武沟乡政府指导员和乡长被迫缴械。
    事变的发生，让保安城一片恐怖。
    叛匪在保安城停留几日后，继续顺周河水南下，沿途捕杀了十多名红军战士，用刀斧杀害了赵忠海等多名苏维埃干部，威逼群众参与“反水”。追剿转移到蔡山的赤安县政府，杀害了秘书贺满朝。同时，另一路西去的叛匪收缴了正在围困旦八寨子的赤安游击三支队二中队的枪支，策反和强迫二十多名战士叛变，投靠旦八寨子匪团。将在此开展工作的县委书记任文明、边区巡视员等三人捆绑起来，交给了曹俊章，先后惨遭杀害。
    叛匪作乱期间，在周河川扶持和组建了十五个反动民团，气焰十分嚣张。
    这时，党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错误肃反，释放了关押的陕甘边高级干部，派慕生桂任三边特委副书记、刘景范任三边特委军事部长，杨琪任三边独立营营长。他们路经赤源县，带了一个警卫班北上，到靖边才知道发生了事变。遂决定立即南下，去寻找赤安县政府和游击队。
    一路走来，大雪纷飞，所见群众皆慌张而警惕。白茫茫的雪野上，他们连走三天，到达了杏河川李咀子村，天色已晚，大家又累又饿，需要休息。村子里悄无声息，因为动乱，住户跑光了。好容易在四合院里碰到了一个佃户，弄了些饭吃，队伍就在几个空闲的窑洞里睡去。这座四合院是大豪绅李林芳的故居，背依闯城山，下临杏子河与无名河高崖，斜对新集驿老爷庙。
    这时候，尾追而来的叛匪悄悄地歇脚在李咀子对面的老爷庙里，准备对这一行红军队伍进行袭击，对着神像焚香磕头，祈祷保佑。黎明时分，叛匪围住李咀子村，向红军所住的李林芳院落发起强攻，一边打着枪，一边呼喊：红军缴枪不杀!子弹射在石窑面上火花乱溅。
    危急之中，幸亏一个名叫李哲贵的本地人，出窑相助，找来一架梯子，战士们才得以上了窑背，从陡峭的雪坡上突围。警卫班被打散了，两名同志跌下深崖不幸牺牲，其中有视力不好的慕生桂。
    刘景范在突围中鞋袜都掉了，遇到两名战士，只好赤脚在雪地里狂奔，早晨时到了孙岔，从一户农民家里得到一双布鞋穿，才不再光脚。当夜，他们赶到了周河川米家砭的马锡五家里，饱饱吃了一顿饭。第二天，是一九三五年农历大年三十。他们走小路，过周河，去西岭寻找赤安县政府，在麻子沟村险些和还乡团遭遇。仨人先后去吕家砭、象咀、老崖窑、桃树峁、王家庄，都没有打问到县政府的去向，几经周折，到甘洛县(今甘泉县)的刘老庄，才找到了赤安县政府。当晚，仨人在群众家的石窑里睡觉，不料，几个年轻战士破门而入，用枪指着刘景范，大声命令：你是叛徒，你是右派，快缴枪!
    刘景范反问：你们听谁说我是叛徒?
    年轻战士说：你少废话!你是叛徒、右派，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刘景范要求见赤安县政府负责人。
    错误肃反发生后，陕甘边的许多干部都被戴了叛徒、右派的帽子关押起来，陕甘晋省委给各县也这样通报情况。党中央纠正错误肃反后，这一消息却没有及时给各地反馈。
    在刘景范的一再要求下，先后，县政府主席袁万祥、赤安工委书记任秀明来了，刘景范将中央纠正错误肃反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赤安县负责人还是不相信，刘景范发了脾气，要来笔墨，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让赤安工委派人连夜去瓦窑堡核实。这期间，刘景范被监管起来，不许出院子随意行动。一个多星期后，接到周恩来回信，刘景范才获得了自由和工作权利，当即调甘洛游击队和赤安保卫队进入保安永宁，开始平叛。
    第一仗打了石畔村还乡团，安葬了被叛匪杀害在河滩上的长征红军战士；接着打开了王家庄崖窑，杀了反动地主和还乡团头目。继而北上，一路安抚群众，宣讲党中央纠正错误肃反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了解到，距永宁山寨十多里路的杨城村，盘踞着不少“反水”的叛匪。
    杨城过去叫羊角城，藏匿着太多未解的秘密。小孩们经常在玩“打碗瓷”游戏时，忽然就从黄土里就打出了铜钱；有男人在山上犁地，一声脆响，弯腰一看，是银元宝；夏天下了暴雨，水渠里突然出现了好多的“牛眼睛颗子”(银质货币)。
