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西眉县的齐家镇，是关西地区的商业重镇和物产集散地，有“小汉口”之称，其经济发展程度远在县城以上，遂产生了许多名震关西的大商贾，他们代表了那一时期眉县的财富力量。
　　一、清代眉县齐家镇商业的发展
　　眉县的齐家镇，地处褒斜道北口，东通西安，西达宝鸡，从清代以来就是誉满三秦的“出山码头”和关西地区重要的物质集散地。商业以山货土特产、大米、药材、生漆和太白酒交易为大宗。由四川汉中运来的各类货物，如川糖、川卷烟、川绸、川药等及陕南、太白山区所产茶叶、木材、竹器、纸张、生漆等要集中到齐家镇来销售；岐山、扶风所产粮食、土布、牲畜、竹木家具也要集中到齐家镇贸易入山，使齐家镇成为关西商业重镇。“坐商有三百多户，零售商是坐商的两倍，共有从业人员四千余人，在方圆仅两平方公里的镇区内，容纳这么多的商业人口及两三万赶集的流动人口，使七条狭窄的街道，甚至郊区都人满客多。要是逢集日，到处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摩肩接踵，道路为之堵塞，仅各地来此卖菜的手推车就有二三百辆，眉县的税局、商会都设在齐家镇”①。到民国时期，有了眉县第一家股份制矿业企业——眉山笔铅矿业有限公司，眉县唯一一家现代银行——农业银行，唯一一家信用合作社，唯一一家邮电局，县税务局、县商会都在齐家镇。其经济发展程度远在眉县县城之上，是眉县的社会经济中心。
　　纵观齐家镇工商业发展的历史，两汉时是第一个繁荣期，隋唐时是第二个繁荣期。在这两个繁荣期，整个关中都处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齐家镇又处在南北、东西交通的要塞，商业的繁荣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北宋时为第三个繁荣期，齐家镇虽然已经远离了政治、经济中心，但这个时期工业、商业的规模却达到了一个历史上的最好水平，特别是造船业、水运业、冶铁业和造纸业的发达以及当铺的兴起、纸币“交子”的流通，可视为齐家镇工商业活动发展水平的几个最重要的标志。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个大的工业门类都属宋朝政府直接或委托省、州、府管理，用现在的话说均属“国有企业”。工业的兴盛带动了商业的繁荣，这是北宋时齐家镇经济的一个特点。明清两代是齐家镇的第四个繁荣期，但这个时期齐家镇的造船业、水运业、冶铁业、造纸业已基本衰败，水路交通已完全废弃，其中有复杂的政治原因，也有自然原因。关中所能保持的优势就是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重要的军事地位及当地丰富的木竹山货矿产资源。由于进一步远离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商业活动已边缘化。清末民初齐家镇的工商业活动出现了最近一次的繁荣。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工业门类的增加、机器的使用，如有了机器碾米、机器造纸、机器轧花、电池制造等。齐家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已趋向成熟。表现在：一是完全的自由竞争。二是专业市场发育较快，许多街巷的名字都与专业市场有关。三是行业公会、商会机构健全，实行商人自治。到新中国建立前夕，行业公会已达到18个，商会通过行业公会来调节和管理市场，因此商会、行业公会在市场活动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政府除了收税和摊派军饷、军粮外，不直接干预市场商业活动。商会和行会都有明确、细致的章程和公约，商会和行会负责人的产生均依据章程和公约约定的程序经推举或选举产生。对于违背章程和公约而危害本行业声誉和共同利益的行为均规定了相应的惩罚办法，比较好地维持了市场运行秩序。这些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机构、机制看似幼稚，实际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四是人气聚集。