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陕西泾阳，有一个号称“大簸箕”的巨富，他就是泾阳桥底镇大簸箕柏家。柏家的创业人是被称为“活财神”的柏筱陂，他在明清中国商界演绎了用“大簸箕装银子”的财富神话。
　　一、陕西的县，泾、三原
　　在1935年陇海铁路没有延展到西安以前，政治城市、经济农村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使泾阳、三原成为西北“茶叶、水烟、布匹、皮货和药材五大加工运销总汇”，始终保持着“西部经济中心”的优势地位，号称“中国西部华尔街”。直到民国，陕西流传的民谣是“陕西的县，泾、三原”、“宁要三原，不要西安”。
　　泾阳素为陕西壮县，有发达的农业资源，“峨仲耸于北，泾水环其南……平畴旷野，村落相连，有河渠之饶，岩寨之险，每夏秋间，烟腾云绕。禾麦盈仟”，①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泾阳成为陕西省经济中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泾阳“政繁而道冲”②，水陆交通发达，南有泾河舟楫之便，上溯可达长武直入甘肃平凉；东南顺流而下，直通潼关、蒲津；北有富平之路，可通耀县、同官，连接延绥；西有礼泉之路，直趋凉甘，使泾阳成为西北交通要冲。加之有水泽之利，泾河之水熟泡皮张，逾恪轻软；所用井水味咸，焙炒湖茶味色特殊。
　　这些天时地利的便利条件，使泾阳在明清之际的五百年间始终保持着西部“经济中心，烟茶总汇”的高位。由甘宁运来的皮货需在此借泾水熟皮硝制；由湖汉输入的茶叶需在此炒制压砖；由陇甘输入的水烟叶须在此刨制成丝；东西部流转的镖银须在此汇划解散，使泾阳“唯系商贾云集之区”③“湖茶、兰烟、甘宁皮货聚集之地，成为沟通南北货物装制转运之枢纽”④。明清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呈现着“过客如云集，佳人拾翠来，有村尽竹树，无处非楼台”⑤的景象。
　　泾阳是湖茶焙制中心和陕甘茶叶转输枢纽，到清中叶经营茶叶的规模相当大，“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而行，捡茶之人亦有万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经营茶业的茶店、茶号“甘引者54家，陕引者32家，共86家”，每家“所用人工忙时多至百人”，百余年来，国课民食，获利无穷。
　　泾阳又是西北烟叶刨制加工中心。在乾隆初年泾阳已有专制烟叶的烟坊，嘉道后有数十家厂商，雇工人数亦有数千人之多。由于刨烟丝的推刨购自富平，而富平又是陕西最早植烟的地区，因此水烟的制作很可能清初创自陕西。太平天国后，泾阳水烟业迅速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光绪时陕西人在泾阳办的“青烟坊”，大厂如一林丰、义聚隆、祥盛和、天生德、德泰盖、协和成、福源厚、正兴泰、合顺成、兰草芳等烟坊，均为大荔县人所经营；聚兴泰、德记、德性瑞、福生德等烟坊，均为朝邑人所经营。其中一林丰、协和成“资本达一百万两银子”，成为水烟业中的佼佼者。
　　泾阳更是西北皮毛加工中心。清代的陕西皮货商多设硝皮作坊于泾阳，泾阳“借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因此，早在清乾隆以前，皮业就开始兴盛。始有李松林、魏德润等在百谷镇建起皮行数十家，相继经此业者越来越多。连县城西北的南强村，县城东北的封家村一带也建起了好多作坊。最盛时泾阳的皮货作坊30～40家，皮工齐聚不下万人，称为西部皮货加工贩运中心。