    村庄里至今还遗留着古城墙的夯土层痕迹，传说杨六郎曾在此屯兵戍边。东山上有一座十三层高的砖塔，巍峨高耸，遥览四方。塔的直径两米多，塑有武将军骑马、手持长矛的雕像。村东的山坡上、村西的高峁上、山梁上都各立有高低一样、雕饰一样、石材一样的“韩公墓”石碑，可惜，岁月的风雨剥蚀了碑文小字，让人难以知晓三座韩公墓的关系。
    那时候的杨城分为东、西庄，加起来有十多户人家，五六十口人。叛匪从周河川下来，奔袭蔡山县政府后，返回杨城。一部分叛匪住在东、西庄的百姓家里，一部分叛匪住在东庄悬空的崖窑上。当地几个积极参加“反水”的人，在杨城组建了还乡团，自我封官加爵，指挥，副指挥，团长、副团长，连长、副连长，排长、副排长一大串。几天来，在杨城杀猪宰羊，置酒摆宴，大吃大喝，似乎就此改天换地了。
    还乡团在毗邻的麻子沟村杀害了几名中央红军伤员，又在杨城杀了几个中央红军伤员，还在树上绑了一个年轻的中央红军战士，准备用大刀砍。村里有个老汉心疼这孩子，拦住还乡团的大刀，告饶说：不要杀孩子了，无冤无仇的，我家没儿子，让我领养去吧，你们可怜可怜我吧。最后，这个孩子被救下，伤势痊愈后去下寺湾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游击队考虑杨城东庄的崖窑难攻，而且还会惊动西庄的叛匪，决定黎明时分直接攻打西庄。叛匪岗哨发现了动静，大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胡乱放了几枪，转身就逃。
    游击队冲上硷畔，看到黑糊糊的人惊慌乱跑，分不清谁是群众谁是叛匪。接着，叛匪开始抵抗，向游击队射击，有步枪清脆的咣咣声，有喷火花儿的土枪。当游击队集中火力打过去，那些拿刀、矛、棍的人叫喊着溃散。游击队迅速围堵，俘虏了几十人。
    住在东庄和崖窑上的叛匪，听到激烈的枪声，看到一部分游击队战士朝着崖窑这边而来，向游击队打了几枪，感觉无力阻挡，便溜下崖窑，向三台山仓皇而去。
    杨城的叛匪被打散，经过甄别，把几个血债累累的头目拉出来，押到河滩执行了枪决。
    从杨城逃出来的叛匪头目，到三台山一带，煽动和胁迫不明真相的附近群众二百多人，上了三台山寨子，以负隅顽抗。三台山因为三座孤立的石峰相矗，直耸蓝天。西峰有石道和石门控守，寨墙坚硬，险要而难逾越。中峰佛窟上有石墙寨堡，出入以栈道相连，也是安全避乱之处。可是，寨上缺水，空间狭小，不能久藏。
    游击队到达三台山下，考虑寨子上的群众安全，不予强攻。派县政府主席到山腰间喊话，说明错误肃反真相，指责金林宗文耀杀人罪行，劝说群众回家过日子。
    连日来，各家各户上到寨子里避难，挨冷受冻，受尽了煎熬。听到游击队在杨城打败了叛匪，不再搞肃反，寨子上的群众开了寨门，妇孺老幼一伙一伙地下了山。还乡团的骨干头目、豪绅王贞，挡不住离去的群众，乘着混乱逃向东山，奔县城而去。
    为了瓦解盘踞在县城的叛匪，政府工作人员周玉杰先行，到城南找到表兄王贞，来了个假投降，又给游击队秘密传信围捕。于是，游击队如从天降，来了个假戏真唱，将周玉杰和还乡团头目王贞、曹元富都一齐绑了，一边绑一边佯骂：“周玉洁你这个叛徒，不得好死，一定要枪毙你!”此时的王贞还蒙在鼓里，急切地为周玉洁求情，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一切和周玉杰无关，你们放了他!”游击队不答不理，拉了三人，到孙岔沟口，处决了王贞和曹元富。对此，我很感慨，还乡团仇恨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你死我活，疯狂杀人，对亲友却仗义而信赖，他们的人格到底该怎么理解呢?
    经过一番部署，调来了陕甘边骑兵连，向叛匪发动猛攻，轻松打下了保安县城，残余叛匪逃往顺宁。之后，三边独立营北上顺宁、吴起、靖边，穷追猛打，将叛匪全部消灭，恢复了被破坏的地方红色政权。
    “左”倾错误路线引发的“赤安事变”持续四个多月，赤安的县、区、乡政府大多被破坏，先后有五十七名战士和干部、群众被杀害，参与叛变的动摇分子有八百零四人，其中骨干分子一百五十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