齐家镇作为久负盛名的古镇，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客商，有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甘肃及两湖、两广的商人，特别是抗战以后，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商人西迁逃亡关中，不少人来到齐家镇，给齐家镇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商人的智慧。1949年眉县解放，广大穷苦农民和中小商人由翻身感而喷发出巨大的发展生产和经济的热情，这些都为齐家镇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时间街道扩展、商铺增加，市面空前繁荣，交易十分活跃。以1952年的第一次物资交流大会为例，参加交易的人员达到40万之多。随着市场的繁荣，民间文化活动和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②
　　二、眉县齐家镇的几家富商大贾
　　王乘六(1884—1964)，字云龙，男，祖籍山西省稷山县坞堆村，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5月8日，殁于1964年农历十一月初十日。1906年在老家当学徒。中华民国十年(1921)，来眉县齐家寨一家山西同籍商人开设的铁铺当店员，后铁铺转让于他，改字号为“敬信元”。抗战胜利后与别人合股改做杂货生意，改字号“工记”。分股后，又将自己所占股份部分重开门面，改字号为“德新诚”。1944—1947年，被推选为国民党眉县参议员，眉县商会会长。在任会长期间，曾支持商民与盐霸的斗争，迫使凤翔官盐局和眉县政府将食盐由独家经营扩大到四家经营，并每年向省税局和县政府呈文上报免减商税负担，在全县商界享有较高声誉。
　　王宝珊(1905—?)，男，生于1905年，祖籍陕西扶风县段家乡西河村。1921—1926年在齐家镇“復盛昌”当学徒；1926—1934年在“玉顺隆”当学徒；1934—1956年开设盐店“裕丰”号，聘任张玉为经理，又开设“全盛德”杂货店；1940—1943年当选眉县盐业公会主任；1943—1948年当选眉县商会会员；1948—1951年当选眉县商会会长。
　　刘梅亭(1877—?)，男，生于1877年，祖籍岐山县，1892年在眉县齐家镇“天义元”板店当学徒，历时11年。1903年至1915年12年间，自己开设“德盛生”花布行，任经理。1915年至1958年43年间，自办“隆兴通”药铺，后改名为“福寿堂”药铺，任经理。药铺投入资金达10589.96元，为药业规模较大的商家。同时在齐家镇党西村购置稻田与侯方伯合股创办烧房。所生产白酒除由自家“福寿堂”药铺经销外，并与西安“万寿酒店”建立长年供销合同。1927年曾任眉县商会会长。
　　郭锡龄(1890—1947)，字梦九，齐家镇西凉阁人。世代耕读，高祖为清庠生，曾祖为清武举人，祖父为清武庠生。锡龄幼时入私塾读书，民国初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农预科。中华民国八年(1919)任县学务局视学。是年秋，去北京北洋政府内务部地方自治模范讲习所学习。两年后，毕业回陕，任陕西道尹公署调查吏治委员，负责调查户、眉、周、宝四县吏治。民国十年(1921)任陕西自治讲习所教员，负责讲授地方财政学及户籍法。民国十二年(1923)，当选为陕西省第三届参议会议员，并担任自治科审查。民国十四年(1925)8月，任陕西省省长公署参议，参加省政府会议。民国十九年(1930)9月，任眉县赈务会常务干事，筹办赈务。民国二十八年(1939)7月，任陕西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设委员，研究应行建设事宜。次年7月，任眉县第一届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筹办地方财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任眉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次年县参议会正式成立后，继任议长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病逝。