　　《泾阳县志》载，当时泾阳有集镇11个。县城还出现“至晓乃散”的夜市和日市俱出的早市。由于水运的便利，这时“湖茶”已上升为主导地位。泾阳茯茶这个时期渐渐在加工制作中出现。随着茶叶加工转运量的不断增大，也促进带动着相关产业发展，小加工厂、作坊、脚夫、堆垛坊、廊屋、客店，烟商、棉麻商、盐商、皮商、药材商相继诞生。《泾阳县志》载，当时大宗商品主要是湖茶、兰烟、毛皮、药材、盐类。此时泾河上有九个大渡口，纤夫成群。泾阳县城中现有的骆驼巷、麻布巷、堆垛场、四茗楼巷、粮集巷等，就是当年流传下来的。清康熙五年，江南名人屈大均游历泾阳县二月二日汉堤洞(今三渠镇雪河堤洞村)东岳庙会写道：“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故奢丽相慕交……妇女结束如三吴。”⑥
　　这些优越的经济条件，使泾阳自明代以来就是陕西的壮县，产生过许多名闻关中的高赀商人。其中泾阳桥底的大簸箕柏家是经商发家比较早的典型代表。而柏家的创业人就是柏筱陂。
　　二、柏筱陂的经营历史及其商业规模
　　柏筱陂的经营状况在清代乾隆《唐市志》中有所记载：
　　唐市(即今江苏省常州市唐市镇)“柏氏为巨富，已历三代……万历天启间，柏筱陂号称唐市首富，有占地四十亩的‘柏园’，建于天启年间，豪华无比，凡关中骚人、墨士、琴师、棋客咸集于中，园之主人每夜张灯开宴，家有男女梨园，按次演剧”⑦。
　　这只是记载了柏家在南方贩布时的情形，而据柏家自家人讲，柏家最初是三原人，后来移居到泾阳王桥桥底镇。在明代做簸箕生意起的家，由于他家做的“大簸箕”在泾阳很有名，所以人们称他家为“大簸箕柏家”。经柏家几代人的奋斗，到柏筱陂这一代发展到鼎盛时期，主要是在江南贩布，在西北贩茯茶和皮货，他们家在苏州、武汉、上海、北京等拥有各种门店和当铺、票号，甚至在日本也拥有分店。尤其是在江南产布的一些著名市镇都有柏家的字号，使泾阳大簸箕柏家在江浙一带很有名气，是那时陕西布商在江南的“通行领袖”。陕西布商多齐聚他家在唐市的“柏园”，每夜张灯开宴，热闹非凡。至今唐市镇还流传着柏筱陂“活财神”的传奇故事。据说有一年邻近唐市的太仓沙溪镇开迎神赛会，一富绅在船头置一赤金狮子，颈上套一条金链条，并放话说：“有名的‘金唐市’，怎么连系缆的地方都没有？”此话传到柏筱陂耳中，随即叫人去铸金桩，又将金桩打在富绅的船边。从此，“活财神”柏筱陂名声大振。至今，唐市仍有个叫金桩浜的地方。柏筱陂筑有40余亩地的豪华花园“柏园”，里边假山泉水、亭台楼阁、回廊曲折，其规模在江南园林中少见。清乾隆间唐市人倪赐所纂《唐市志·园亭》曾记述柏园为“天启时柏筱陂辟”及“园内池台假山林木之胜与园主会客宴请之乐谷”⑧。后来，柏家还在苏州山塘街买了一条巷子，叫做“柏家弄”，就在苏州陕西会馆的旁边。据《苏州山塘街介绍》载：“雍凉公墅(山塘街508号)在金家弄口，即全秦会馆，又名陕西会馆、陕甘会馆、雍秦会馆。清乾隆年间西安商人创建。原有殿宇楼阁山水园林，现仅存偏殿三间，另有青石覆盆式大殿柱础四只。碑刻有乾隆十七年《苏州新建陕西会馆记》和乾隆、嘉庆募修碑等，堆放在夹弄内。”此时柏家的生意烈火煎油，红星高照，柏家在上海、汉口、成都、重庆、甘肃及西安、三原等地都开有商号，经营着京广杂货、钱庄、药材、当铺等，成为当时泾阳县的巨富之一。据柏筱馀先生的孙媳妇讲，她在服侍柏纪会先生(柏筱馀先生的儿子)时，听柏纪会先生所讲，他家生意好的时候，每到年关将近，全国各地分号的掌柜便压着银两车、带着账本来柏家村结算当年账目，所运银两要数人用大簸箕端往银窖，据说柏家每年的账目结算往往达一月之久，方能结清！这就被外人传成了“柏家用大簸箕往银窖里端银子”的说法，成为“大簸箕柏家”来历的又一种版本。
　　柏家到了清末柏筱馀这一代，生意已经大不如前，但还保持着泾阳首富的位置。他家在四川办有“天成德”商号，另有二十余家分号，水田、房屋、竹林山场多处，在陕西、甘肃、汉口、上海都有字号。尤其是出了柏筱馀这位辛亥革命的义士，成为陕西近代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
