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前期的扬州，是陕西商人的发财旺地。陕西商人在这里演出了威武雄壮的财富活剧，为纤巧秀丽的扬州刮起了发财致富的“西北风”，而组织陕商在这里奋斗的就是咸宁商人张臻。
　　一、明代陕、晋、徽三帮商人在扬州的竞争
　　明代初年，陕西和山西是边关重点建设地区。明政府在陕西边关沿长城一线设九边镇，驻守大量边防军以固守边关，拱卫京师。其中四边镇在陕西，这就是固原镇、延绥镇、宁夏镇、西宁镇，驻军24万人、7千多万匹战马。为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洪武三年，采纳御史郁新的建议，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的新经济政策，指示作为全国粮仓之一的陕西，令商民将粮食输送边地，换取贩运食盐的许可证“盐引”，然后按引贩盐，即“输粮换引”。由于“中盐利厚”，在盐利刺激下，陕西商民纷纷走上输粟换引的经商道路。
　　由于粮食面广量大，商人个体家庭难以为之，只好动员家庭以外的亲缘和乡缘力量，参与边粮贩运。如当时定边营下辖的“柳树涧堡”军营，就有1084名军士、347匹战马，其粮草由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峰家供应。以一家之力供应一个军营的所需，力有不逮，“粮食动辄千万石，草千万斤”，李家只好动员同乡亭口村路家、北乡的李家和王家，即“富平北乡四大富户”，联合走上输粟换引的道路①。这时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就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因此，陕西商帮是利用明政府“开中制”政策机遇趁势而起，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天下第一商帮”。
　　在当时，由于淮扬盐场的盐利最厚，“利敷三倍”，陕西商人纷纷换取“淮引”，腰缠十万下扬州，去扬州掘取“开中制”的第一桶金，使陕西商人成为明代初中期淮扬盐场最大的盐业资本集团，长期占据着扬州盐业的“第一把交椅”。明人宋应星曾说：“(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②清代陕西方志也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③。对中国明清经济史素有研究的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当时在扬州做盐业生意的陕西商人就有五百余人，“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④，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商人。尤其是陕西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三致千金，成为陕商的著名代表，就连“前明七子”之一的康海，罢官后也到扬州经商，成为旅扬著名陕商。
　　这些扬州陕商，多财善贾，为纤细的扬州带去了北方汉子粗犷的“西北风”。他们在扬州赚得大量财富后，大兴土木，率先修建了扬州最早的会馆“陕西会馆”(会馆的奠基石收藏在扬州历史博物馆)。然后放开膀子，在扬州一口气修建了许多私家园林，扬州著名的大明寺、圃园、张园、溉园都是陕西商人的产业，就连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在扬州住的“康山别墅”，都是陕西武功商人康海家的产业。然后他们在扬州养瘦马、包戏班，一手促成了秦淮河畔的繁荣。所以，扬州是明清陕西商人的第一个发财地、快活林，当时的一首《扬州竹枝词》记载说，扬州说陕西话的人比当地人都多，“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⑤。
　　明代的山西，地辟人贫，粮不够吃，大量向外移民，陕西粮丰的渭北地区是接受山西移民最多的地区。但山西人从秦汉以来就形成了重商风气和极富经营的头脑。他们也看到了“开中制”所蕴含的巨大商机，面对山西缺粮的实际，推上手推车，到邻省的山东买粮，贩回山西，再运向张家口的绥远边地，换取盐引，通过“买粮换引”，山西商人也走上了赴扬州经营盐业的道路，成为继陕商而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二大商帮。由于山陕两地从秦汉以来就结有“秦晋之好”，他们在扬州携手经商，共同控制着淮扬盐场的产销，被统称为“西商”，成为寓居扬州最富有的商人集团。当时的《扬州竹枝词》中以羡慕的笔触写道：“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⑥