　　他的家庭在清代就是个殷实富户，清末时，拥有土地五百余亩，在齐家镇(齐家寨)窖窝店有街房近百间。民国十八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29—1932)，是关中大饥馑的三年，时值锡龄在家操持家务，他以钱财接济亲友，以家储粮食一万斤、柴火一万斤，赈济饥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县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和挚友程阁卿在教育界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组织地方绅士兴办学校、修建桥梁，办了不少有益于民众的公益事业。出任县议长期间，他积极支持弹劾县国民兵团团长田嘉禾、县田赋处处长熊鉴等贪官污吏。
　　王廷膦(1902—1972)，字礼堂，号雪飞，山西省稷山县坞堆乡坞堆村人，系稷山县“盖县大财主”王璋之子。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司法系，曾于南京和四川等地供职，受先进思想影响，年轻时就辞职外飘眉县齐家寨，过着金石玉雕、文墨书写的生活。王廷驎出生在山西稷山有着二百多年经商历史的首富家里，他的父亲王璋(1883—1937)虽然仅仅只活到54岁，但他家的光景在其父手中达到了鼎盛。到王廷驎时他家在太原、临汾、新绛、稷山开设过商号37座；在陕西西安、岐山、三原、咸阳等地开设商号18座；在河南省的开封、郑州、洛阳等城市开设商号14座；在四川成都、重庆开设商号11座；在甘肃平凉等地开设商号。他家所开商号全部资产在二百多万银元以上。仅新绛县的三家京货铺，1937年为避日寇抢劫，用四十辆大马车向家里运货存放，整整运了七天七夜，可见资产雄厚的程度。至今在稷山村民中流传着当日民谣“坞堆到西安，一路不驻店，镇镇有字号，县县有门面”。
　　王家不但是一个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巨商，还是一个拥有土地半万亩的大财主，他在本村置有土地1200余亩，加上商号兼营的3790亩(在当地出租经营)，土地达到了约五千亩，饲养骡子36头、牛16头、马12匹，雇工32人。他们家在村里共置建院落14所(山西的院落，每所院为一套四合院)，并有数亩大的饲养场及打麦场。为了确保安全，在院子的西北角建有看家哨楼一所，雇用人员日夜持枪看守。③
　　三、眉县齐家镇商人的经营智慧
　　眉县齐家镇是明清时期闻名关西的著名商业市镇，它依托褒斜道，成为沟通秦蜀的贸易重镇和关中西部的重要粮食市场，不仅西安市场上的粮食主要靠齐家镇供应，还影响到关东地区。那一历史时期，齐家镇万商云集，主要是山西和岐山一带的陕西商人，陕西著名的“太白酒”就是齐家镇商人创造的。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齐家镇商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独特的经商经验。这些经验在今天仍有现实性和操作性，故辑录于下：
　　(一)独特的记账码字
　　参观山西乔家大院，会发现汇通天下的票号独创一套独特的记账、书写银票的防伪造、防涂改的密押信息系统。商家的高度诚信加上这套密押信息系统，保证了“大德通”票号在一百多年中未出一笔错账、坏账。这套独特的书写方法所包含的信息系统，处处透射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
　　汉字的自然数字写法有多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
　　这两种在一般行文中常用。前一种字简，但易涂改，后一种字繁，作为记账则很不方便快捷。
　　商人们创造了第三种写法：
　　(1)表示数量的写法：
　　3400记作： 143750记作如下 12500记作
　　(2)表示时间的写法：上部为表示月份数字，左下为表示日子数字，右下为一个月字的符号。如：
　　三月二日，记作： 十一月五日，记作： 四月三日，记作：