　　柏筱馀，讳惠民，字筱余，一字效愚。其父讳森，字子余，清岁贡生。为了培养柏筱馀，他不惜优礼重币为儿子延聘名宿，授以名家之学，使柏筱馀知晓了精忠报国的道理。柏筱馀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慷慨解囊，“于辛亥鼎革之际，赞襄革命，热诚澎湃，屡输巨费，古人所谓毁家纾难者，何多让焉”⑨。他给民国革命捐赠了4门大炮，1万只枪，并在五峰山上修建了私人兵工厂为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制造武器弹药。他仗义疏财资助民国革命。于右任躲避清政府的追捕，在其家居留达三年之久，每天无偿提供吃住还有练习书法之笔墨纸砚，及于右任办杂志宣传孙中山先生思想等的费用。再后来民国元老们便在他家的花园——“水榭厅”里举行策动辛亥起义的秘密会议。柏筱馀终因疏于家事管理而导致生意失败，后因债务缠身而锒铛入狱，被营救后贫困潦倒，在一片萧索悲凉之中染病离世。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专门为其书写纪念文字，还专嘱他的好友高友明先生为其篆刻纪念碑，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三、柏筱馀留下的精神遗产
　　柏筱馀生于民国定鼎的离乱之世，他以一富家大少的身份，咸与革命，为推翻满族贵族统治，破财解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贵的精神遗产。
　　(一)高风亮节，心怀天下
　　柏筱馀虽然出身豪右，却能心怀天下，他曾在一封致于右任的书中阐明了自己思想的转变，“余原籍泾阳，生于三原，始就傅泾阳北乡，11岁复入三原读书，18岁后往来泾原三大书院间(味经、祟实、宏道)，自髫年迄壮岁。一时志同道合之学友，以学问事功相砥砺者多有所表见于世，其忧郁而死墓有宿草者亦不胜其悲。天定胜人欤，吾知之矣，环境之造成也，以渐而群生感受也。至酷百余来吾国材智之士，力不能竟其业，学不能得其地，才不能致其用，穷苦捆扼，中道而仆者，乃社会之普遍现象，而北方尤甚。余之得友其人及身闻见其行事者特千万分之一耳，昔在北京吊茹怀西诗：‘九原莫道人情薄，老友吞声送纸钱。’今之濡毫作记，亦吞声纸钱之意也”⑩。正是这种解国民于倒悬之中的历史使命感，使他能够依然居家破财，慷慨赴难，为推翻满清贵族统治作出了贡献。就是在他因家事拖累身陷囹圄之际，依然身贫志刚，保持着清亮的人格。柏筱馀破产后，生活艰难。亲友观之，无不为其感慨。他反而安慰亲友说：“你们没有听到老百姓哭天喊地的悲泣声吗？我比起老百姓来，还是处在天堂呀！”遂吟道：“天地为庐舍，精神寄太虚，形迹虽萧条，吾乐亦如昔。”有一次邓宝珊和几个老朋友去探望他，他照常询问国家大事，闻胜则喜，闻祸则忧，对私人的事却一概不提。后因病势日重，身体日衰，遂又返回故乡静养。1940年3月21日，惠民病逝，终年53岁。
　　(二)热心公益，建设家乡
　　柏家富而好行其德，不因富贵而凌厉乡里，而是乐善好施，造福乡关，在泾阳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
　　柏家所在的桥底镇，临近泾河渡口，为通甘大道，因多年失修，坡陡路滑，遇霖则泥泞载道辄有覆车之厄，人畜多殒，行旅苦之。柏筱馀见状，慷慨解囊，捐巨资，用工三月，修葺整理，乡人便之，得到陕甘总督的嘉奖。
　　柏筱馀孙媳妇讲述了这样一件事。那年她突然得病，听说南原上有位老大夫医术高明，便慕名而去。时老大夫80余岁，对于一般病人早已不再接诊，听说是柏家来人，便忙打问与大簸箕柏家是何关系，听说是柏筱馀的孙媳妇，忙说：“别的病人可以不接，但对于柏家的人是绝对不能不接的，当年南原上的穷人家里死了人，便去柏家，柏家无一例外地为其置办棺木。南原上的穷人死了都是柏家给埋的！”老大夫激动地边说边为其诊断，“回家后吃了几服药，我就能洗衣做饭了”。