　　这种情况到明代中叶发生了新的变化。明代中叶弘治五年，宰相叶淇实行变法，停止“食盐开中”，实行“输银于运司”，变“输粮换引”为“花钱买引”，这便为徽商挤进扬州盐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由于徽商是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从徽州到扬州才700里地，比陕西、山西更有路近省费的经济优势，加之徽商的宗族宗法关系纽带，使徽商更富有凝聚力。他们看到秦晋商帮“苦于朋比无多”⑦的空当，利用祠堂资金的雄厚实力，趁势而起，一举夺得了扬州盐业的头把交椅，成为扬州盐业明代中叶以后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集团。从此，扬州盐场的市场份额发生了变化，徽商成为龙头老大，陕商屈居第二，晋商排在第三。明代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变化：“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⑧另一首明代《扬州竹枝词》也记录这种变化是：“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⑨“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的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面对徽商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陕商一方面加强与晋商的合作，共同对付徽商。另一方面，被徽商超越的郁闷使陕商纠结于胸，嘉靖年间他们以陕西楞娃的悲壮，将著名徽商汪道昆在扬州任总商的叔父汪良榕逮住，暴打了一顿，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尽管后来双方“修故欢”⑩，但从此与徽商结下了深深的恩怨，埋下了趋死竞争的悲剧种子。
　　而在扬州组织陕商与徽商竞争的就是咸宁商人张臻。
　　二、张臻的经营情况及其在陕商中的地位
　　张臻的经营情况在王九思的《渼陂集》中有所记载：
　　“公自上世皆隐于贾，贾盐至公益昌其业。与兄弟泰凤西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于甘凉之墟，浮淮海以南，率以盐贾。成化中乃携其家扬州居也。独东川先生是时已举进士为令，后为御史，赫然京师。而公与诸兄弟者，益以盐显，于是关中人贾扬者，皆推戴公。盖数百人皆公纲记之，婚丧及诸不平，皆往质公，客中大做会，公未至不敢举箸，此不独以财雄也。”(11)
　　由此可知，张臻出自盐商世家，到他这一辈到达鼎盛时期，显然是利用了“开中制”。他与兄弟泰凤在从河东到辽阳以及甘凉的“九边”广阔范围内，输粮换引，走得比一般陕西商人都远，所取得的成绩也最大，然后到扬州贩盐，财雄邗上。到弘治以后，叶淇变法，“输银换引”，种粟塞上，没有了经济意义，张臻与兄弟撤业归扬州，携家居之，成为专业盐商。由于他与兄弟兢兢业业、一心一意从事盐业经营，在旅扬陕西盐商中有很好的口碑，大家都推举他为“纲商”。这是因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江西人龙遇奇在出任两淮巡盐御史期间，大力推行盐法改革，将淮南盐引分为十纲，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这就是著名的“纲运法”。其实质是由官府指定资本雄厚的商人为纲运商人，即纲商，由纲商包揽承运官盐引所交纳的税银，再率领其他商人按纲行盐。当时张臻为纲商，在他周围的陕西盐商就有数百人，都听从张臻的调遣和安排。不仅业务上听从张臻的安排，就是婚丧娶嫁、诸多不平，都得张臻进行调节，使他在陕西旅扬盐商中威信很高，以至于陕商宴请集会，张臻不到大家都不动筷子。
　　张臻所以能够得到商人的拥戴，与他良好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他“为人也慷慨自许，急人所难，义所宜施，挥金不吝”(12)，就是说，张臻豪爽有大丈夫气概，是个热心肠的人，若有急难，他解囊相助，从不吝惜；而且乐善好施，注重情义，在众乡友中有很好的口碑，大家跟着他都觉得心里很踏实。当时扬州也有另一个咸宁商人叫张克让，也因财雄而著称扬州，由于他住在扬州城东，大家都叫他“东张”。但这个张克让生性节俭吝啬，不喜散漫金钱、结交乡友，故“士之好义者不归焉”。由于张臻住在城西，大家都叫他“西张”，他性格耿直、注重友情，由于当时陕西盐商主要是输粟边疆，帮助国家加强边疆建设，得到国家赞许，张臻由此被授予七品散官，步入官商行列。他与“东张”不同，得官后花数千金在扬州起大屋，号曰“张园”，“日与朋旧置酒高会”(13)，张灯设宴，饮酒欢会，在扬州的陕西商人都“独尊尚公”，团结在他的周围，为巩固陕西商人在扬州的团结作出了贡献。
　　三、张臻在扬州活动的历史价值
　　张臻在扬州的活动，尽管王九思记载得还比较简单，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陕西商人在扬州的活动细节。