　　这种记账书写方法，使涂改数字和时间都变得十分困难。这既体现了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不伤和气，又体现了在信用基础上的商家自我保护意识。
　　(二)赊欠的窍门
　　陕西商人的商号都有赊欠制度，如常年来往的老顾客、大户人家买东西可以赊账。办法是商店给这些顾客立下一个账户，每次所赊欠的东西都记在账户下，到夏秋收获时节一次结清，按所欠贷款加息偿还。例如，民国二十六年(1937)，陕西各地还种大烟。农民为了务好大烟，要买黑豆、油渣作底肥和追肥，手里一时无足够资金，就到商铺去欠账，待割烟后用烟膏抵还。而农民每到农忙时节，农户间互相换工，互助性质，不发工钱，但须有酒席招待。不少农户便去街上赊欠酒肉菜蔬置办酒席，等到庄稼收获后还账。这种办法，救了农民的急，商家也扩大了利润空间。一般赊欠利息比现买现卖利润要高1～2倍。这种制度能长期维持，完全赖于买卖双方都讲信用。由于极少发生赊账不还的现象，所以约定俗成，双方皆无怨言，手续简便，无须担保抵押之类措施。商家一方记的账，亦无须买家签名画押，商家不乱记，买家不赖账。以至于谁若能不带钱去赶集，赊来需要的东西被看作是很有面子的事情。有些大的粮行和烧房在青黄不接时，主动向农民“抹麦钱”，即预支购粮款、购棉款、购烟款。按时价付款，收获时节按1∶1.3或1∶1.5收取实粮，即春荒时付给1斗麦钱，夏收时收取1斗3升～1斗5升麦子。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有些人家与商家建立起一种长期的赊欠关系，约定年底某月某日为清账日，到了这一天商家赶上马车下乡去收账。欠账人都会提前准备好还账的粮食或钱，双方客客气气地结清手续。
　　(三)“典当”的学问
　　当铺最早现于隋、唐，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已有当铺。陕西许多地方由于市镇经济繁荣，当铺也非常多。各个当铺内组织严密，职责分明，有学徒、管包、写票、柜台和经理等不同岗位。人员岗位相对固定，一般不轻易变动。经理、管包、柜台、写票是最重要的岗位，称为“四看柱”，一般由掌柜的亲信担任。小当铺配员工3～4人，大当铺一般十几人。典当物分为金银珠宝首饰、衣服、布匹、各种金属器具、木材、家具、器皿等，一应有价值、能保存的东西都可入当。当价一般为五折，面议成交后付给当票。当期分为三年、一年、五个月、三个月等。期满凭当票赎回，利息一般为月息2分，若昨日当，今日赎，按1月计息。若1月零1天赎，则按2个月计息，俗称“上利”。期满后过期不赎者，视为“失当”、“死当”，典当物归当铺所有。由当铺转买称为“划当”，价格比当价高1倍。当事人当票丢失，可办理挂失手续，称为“揭票”，但须请担保人，并付给当铺相当当票面值20%的手续费，一半给保人，一半给经办人。典当物期满前第五日称为“巧日”，这天典当人持票前来赎物的话，这一天的利息归柜台先生所得。当铺内管理制度很严。学徒不满三年不准回家探亲，铺内人员不准回家住宿，亦不准喝酒，钥匙专人管理，每月结账一次，以收当业务总额的10%作为工资按职务等级分发给全体员工，这叫“串连”。民国二十五年(1936)，陕西省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在各县设立了分支机构，向农民和商人开展贷款业务。由于农行和信用社利息比当铺低，并且无需实物抵押，手续方便，农民和商人乐于向银行贷款，于是当铺业务迅速萎缩。民国三十年(1941)后，市场不稳，物价一日三涨，当铺生意普遍亏损，先后停业。当铺内的设置完全不同于一般商铺。古代当铺门前设栅栏，如同衙门监狱。大门门楣低，进当铺先要低头，以示低人一等。柜台一人多高，典当人要双手举着典当物仰视柜台，望着柜台先生的下巴才能搭上话。这就是民间把求人办事叫做“望人下巴”的来历。柜台先生对典当人居高临下，议价收物。这种设置让典当人倍感压抑和凄凉。既要承受经济利益上的损害，又要承受人格尊严上的损害，是一种不得已的痛苦的交易活动。当了贵重物品，无力赎回的，往往十分后悔。“上当”一词便由此而来。
　　(四)用人之道
　　清末民初，陕西商人按照内部组织分为东家、掌柜、账房、庄客、伙计几大类。
　　东家为资本的所有者。有独资、合资、股份制之分。生意兴衰成败全在选人用人上。