　　柏家乐善好施的家风，代代有人，传留直到其孙。其孙前几年身患绝症，当他闻听村子修路，便要将其节省下来的1000元钱捐给村里。当时他已行动不便，遂令其弟代捐，其弟叫来村里干部，在老人的内衣中取出1000元钱交给村领导。《华商报》等媒体闻讯赶来报道了这个感人的故事。西安一家医院闻讯后打来电话表示，老人若在，他们将免费为其治疗。然老人在捐出那笔钱的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一段故事给后人去怀念！
　　(三)怀我族类，培育英才
　　柏家的乐善好施绝不仅仅是惠及自己的乡党。作为中国历史的新一代先行者，柏家人以天下为己任，心怀吾族吾民。1912年5月，柏筱馀派王悟尘身负机密使命回陕，并嘱咐王到其家取银5千两，用以救济泾河沿岸遭受水灾之民众。同年，安徽沿江数十县因暴雨袭击，成了水乡泽国，惠民又捐金3千两，派人分路救济灾民。时又逢广州起义失败，72烈士以身殉国不久，许多在广州求学的青年学生纷纷退学，各回本省推进革命。他按规定日期，在上海克复学报社招待陕、甘、川籍学生，酌情资助了路费，并联合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南等地在沪同仁，组织同乡会予以声援。他又与赵菊樵、励树雄、徐郎西组织“平民救济会”，提倡工人储蓄，用以救济贫危。
　　柏家深知救民以鱼不若给民以渔。他们将摆脱贫困与培养人才连接在一起，认为开发民智、教民知识才是治贫的长久良方，因此，十分注重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清光绪年间，陕西遭受饥饿灾荒之后，大量青少年辍学。柏家后人柏惠民以自己力所能及的私财，当即在本村兴办了效愚女子小学和男子小学各1所，并在泾阳桥底镇创办了惠民高等小学。这些学生所用的课本、文具、制服等，全由柏家发给。此外，柏家还在西安开办了三育学堂和西岳庙女子小学，在三原设立了英(语)、算(术)专修学堂。同时又捐金万两，作为泾阳的教育经费基金，用以扩充校舍、购买设备之用。对于柏家这种热心兴学、赞襄教育的精神，当时的泾阳县令蔡元儒和陕西巡抚曹仲铭，分别给柏家挂以“文明先导”和“信古好礼”的匾额，并为柏筱馀捐款兴学特专折保奏清廷，奉旨赏戴蓝顶花翎，加封道员衔。当人们都以此向其祝贺时，他只是一笑了之。
　　①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华书局民国23年影印本，卷493。
　　②《续修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1932年刻本，卷45。
　　③卢坤：《秦疆治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④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油印本，第19页。
　　⑤屈复：《弱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6，第41页。
　　⑥屈大均：《翁山文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2，《宗周游记》。
　　⑦乾隆：《唐市志》，1957年抄本，卷1，《园亭》。
　　⑧江苏省常州市唐市镇政府网，“历史名人”。
　　⑨高又明：《泾阳柏筱馀先生纪念碑》，该碑现在泾阳桥底镇柏家村。
　　⑩《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一日于右任记于成都西门外高埂子寓庐》，见高又明：《泾阳柏筱馀先生纪念碑》附录。