　　第一，纲商对于巩固地域商帮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措置。尽管明代初年产生的陕商、晋商和徽商都是利用明政府的“食盐开中”政策而兴起的商帮，但由于商人们输粮边地、勘和换取盐引后，要赴盐场守支贩盐。由于盐场产盐有限，商人守支数量较多，只好排队等候支盐。有一陕西盐商父子在扬州足足守候了15年尚未得到盐引，这就极大挫伤了商人们换引的积极性。加之，守支期间，商人们在扬州无所事事，饮酒作乐打发时光，也不利于商人的稳定和保证国家税收，更何况在扬州的地域商人，群龙无首，各自为政，散漫不羁，也无法形成巩固的商人团体。说明“开中制”为地域商人互相联引、共同走上经商道路提供了前提条件，但还不能保证地域商人形成稳定的商人团体。万历四十六年(1618)，江西人龙遇奇在出任两淮巡盐御史期间，大力推行盐法改革，实行“纲运法”。这一盐法改革，通过“纲商”将不同地域商人聚拢在他的周围，形成比较稳定的商人团体，这就为地域商帮的形成和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的平台。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商帮的出现是在“纲运法”出现以后，不无道理(14)。这可以从张臻的经营历史得到有力的个案支持。当时，张臻为“纲商”，有数百关中旅扬盐商聚拢在他的名下，这对于地域性商帮的进一步形成与巩固提供了平台，改变了此前群龙无首的散乱局面。
　　第二，地域商帮的组合始终采取了自愿的原则。尽管在实行“纲运法”后，由官府指定资本雄厚的商人为纲运商人，即纲商，但其他商人聚拢在什么样的“纲商”周围，却取决于商人们自己的选择。当时旅扬的陕西盐商中，财雄邗上的并非张臻一人，同为咸宁商人的张克让也是资本雄厚的商人，号称“东张”，但由于他生性俭啬、不喜交结，故人们“好义者不归焉”，而张臻生性豪爽，不以金钱为重，喜好交结乡党，为乡人的利益办事，甚至乡党们的婚丧娶嫁、各种矛盾都要他去调节，故商人们“独尊尚公”。这就充分说明了地域商帮的形成一开始就遵循着自愿的原则，体现了商帮是商人们自我管理的自治团体性质。
　　第三，张臻身上充分体现了陕商的特征。张臻之所以能得到扬州陕西盐商的共同拥戴，正像王九思所指出那样，“不独以财雄也”，而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为乡党们所折服，团结和吸引了同籍商人。张臻性格豪爽、急公好义、急人所难，这些都体现了陕西商人良好的道德素质，满足了陕西乡党对优秀商人品质的诉求，人们才愿意推举他为大家的同业领袖。而张臻热心为乡党们服务，“关中人贾扬者……婚丧及诸不平，皆往质公，客中大做会，公未至不敢举箸”，已经透露了地域商帮作为同籍商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难相扶持的商人共济团体性质。也说明明代以来产生的地域商帮，是由优秀的商人领袖领导的商人集团，而非松散的乌合之众。
　　①乾隆《富平县志》，乾隆四十三年刻本，卷2，《人物》。
　　②宋应星：《野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2。
　　③刘于义：《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13，《盐法志》。
　　④张海鹏：《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24页。
　　⑤雷梦水：《中国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4，第1124页。
　　⑥雷梦水：《中国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4，第1124页。
　　⑦张海鹏：《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37页。
　　⑧万历：《扬州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卷2。
　　⑨雷梦水：《中国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4，第1131页。
　　⑩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11)王九思：《渼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卷15《明故七品散官张公墓表》。
　　(12)王九思：《渼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卷15，《明故七品散官张公墓表》。
　　(13)王九思：《渼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卷15，《明故七品散官张公墓表》。
　　(14)范金民：《明清地域商帮的形成》，《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