　　掌柜，即经理，是由东家顾聘的商号实际管理者，负责购销业务、内外事务及重大问题的决策。有资料载，“陕帮掌柜的权限更大，掌握内外大权”，商号内业务是掌柜说了算，当时有两句俗语形容掌柜的经营者地位：“一千两银子的东家，八百两银子的掌柜”，“只有满天飞的掌柜，没有满天飞的东家”。遴选掌柜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东家慕选诚实可靠、精通商务并在街面上有一定声望的人担任；二是毛遂自荐，具有经营才干，但缺少资金的人，自荐给有资金的财东，协助打理某一方面的生意；三是互相推荐，由几个合得来的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的，由合伙人推举能胜任工作的人担任经理。无论以何种形式产生的人选，只需到商会办理一下登记手续即可上任。大的商号除设大掌柜外，还设有二掌柜、三掌柜，分头主管某一方面业务。
　　账房先生即管账，为中层管理人员，总管财务，管理银钱往来及账务会计、文书总务等事。管账先生的位置极为重要，必须选择头脑清楚、手脚麻利、长于计算的人担任。在营业高峰时好几宗生意同时进行，加上零星客人纷至沓来，人头攒动，但每宗生意的计价、收款、开票、贴印花、收放口袋、填写欠款折子等事，管账先生必须眼观六路，指派得当，不出差错。能力高的，可以做到几宗生意结算同时报数，入耳不忘，即闻即算，不用写不用记，运算速度超过算盘，令人称奇。
　　庄客专管购销，为中层管理人员。其和账房先生大略一样，一般由掌柜延聘，也有由东家举荐并征得掌柜同意后任用的。这些人都是掌柜认为“人品老诚，有才干、有文化且家庭富裕的人”。
　　伙计：账房和庄客以下的人员统称伙计。伙计的录用一般从学徒开始。学徒也被称呼为“学生”或“相公”，只要有人举荐，掌柜看上即可入号成为学徒。伙计依时间长短，分为大伙计、小伙计。学徒期多以三年为限，在学徒期间若违反了铺规或掌柜禁令，随时可以辞退。凡被认为能力差、粗心、举荐人不得力的，一般要在当年年底打发回家。如若精明能干，掌柜赏识的，不满三年也可破格提拔为“帮账”、“站柜台”等，成为大伙计。伙计有重大失误，随时可以开除辞退。掌柜也有一套考察、考验伙计的办法。如经常观察了解伙计的社交情况，有无泄露本号商业机密情况。有时掌柜故意在显眼处放些零钱，以检验伙计手脚是不是“干净”。
　　学徒初进商号，要从扫地、抹柜台、劈柴、烧火、端水、倒茶等杂务做起，起得早，睡得晚。吃饭时，学徒要给掌柜、账房及其他中层人员把饭盛上桌，自己才能吃饭。学徒一般不准吸烟、喝酒，不准随便上街。学徒学习写算技能，主要靠自己留心勤学勤问。晚上下班后练习写字和打算盘。学徒期间，一般不开工钱，只管吃穿。但也有些宽厚的商号在年尽日满时支给少量银钱，以探望父母。学徒一般都很勤奋，对工作眼尖手快，养成了崇尚诚信、待人有礼、勤学好问、兢兢业业、节俭向上的好习惯。解放初，有许多“学徒”、“相公”成长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基层干部。
　　(五)红利的分配
　　红利指扣除雇用人员和伙计全年酬金等成本后的纯利润。红利的初次分配在财东和员工间进行，一般按4∶6分配，即资本占40%，员工占60%。二次分配在股东间和员工间进行。股东间按股分配，员工间按职务、岗位预先约定或俗成的规程分配。如果生意亏损，股东则无红利可分，但最低限度必须给雇用人员和伙计发给约定的酬金。资金不足时，可动用股本开支或动用预留的流动资金开支。按这样的分配规程，一般年份，上等伙计可得300～400元，中等伙计可得200～300元，下等伙计可得100～200元。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金融崩溃，纸币贬值，伙计的酬金以小麦计算，一般每年有3～5石(约合1200～2000斤)。生意好时，伙计和学徒都还可能得到少量奖励。④
　　①韦明焕：《出山码头齐家寨》，《眉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10页。
　　②李刚：《关西重镇齐家镇》，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页。
　　③李刚：《关西重镇齐家镇》，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56页。
　　④李刚：《关西重镇齐家镇》，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